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王淦昌感到该是自己出击的时候了。他认为不能用中微？的电离效应来探测它的存在。测量放射性元素的反冲能童和动量是能够获得中微子存在的证据的惟一希望。因此他建议用失电子俘获的办法探测中微子的存在，指出当一个…类的放射元素，不放射一个正电子，而是俘获一个失层电子时，反应后的元素的反冲能嫌和动最仅仅依赖于所放射的中微子……只要测量反应后元素的反冲能量和动量，就容易找到放射出的中微子的质董和能量，由于没有连续的射线被射出来，这种反冲效应对所有的元素都是相同的。
用电子俘获金色小子中微子！王淦昌以其天才物理学家独特而敏锐的见解，开启了20世纪一项伟大发现的大门。当他睿智的冃光从容地走进这扇大门时，遇到了他难以逾越的大山，那就是战乱使他无法进行最起码的实验。由于抗战开始浙江大学在短短几年间―连搬迁了六个地方，最后到贵州湄浑落脚时整所学校实际上是个空壳了，要什么没什么。师生和家属只能住山洞，至于教室都是临时搭建的小茅棚或天然溶洞，附近的几所寺庙是当时浙江大学惟一像样的殿堂。校长樊可桢对王淦昌的物理实验给予了最优厚的关照，在一个破庙里落座。谁都知道，一项极其高精度的科学实验，没有最好的实验条件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实现其结果的。王淦昌并不澳丧，尽可能创造条件进行不懈的探索。当时敌机天天轰炸，整个学校的上课时间不能保证，说停就停。俏王先生对自己的实验从没停止过。敌机來了，别人都躲到山洞去了，他一个人还留在破庙全神贯注地搞他的测试。有一段时间王先生得了肺病，他老伴为了给他补补身子，养了只奶羊，可当时王师母还要带3个孩子，忙不过来。王先生身为大教授，竟然每天在去双修寺进行实验时，有时还要牵着那头奶羊，因为寺庙前有块草地可供奶羊吃草。我们同学们开玩笑地称王先生是牧羊科学家……当年老浙大的人给我讲述了王淦昌的这段奇闻轶事，听后让人又新鲜又心酸。生活与环境的艰难并没有使王淦昌放弃他的科学实验，他在教学的同时不停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实验，俘获世界物理学界人人都想获得的金色小子中微子。然而闩本帝国主义的炸弹与封锁使王淦昌无法把自己俘获中微子的方法得以实验成功。为此，他不得不把他的方法写成论文投给了国内的中国物理学报。由于战争，这家杂志根本没有经费印刷，王淦昌只好将稿寄到美国的物理学评论杂志上发表。王淦昌对此不无遗憾地说：我在科学的道路上从来敢想问題，也想得很多，我坚信用自己的办法能俘获中微子，但抗日战争国内的条件不具备，所以这实验只能让别人去做了。
当王淦昌的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于1942年1月在美国物理学评论上发表后，立即引起美国著名物理学家阿伦的注意，他随即按照王淦昌的建议进行实验，并一举获得成功。这就是有名的王淦昌一阿伦实验。10年后，阿伦与另一位物理学家戴维斯一起正式确定了俘获中微子的完整实验。又过了近40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995年将当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颁发给了当年进行成功实验的美国科学家。王淦昌对此没有半点遗憾，相反他得悉消息后很为美国同行感到高兴。他说：物理学的成就还是应由实验证实的，荣誉也应该给予那些最后做出结果的科学家。可见王淦昌作为一名中国科学家的宽阔胸怀。
中微子的发现，使诺贝尔奖又一次与王淦昌擦肩而过。对此，他有如下见解：由此看来，诺贝尔奖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获得此项奖项。一是要选准课题，确有重大理论或实用价值;二是要锲而不舍，持之以恒，花上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工夫。王淦昌生前留下的这段话，值得中国科学家们认真地品味和理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场以苏联红军出兵和美国人在口本扔下两颗原子弹而告终。就在日本举起白旗投降时，王淦昌应浙江大学学生的要求，作了一次题为关于原子弹及其原理的报告，引起同学们的浓厚兴趣。后来成为中国核武器试制中坚的程开甲等一批当年的浙江大学学生，大多是受了导师王淦昌的这堂谋的影响而将一生献给了中国的核事业。然而王淦昌本人当时并不清楚自己竞然要亲自动手研制中国的原子弹。在浙江大学同学为王淦昌庆货40岁生日不久，中国的这位风华正茂的物理学家和著名学者受浙江大学所派，前往大洋彼岸的加州大学作访问。一年之后，正在国内的吴有训先生兴奋地告诉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出了一本百年科学大事记，中国能列人其中的人只有王淦昌和另一位物理学家彭桓武也是后来中国的原子弹主要研制者。
中国的希望，淦昌也。竺可桢抖着小胡子，情不自禁地摇头晃脑起来。
