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实用主义和知识分子的世俗化倾向相互促动，使消费文化与具体的生活目标迅速地蚕食着知识分子的精神空间。作家余华说的话很有代表性："过去我的理想是给世界一拳，其实世界这么大，我那么小的拳头，击出去就像打在空气上一样，有屁用。" 在世俗化下，也涌现出反智主义倾向，以王朔为代表的世俗化作家借助小说、大众媒体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进行了奚落和嘲讽。王朔曾经说："我的作品的主题用英达的一句话来概括比较准确。英达说：王朔要表现的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因为我没有念过什么大学，走上革命的浪漫道路，受够了知识分子的气，这口气难以下咽，像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他们无孔不入的优越感，他们控制着全部社会价值系统，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使我们这些粗人挣扎起来非常困难。只有把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
知识分子世俗化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知识分子中性化。旷新年先生说："在90年代，对于思想的排斥中，中性化成为90年代知识分子的明显趋势。知识分子蜕变为学者，他们拒绝大问题，然后按部就班地经营一些小问题，逐步沦为大学体制的配件，成为固定的齿轮和螺丝钉，他们普遍地丧失了灵性和性情，为了消费而自动地生产更多的'知识'，并且通过品牌去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和社会地位。" 对于知识分子职业化、中性化的问题，萨义德认为，今天对于知识分子特别的威胁，不论在西方或非西方世界，都不是来自学院、郊区，也不是新闻业和出版业惊人的商业化，而是我所称的专业态度(professionalism，也可译为职业态度)。我所说的"专业"意指把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当做稻粱谋，朝九晚五，一眼盯着时钟，一眼留意什么才是适当、专业的行径--不破坏团体，不逾越公认的范式或限制，促销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场性，因而是没有争议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观的" 。
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就是知识分子的媚俗化。从当时的小说创作中就可以窥见一斑，80年代的小说创作曾经盛行过"媚雅"之风，而90年代的小说创作则盛行起"媚俗"之风，中国知识分子所固有的"神圣传统"，受到了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的严重挑战。知识分子曾经追求的自由、平等、公正等美好理想在"新体验"、"新状态"、"新乡土"、"新城市"、"新历史"等类小说中被遗忘和奚落，物欲、私利的角逐、不受任何法规约束的个人主义、打工、炒股、买卖、性与权力的交易、对金钱的追逐等等，却被堂而皇之地张扬着。世俗化、粗鄙化、庸俗的个人利益被鼓吹和强化，与政治、伦理、道德、情感关系等带有传统色彩的社会"秩序"公然对抗，金钱所煽动起来的拜金主义使"发财"成为社会最流行的语汇。知识分子世俗化风气让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主动卸下了深重的历史使命感，无畏地投向了曾经被前辈们鄙夷的市场和大众媒体，成为创造大众文化的生力军。同时，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致力于改变这种世俗化，积极地介入电视传媒。在客观上，这都为电视知识分子的产生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第三节 电视媒介化转型的外因解析 (1)
虽然内因是事物变革的关键，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外因作为重要的催生条件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知识分子在90年代的心路历程，更多地是由外部条件的急剧变化带来的，既有社会层面的也有经济和文化层面的。当然，在更多的时候，内外的因素是结合、共振地发挥着作用的。
一、市场经济与社会转型
1.市场经济对知识分子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逐渐显露端倪。市场经济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认识。
一方面，从负面效应上看，市场经济迫使知识分子心理失衡和失态。市场经济促进了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转型，旧的道德资源以及一度起到整合社会作用的新意识形态都失去了规范能力。社会价值标准由政治、文化标准向经济标准位移，物质崇拜开始萌生，而且，逐渐呈现的企业家、商人、明星等财富新贵迅速侵占了知识分子的中心位置，一时无法妥善调整的分配机制将知识分子抛向相对贫困的境地。本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在其初始发展的阶段，社会科学及其工作者不受重视以至被排斥的情况确实并不罕见。欧洲历史上同样出现过非生产劳动收入远远低于简单劳动者的情况，例如亚当·斯密曾提到，英国在15世纪时学者与乞丐是非常接近的同义语；马克思也谈到过学者报酬菲薄是供求关系失调和竞争造成的。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真正的社会科学学者，在呼吁政府和社会对社会科学的重视的同时，更应该在学术上严格自律，多出精品；作为知识分子，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应做"智慧的暴君"，但也不应做"智能型奴才"，成为挣钱、当官式做学问的工具。但是，知识分子，尤其是90年代的精英知识分子在市场化面前的确出现了强烈的心理失衡。陶东风先生认为，"到了90年代，市场化导致民间文化资本的出现，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一批所谓的'后知识分子'，如王朔之类的所谓'痞子作家'、各种影视歌星、文化经纪人、书商等等，他们与市场的关系极为紧密，精通市场的游戏规则，因而在争夺民间文化资本的过程中如鱼得水，成为文化市场的弄潮儿(我称之为'文化大款')；而原来的精英知识分子则相对地显得清贫寂寞，在文化资本的争夺中缺乏竞争力。在后者看来，90年代的文化新贵根本没有参加80年代为改革开放而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然而改革的果实却偏偏落到他们的手中"。
