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发展防御和减轻重大突发性自然灾害的科技，在防灾减灾全过程体现科技力量，大幅度降低自然灾害，有效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是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在2008年6月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将依靠科技建立自然灾害防御体系纳入国家和各地区各部门发展规划，并将灾害预防等科技知识纳入国民教育，提高全民防灾意识、知识水平和避险自救能力。胡锦涛说，必须把自然灾害预测预报、防灾减灾工作作为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工作进一步抓紧抓好。"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国家紧急启动了一级救灾应急响应，调动全社会力量全力开展抗震救灾工作。在恢复灾区通信、勘察和评估震区灾情、打通运输通道、搜救遇难者、拆除灾区危房、医治灾区群众心理创伤、监控灾情发展和余震、运送救灾物资和伤员等工作中，科技赈灾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抗震救灾作出了重要贡献。
2.1科技赈灾的内涵
2.1.1科技赈灾的含义
科技赈灾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来看，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赈"就是救济的意思，故而科技赈灾即是指在应对各种灾害时，自然人、组织、单位等社会和经济主体，采取各种有效的科技手段和措施开展救助，最大限度地降低灾害损失。
从广义来看，科技赈灾则是科技对防灾减灾的救助支撑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技赈灾即是科技防灾减灾，也可简称为科技减灾。科技赈灾行动是通过采用科技一以贯之的支撑作用，将各种科学技术转化为防灾减灾的具体行动，最大限度地减轻与消除自然灾害负面影响的全过程。从层次上看，科技赈灾包括了灾前的科技防灾、灾中的科技救灾和灾后的科学重建，因此，建立良好的科技赈灾体系，是提高防灾减灾质量的主要保障。科技在进步，时代在发展，推进科技赈灾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只有加快科技赈灾的发展步伐，考虑安全与减灾的大局，才能开创减灾工作的新局面。
与一般赈灾不同的是，"赈灾"本质上是一个突发性事件的应对问题，"赈灾"不是常态工作，但科技赈灾必须常态化。从科技赈灾的角度看，比较重要的是建立并及时更新基础数据库（如人口、经济、交通、通信等，各方面的专家信息和联系方式等）、各种灾害预后估计与应对模型（如不同震级、震中的地震，飓风，洪灾，严重干旱等）等。灾害的预后估计对赈灾决策非常重要。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国外有一个灾害评估机构很快就计算出了可能的受灾范围、受灾人数、遇难和受伤人数等，而我们要在短时间算出这样的数据尚有困难。灾害估计是赈灾行动决策的基础数据，救灾的动员程度、力度和物资与人力资源调配都会依赖此数据。
与一般科技防灾减灾有所区别的地方在于，科技减灾反映了防灾减灾中科技所起的作用；而科技赈灾更体现了科技防灾减灾的一个重点，突出强调了"赈"字，即强调实现赈灾的主体外部性。如果说科技防灾减灾是个大系统，则科技赈灾可视之为一个子系统；如果说科技防灾减灾是个大的目标和要求，而科技赈灾可以视之为实现这一目标和要求的一种优化路径。科技赈灾的出现并非偶然，这是我国社会主义体制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客观现实所需。汶川特大地震的救援行动是我军历史上动用先进装备种类和数量最多的一次。卫星、生命探测仪、透墙雷达以及大型工程机械等先进装备，对提高救援效率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中，资源一号、遥感卫星一号和三号、北京一号、北斗一号、风云一号和二号等卫星，不间断地对灾区进行遥感、导向和气象预报；14种先进工程车辆，抢通道路，挖掘废墟；直8、直9、直11参与了搜救与运输工作，运7、运8运输机参与了运输，运12参与了遥感航测，运5则参与了防疫和喷洒作业，无人机在遥感航测方面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灾害发生后的较短时间内，各大军区之间，海军、空军、二炮和武警部队各军种之间，救援、工程、防化、医疗防疫、侦察、通信、气象等专业兵种之间均联合起来行动。相应的各专业、兵种的装备器材保障力量之间也相互协调与协同，密切配合，充分发挥出各自的效能。
由于这次救援行动装备需求量巨大，一个地区或战区的装备储备难以满足需求，因此，装备部门从北京、天津、辽宁、河北、河南、陕西、上海等地调配装备器材，并组织调运。有关部队通过摩托化行军、铁路输送、空降机降、水面机动等综合机动方式，在短时间内，向受灾地区投送了大量的救援装备，为救援行动提供了有力的装备保障。总装备部于2008年5月17日组织力量将国家发改委提供的价值近2亿元的工程机械和救灾设备器材，通过铁路、公路和航空运输投送灾区。2008年5月18日，首批起重机和内燃切割机等大型工程机械抵达灾区。此后，不断从各地调配各种大型工程装备、救援设备、洗消设备和维修器材补充调运至灾区，为夺取抗震救灾胜利奠定了基础。
随着当今我国新发自然灾害与次生灾害不断增多，并且往往是多种灾害在时空上交替并行，而科技资源的分布并不均匀，需要整合各方科技资源，其具体实践方式即构建整合科技资源跨区域科技赈灾模式，形成有序的联动机制、信息共享机制、援助机制、评价提升机制和长效机制。
2.1.2科技赈灾的目标与方向