此时的王淦昌无可非议地成了有国际影响的著名科学家。1950年，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邀王淦昌赴京主持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组建工作，并全面启动新中国的核物理科研。王淦昌感到内心无比舒畅，尽管当时条件并不比解放前好多少，但完全可以按照物理学的本身规律进行理论与实验工作了，这对历经了十几年战乱的王淦昌来说是太宝贵了。因为如果不是那十几年的战乱影响，他早已把诺贝尔奖牢牢捧在了怀里。
90高龄时的王淦昌回忆起解放初期的工作情录时，两眼闪着光芒：那时我们整天觉得有使不完的力量，有干不完的活。根据国家的统一部著，当时的核物理学向着理论物理、原子核物理、宇宙线、放射化学等4个基础领域的方向挺进。通过对宇宙线的观测，发现新粒子并研究其性质，是王淦昌多年的夙愿。1954年，他和助手们在海拔3185米的云南落雪山成功地建造了我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室，第二年就利用自制的设备，完成广一批科研实验，论文一个中性重介子的衰变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国际宇宙线物理会议上宣读后引起各国问行强烈反响。当时与王淦昌同时歼展宇宙线研究的两位苏联院士在帕米尔高原上也建了一个宇宙线实验站。这两位苏联专家好大喜功，用自己设计的一套电子系统操作，不久就声称已发现―种叫变子的新粒子，因此在苏联走红，获得斯大林奖金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王淦昌对苏联同行的成果表示怀疑，便重新实验，结果他认为仅凭--个电子信号就断言有什么发现实在太草率了，并当即在公开场合表示苏联人的发现靠不住。这是什么年代，王淦昌竟敢对已经获得斯大林奖金的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成果说三道四？但后来许多科学家都证实了王淦昌的判断是对的，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变子。儿十年后，物理学家、院士何祚庥说：这件事当时在我心灵引起的農动是巨大的。我—是惊讶苏联人居然也有不成功的事情；二是从心底里佩服王老敏锐的科学洞察力。在那时的政治背景下，王老对苏联科学家的直言批评，充分体现了他追求真理、崇尚实践的政治勇气和科学精神。这件事给我的启迪是，对科学问题的评价不能政治化，不能用政治观点去评价科学发现。这个原则我们应该永远牢记。
王淦昌的行为和何院士的话发人深省。
1956年9月，壬淦昌在奠斯科出席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成立大会后，中国政府给他下达了一项特殊使命：留在这个研究所，与苏联同志一起利用这儿世界上最先进的高能加速器进行更好的科学研制工作，新中国也迫切需要核物理科研成果，说不定以后我们还要搞更重要的核科学工作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出现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种有你就没有我的冷战状态，必然造成两大阵酋之间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激烈攀比与斗争。特别是以原子弹为标志的核武器的诞生，使与核武器密切相关的核物理实验研究变得更加抢手。为了对付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苏联政府制定了帮助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核物理基础研究的计划，杜布纳研究所的成立便是实施这一计划的首要部署。中国政府不失时机地选派了最具发展潜力的核物理学家到此进行充电，除了王淦昌外，还有周光召和丁大钊、胡宁等。此时，王淦昌的学生李政道和另一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先生一起在美国留学期间，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揭示了弱相互作用的性质，从而获得这一年的诺贝尔奖。王淦昌既为自己的学生高兴，同时也憋着一股劲：努力工作，争取为国家早日伞出成果！
从1956年9月到1960年12月24日离开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4年多时间里，王淦昌认为这是他生从事科学实验工作最得心应手的好时光，不仅因为这儿的生活条件很好，比在柏林大学留学和在浙江大学工作时不知要好多少倍，更重要的是这儿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高能加速器。美国人在1955年有了第一台60级高能质子加速器，伹苏联这台高能加速器是100级的，超过老美的级别。有高能加速器就意味着可以在研究反粒子领域获得最快捷的途径，美国科学家张伯伦和塞格雷仅在美国高能加速器建成几个月，就利用它发现了反质子，因此获得诺贝尔奖。苏联高能加速器是最高能董的加速器，在当时，世界物理学界谁拥有了高能加速器，谁就可以去拥抱诺贝尔奖，谁就能主宰东西方世界。杜布纳联合研究所的建立，就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希望利用最先进的技术设各与西方世界在尖端科技领域搏一搏。在刚到杜布纳研究所时，苏联朋友在用伏尔加葡萄酒招待中国客人时就流露出了这种强烈的愿望。