另一方面，从正面效应上看，市场经济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商品经济意识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有利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成熟。有学者认为，"90年代是中国知识分子成熟的时代，这种成熟既表现为由情感上的百感交集而走向宁静，也表现为由思想上的义无反顾而走向疑惑" 。知识分子开始普遍觉察到了历史真相，越来越生动、越来越健康的经济生活闯入他们的视野，给他们的思想带来了解放性的启发，对于经济生活的认识在市场经济中趋于成熟。商品经济使知识分子在研究和表达机会上获得了较大的自由空间，并且他们的劳动也获得越来越优厚的报酬。在文化层面上，市场经济带来的文化资本流向促使精英文化冲出知识分子领域，进一步走向平民，更能体现个性、平等和自由，从而促进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2.社会转型加速了知识分子的分化
知识分子分化问题其实从知识分子产生时就开始出现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知识分子首先从非知识分子中分化出来，获得了自己特殊的形态。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和利益关系的不断变更，知识分子便不断地分化成各种形态，其价值实现方式也与其他社会群体发生交叉、交换、融合或分离，这是知识分子发展的一般规律。然而，在社会转型期，这种裂变则表现得更为强烈。"社会转型"一词源于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是英语Social Transformation的中文解释，主要指社会发生的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一般说来，它既可以指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生产方式的变革，又可以指社会习俗、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迁。这里的"社会转型"不仅仅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转型，还指与其相伴随的全球化转型。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进入了一个十分重要而深入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传统的农业文明与现代的工业文明形成了严重的对峙，而由西方开始并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全球化转型使得中国的社会转型更加复杂，文化冲突也更加剧烈。中国社会原先的社会主义模式正在得到调整与修正。调整与修正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如：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纲领，代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以经济增长与物质改善的目标代替原先的"精神至上"与"穷过渡"；明确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放弃原先的头脑发热与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理想，而代之以切实的经济发展目标等等。这些调整与修正必将并已经涉及知识分子社会地位与阶层属性的重新定位、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的调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知识分子与国家、与政府、与执政党的关系的变化。最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同时也涉及知识分子结构内部的权力关系的变化。
随着社会转型的实现，知识分子需要在新的社会框架内，重新寻找自身的定位，获得新的价值确认。在新的社会分工中，知识分子正是以其作为知识载体的特殊优势，获得了多种选择的机会，从而使知识分子队伍面临重新选择社会角色的问题。选择的结果，我们将之归结为两部分，一部分投身市场，与市场相结合，直接参与经济建设；另一部分未能直接进入市场，他们与市场保持相对的距离(间接联系而非隔绝)，以学院化的生存方式，为社会做出贡献。市场经济在给了知识分子重新选择人生道路机会的同时，也带动部分人与市场、与大众传媒合作。也有学者认为，在改革开放后，原来相对一致地服务于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逐步分化为经济科技型知识分子、智囊型知识分子、清流型知识分子、媚俗型知识分子和平民型知识分子等。经济科技型知识分子主要与企业结合，由此直接获得经济利益，间接谋求社会地位。目前，其经济利益已经逐步等同于社会地位。智囊型知识分子与政府结合，由此直接获得社会地位，间接谋求经济利益。
清流型知识分子则远离社会，其中的一些人往往站在传统或后现代的立场上否定现代性。媚俗型知识分子则相反，在社会中随波逐流而获利。平民型知识分子站在平民的立场上，既贴近社会又有责任心，但可能会缺乏深度。在这几类知识分子中，媚俗型和平民型知识分子，一个为了自身利益，一个为了社会利益，都倾向于与媒体合作，占领公共空间，获取更多的文化资本和权力。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在这次知识分子的裂变中，出现了一批被学者们称作"后知识分子"的文化弄潮儿，他们与媒体广泛联盟，扮演着从影视制作到畅销书策划、从专栏作家到文化经纪人等角色，他们在社会转型期随着大众传媒产业的兴起而兴起。而且，发展中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困境，如贫富两级化、官员腐败、社会不公与种种矛盾，使传统的知识分子具备了以"道德理念"的话语权力来进行诠释的机会和可能，使他们追求完美的"乌托邦情结"仍然有用武之地，许多文化精英致力于使边缘人的声音进入主流传媒，体现着所谓的人文关怀，也促成了多元化的电视文化格局。
二、大众文化与后现代思潮
"大众"(mass)在英语中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即乌合之众。在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理论中，"大众"常被当作贬义的对象，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中应当区别对待。90年代转型期的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文化变动，其中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是非意识形态性的消费型文化--通常被称为"大众文化"--的迅猛扩张及其对精英文化的排挤、侵蚀，而这样一个文化事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视为80年代知识分子亲身参与推动的"现代化"进程的直接而不曾预期的结果之一。按照约翰·菲斯克的观点，"大众文化是由各种组合的居于从属地位或被剥夺了权力的人群所创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