目前，我国科技赈灾的发展目标是在加强自然灾害活动规律、形成条件研究的基础上，特别加强自然灾害勘查、评估、监测、预测、预报与防治技术方法研究。与此同时，还应加强自然灾害管理与信息技术研究，建立由自然灾害科学理论、自然灾害防治技术、自然灾害减灾科学管理组成的自然灾害减灾科学技术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依托高新技术的空基、地基和地下探测技术的监测技术系统；实现重大突发性自然灾害成因研究新的突破，提高预测水平；发展重大突发性自然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完成重大突发性自然灾害的危险性评估和区域划分；开展重大突发性自然灾害成灾机理和防御技术研究，建立针对大城市、重大工程和重要区域和流域的重大突发性灾害的预警技术系统，显著提高城市与重大工程的防灾减灾能力；开发重大突发性灾害的应急救助关键技术等，为自然灾害减灾提供理论支持和技术方法支持，把自然灾害减灾提高到一个新阶段。
我国科技赈灾的发展方式是通过构建整合科技资源跨区域科技赈灾模式，实现全国各种科技资源的整合。整合科技资源跨区域科技赈灾模式强调针对瓶颈问题，在对单个灾害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灾害链的研究，强调各灾种研究之间的合作，注重观测、机理研究、灾害防御和应急管理技术与措施的集成。整合科技资源跨区域科技赈灾模式强调多方科技资源的力量整合，强调各种科技资源在科学管理之下，实现平时的网络化联系和突发时的集中统一调配，达到防灾减灾的目标。
我国科技赈灾的近期发展方向则在2008年6月召开的"两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已明确提出。在此次讲话中，胡锦涛专门提到防灾减灾问题，并指出，从长远看，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加强对自然灾害孕育、发生、发展、演变、时空分布等规律和致灾机理的研究，为科学预测和预防自然灾害提供理论依据。
二是要加强自然灾害监测和预警能力建设，在完善现有气象、水文、地震、地质、海洋、环境等监测站网的基础上，增加监测密度，提升监测水平，构建自然灾害立体监测体系，建立灾害监测-研究-预警预报网络体系。
三是要深入研究各种自然灾害之间、灾害和生态环境、灾害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开展全国自然灾害风险综合评估，加强防灾减灾关键技术研发，强化应对各类自然灾害预案的编制。
四是要加快遥感系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网络通信技术的应用以及防灾减灾高技术成果转化和综合集成，建立国家综合减灾和风险管理信息共享平台，完善国家和地方灾情监测、预警、评估、应急救助指挥体系。
五是要优化整合各类科技资源，将依靠科技建立自然灾害防御体系纳入国家和各地区各部门发展规划，并将灾害预防等科技知识纳入国民教育，纳入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纳入全社会科普活动，提高全民防灾意识、知识水平和避险自救能力。
六是要围绕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和灾害防治工作中尚未解决的科学难题，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既学习国外的有益经验和先进技术，也对人类社会共同防灾减灾作出贡献。
2.1.3科技赈灾的主体
实施科技赈灾行动的不是单一的主体，而是形成了一个体系：即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以各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为主导，各类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等多元化主体共同发挥作用的科技赈灾参与体系。
科技赈灾这种公益性事业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按照微观经济学理论，社会产品可以分为公共产品（public goods）和私人产品（private goods）两大类。一般认为，公共产品的概念是由萨缪尔森在1954年最早提出来的。但公共产品并不是市场经济的特有现象，其产生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原始氏族社会，在原始氏族社会人们就已经注意到了公共产品问题。恩格斯在分析国家起源时指出：易洛魁人已经有"讨论公共事务的部落议事会"；部落"管辖的事情，包括低级阶段上的野蛮人的全部公共事务"，这里的公共事务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公共产品。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指出："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
根据阿特金森和斯蒂格里茨（1980）的定义，公共产品指的是"在对该物品的总支出不变的情况下，某个人消费的增加并不会使他人的消费以同量减少"这样一种物品，也就是说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性，使得它在使用过程中容易产生"搭便车"问题和"公地的悲剧"。"搭便车"问题最早由大卫·休谟（David Hume）于1740年提出。他认为在一个经济社会中，如果有公共产品或服务存在，"搭便车"的出现就不可避免，但如果所有社会成员都成为搭便车者，最后的结果则是没有一个人能享受到公共产品或服务的好处。"搭便车"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公共产品具非排他性--某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能排斥其他人对该公共产品同样的消费，因而有人就会有获得利益而逃避付费的行为。人们可能从低呈报其获得收益而减少其对公共产品的出资份额（缴税额），而这样做并不会减少他将要获得的收益。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完全有可能在不付任何代价的情况下享受通过他人的捐献而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效益，即出现了"搭便车"现象。最终的结果是没有人愿意提供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总供给不足，生态环境全面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