美国的张伯伦和塞格雷算什么？比起我们的北极熊，他们的高能加速器只能算小毛驴。小毛驴怎么能与我们雄健的北极熊较董？哈哈哈……苏联朋友自豪地拍打着自己造的100髙能加速器，用猩红的眼睛盯着王淦昌等中国朋友，半醒半醉地说道：我们一起……一起把美国佬赶到大西洋里，喂……喂鲨鱼去！密斯特王，知道你是了不起的科学家，我们全看你的了。啊，来来，为我们的苏维埃，为我们的斯大林同志干杯！
王淦昌不会喝酒，尤其是苏联的那种烈性酒，他一生中最多能喝儿口常熟老家的那种米酒，但在苏联朋友的座情邀请下，没喝酒心却快醉了！那天，中国专家第一次来到莫斯科郊外，王淦昌和周光召、丁大钊等漫步在四周是郁郁葱葸的原始森林的伏尔加河、杜布纳河边，顿觉心旷神怡。之后，他们再没有时间进行如此悠闲的散步了，每天必须有十几小时甚至近20小时站在那台庞大的高能加速器旁，或连续几天在见不着一丝光亮的云室内……王淦昌开始是作为课题组长指挥中国助手们的，后来担任了联合研究所副所长，手下不仅有中国科学家，还有前苏联、越南、前民主徳国、波兰等国的儿十名学者。王淦昌成了整个研究所的一名指挥官，一名向世界科学技术最前沿冲锋的指挥官。
在杜布纳研究所的那段历史，现今是共和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淦昌当年得力助手之一的周光召也有着难忘的感受。他说：我和王先生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时，他已经近50岁了，我们对当时迅速发展的高能物理都没有经验。王老作为中国组的组长，为了维护中国科学工作者的荣誉，组织大家从头学起。每天晚上在中国同志内部开展互帮互学，王老自己毫不例外，与大家一起学习，以能者为师，不耻下问。很快，王老领导一个小组建成了苏联当时第一个大型丙烷气泡室，并开展实验工作……我们都知道，一个年近50岁的科学家要转向新的学科领域，学习新的知识，是何等的困难。但王老以他高超的智慧、超人的精力和艰苦的学习战胜了困难，不仅完成了这个转变，而且很快就成了新领域中出色的专家。
王淦昌心里清楚，他作为中国组的组长和联合研究所副所长，身后不仅有一批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家，更有斯大林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看著他工作！当然，作为对手，美国人也在死死地盯着他。从当时的物理科学领域看，竞争也处在白热化状态。特别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基础科学中的物理基本粒子研究成了最热门的前沿课题，加上政治家们犴热的叫喊，对基本粒子与原子核之间相互作用及其转化规律性的认识，成了当时著名科学家最醉心的研究项目。王淦昌执掌的又是最大能董的加速器，不抢先研究出成果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王淦冯和杜布纳研究所的苜要任务是如何选择研究方向，这好比决战前的指挥方案，制定得好，就胜利了一半，反之就可能断送整个战役。由王乃彦院士审校，李瑞芝、孙晓光、常甲辰编著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中记述了当年王淦昌领导中国科学家和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们，利用苏联髙能加速器进行一系列实验探索和完成了一项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科学发现的过程。
王淦昌到联合研究所工作时，正是国际上利用高能加速器进行基本粒子研究的第一代工作时期。他以准确的科学列断力，根据当时面临的各种前沿课超，结合联合高能加速器的特点，提出了两个研究方向：一是寻找粒子包括发现各种超子反粒子，二是系统地研究高能核作用下各种基本粒子的产生规律。科学的发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理论預言的实验，这种发现是有既定方向的，只要选好枝术路战，一般来说会有所发现；另一种是带有偶然性的，就是在众多的实验结果中察觉到异常点，并进行确认，这种工作对实狻人员的要求就相对地更高一些。而且前者的科学发现，其价值一般比不上后者。王淦昌在设计研究课題时，对这两种工作都給予重视：新粒子的发现有一定偶然性，而利用人类所掌搓的实验资料研究基本粒子相互作用则必然会有结果。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