“中国制造”巨浪……
很多年前，民间就有两句传说，叫做：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就会出现温州人。
温州人很有个性，他们知命而认命，信命而不受命的特征，他们总能从没有市场处找出市场，从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市场混乱中寻找商机，从鲜为人知的边缘经济的夹缝中杀出一条血路，从而创造了人人皆知的现代版的经商神话。
温州人还有一个特点，他们除了要比自己的邻居富有之外，没有别的使命。赚钱和比邻居更富有的欲望，控制了他们的全部思想和行为。
而以上的性格决定了温州人抢占邻居的“便宜”及喜欢张扬的个性。温州人从来都喜欢标榜自己，他们即便干着最低贱的活儿、吃着最不能忍受的痛苦之时，也从不放弃向外宣传自己是温州人，这一点让人格外敬佩。
近邻的台州人则不一样。台州人因为过去没有多少人知道“台州”这个地名外，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原因是，历史上的台州是“贬谪之地”，故而这里的人不愿声称自己是台州人。笔者本人就遇到过这样一件事：十几年前，我正在编著一套《 中国英才 》丛书，那时我知道北京的红桥市场已经有了一个很具规模的浙江人开的珍珠市场，因为那时经常在报端看到外国政要到中国访问，会到红桥市场买中国珍珠，比如英国女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总统克林顿等。有一天，我在编辑部见到一位长者前来拜访，他操着一口浓重的浙江话，他说他是在红桥卖珍珠的温州人，他掏出一张名片给我，从此我知道了这位叫陈宜根的长者，他就是在北京红桥市场名气很大的“珍珠大王”。
因为陈宜根一直称自己是温州人——很惭愧，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中国有个台州。老陈后来入了我编的《 中国英才 》丛书。他的事迹很不简单，即使是现在，不用看介绍他的事迹文章，我也会说出个大概：他老家盛产珍珠，1987年时，年已花甲的陈宜根带着儿子独闯北京，父子俩先在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3楼租了一只柜台，做起了珍珠生意。之后又搬到红桥农贸市场，摆下了浙江人在北京开设的第一个珍珠项链摊位。不料陈老先生的珍珠生意越做越红火，并成为京城一景。那时即便是首都北京的老百姓生活也很一般，开始爱美的女同志们能有一条价格在100元左右的珍珠项链是件十分惬意的事。陈宜根的生意就这么火了起来。后来他带着老伴、女儿、女婿和外孙女一起都进了北京，之后又把村里的人、邻村的人都带到了北京，“温州人”在京城卖珍珠卖出了名。1992年，陈宜根把珍珠弄进了人民大会堂展出，中央领导和夫人，对陈宜根他们的珍珠大加赞赏，有中央领导还为陈宜根亲笔题写了“珍珠大王”四个字。陈老先生很会做生意，他把与领导人的合影和人家给他的题词往小摊上一放，于是那些逛红桥商场的国内国外的游客纷纷慕名而来。后来他的珍珠摊位，成了外国总统参观红桥市场的必到之处，尤其是随访的总统夫人们对又便宜又光艳的中国珍珠更是爱不释手，更使陈宜根这个“珍珠大王”的名声威震四海。他带的一批浙江徒弟有的成为国内外名望贵族的常客，如白茹芳、童建红、茹培培等“珍珠女”现今都成了跨国公司的大老板。
因为写此文，我到了陈宜根老家温岭采访，才知我十几年前就认识的这位“温州人”，原来竟是台州人！
“过去在外经商的温州人中至少有一半是我们台州人。那时台州没名气，我们说了自己是台州人，别人会再问台州在哪儿，有的甚至以为台州是不是在台湾。所以久而久之，在别人问我们是哪里人时，就不说台州人了，干脆说自己是温州人。台州人吃亏就在这里，在前二三十年里一直是这个样……”台州人谈起这事，至今仍有些苦涩。
“可我们台州人比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务实肯干，性格里有股硬劲，从不好高骛远，也不好大喜功。追求富有，改变贫穷命运，是支撑我们自身的一种精神力量，也是我们日益进取不竭的动力源泉。一般的台州人都会有一股雄心——因为过去我们都很穷。”有位台州经济学家这样说。
他的话使我联想起一则法国故事：传说有位法国年轻人，他从小很穷。后来他以推销装饰肖像画起家，在不到十年时间里跻身于法国50大富翁之列，成为一位年轻的媒体大亨。不幸的是他因患绝症于1998年去世。在他去世后，法国一份报纸刊登了他的遗嘱。在这份遗嘱里他说：“我曾经是一位穷人，在以一个富人身份跨入天国的门槛之前，我把自己成为富人的秘诀留下，谁若能通过回答‘穷人最缺少的是什么’，而猜中我成为富人的秘诀，他将能得到我的祝贺，我留下银行私人保险箱内的100万法郎，将作为睿智地揭开贫穷之谜的人的奖金，也是我在天堂给予他的欢呼和掌声。”这家报社后来收到18000多个人寄来的答案，这些五花八门的答案中大概有三类：一类认为穷人最缺少的当然是钱，有了钱穷人便不再穷了；另一类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没有机会，有了机会就可能不再穷了；再一类认为穷人缺少一技之长，有了一技之长就可以改变贫穷。也有人说穷人最缺少的是帮助和关爱。在这位富翁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律师和代理人打开了银行这位年轻富翁的私人银行保险箱，公开了他的致富秘密。他认为：穷人最缺少的是成为富人的雄心。有一个年仅9岁的女孩猜对了，因此获得了100万法郎。这个女孩在领奖时说：每次我姐姐把她11岁的男朋友带回家时，总警告我说，你还小，不要有什么雄心！于是我想，也许雄心可以让人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所以我想穷人最缺少的可能是成为富人的雄心吧！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也有不少这样的女孩子。她们无论在炎热的夏天，还是在寒风刺骨的冬季，三三两两地散落在城市的每一个马路边，或者在商场的路口和学校的校门前。她们的身边，是一台手摇的补鞋机，几乎着地而坐的她们以最低微的姿态、以最热切的期待，招揽着每一个需要补鞋或者捎带擦鞋的人。这种情形在北方居多，在寒冷的冬季居多。在那个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做生意、甚至把生意当作“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初始阶段，我们到处都能看到这些“补鞋匠”，他们遍布了全国各地的每一个城市的每一条街头……这样的“补鞋匠”，有姑娘，也有小伙子，有三四十岁的小媳妇，也有四五十岁的庄稼汉。他们总是在我们的视野中，并且深深地烙在当时的中国人心目中——因为没有哪类人能像他们那样不惧风寒、不分时光。当第一辆公共汽车驶过行人稀少的马路时，路边的补鞋机和补鞋人已经静静地守候在那里；当风雨交加、寒气逼人的夜晚驱赶着街头的最后一位行人时，你只要想补鞋，就会找到马路边或公共汽车站边的补鞋匠，他们正在那儿等待你……在那个年代里，我在北京多少次看到冬天的寒风里或者是沙尘天的黄昏下，那些在街头补鞋的“补鞋匠”，哆嗦着一双冻得皮开肉烂的手，一手捏着鞋，一手握着针地在为别人掌鞋。他们只收一块钱，有人看着他们可怜，想多给一块钱，可“补鞋匠”们会毫不犹豫地把多收的钱还你。对这样的情形我几次觉得不可理解，于是有意前去问“补鞋匠”，他们的回答让我更加吃惊：“这回多收了你的钱，下次让我怎么再跟人做生意呀？”
浙江人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尚不知做生意为何物的年代，就已经在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开始了为赚一分钱而不顾艰辛、不知疲倦的人生轨迹。浙江人做生意不怕吃苦，勤奋精明，当然后来也出现了“浙江人做假货”的一阵风潮——必须说明，是极少数的浙江生意人败坏了声誉。
从风靡全国的“补鞋匠”到撼醒中国民营经济并形成举世瞩目的“浙江精神”，温州人扮演了前台的主要角色。然而中国人至今仍然并不清楚在这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浙江精神”中，其实最重要的角色应该是台州人，因为在当年的众多“温州补鞋匠”中，至少有近一半人是台州人而非温州人；而更加重要的是，那台引领浙江人走遍全国并致富浙江及影响十亿中国人共同致富的补鞋机，其发明人是地地道道的台州人！
制造第一台补鞋机的人叫管康仁。
我见到管康仁时，这位曾经引领浙江人走向富裕的“浙江制造”之父，现在住在他的老家台州市中心区的椒江区下陈镇的一个叫水仓头村的地方。椒江区原属黄岩市，这里有着传统的经商风气，民间经商之风在数百年前就很有影响，与下陈镇近在咫尺的路桥，是浙东有名的商贾重镇，历史上就很有名。那天我去见管康仁时，对一个现象很吃惊：在弹丸之地的下陈镇水头仓村，竟然看到中国驰名、打下世界缝纫机七分天下的“飞跃”、“杰克”等几十家缝纫机厂！
现在的管康仁管着一家很小的缝纫机企业，每年生产约2万台缝纫机，与如今年生产已达百万台、销售额超100亿元的“飞跃”等企业相比，管康仁的“求精针车有限公司”，既显得落后又显得很不起眼，但在台州、在有“世界缝纫机之王”美称的水仓头和台州下陈镇，谁也不敢轻视了管康仁。1941年出生的管康仁，对我的来访感到有些突然，他在那间窄小脏乱的办公室外接待我时，第一句话便问：“你大作家怎么不到‘飞跃’那儿去？却来我这儿干吗？我这里没啥可采访的……”当我告诉他“到台州，不采访你这位‘浙江制造之父’就是一种对历史不负责任”时，他老人家显得很激动，忙说：“我有啥值得你劳神的？实在没有啥说的。”
“就说说你当年怎样搞出第一台补鞋机的。”我直奔主题问他。
管康仁显然动心了，这可能正是他一生最得意的事之一。“这个可以讲讲。”管康仁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看得出他对自己的现况并不满意，对自己的历史倒是另一番态度，并且一说起来便滔滔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