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会因对三星堆文化的了解，从而获得了一个具有地方性和重要性兼具的古蜀文化和古蜀王国的重要年代坐标体系
——未来的中国历史的坐标，将因此而改写。
发现三星堆，犹如在历史长河的清澈浅湾中发现到一颗晶灿的宝石。它发出眩目的光彩，让人目恍迷离。
——题记
历史，有时会以偶然的形式呈现。
1929年春天。
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家住广汉太平场（现名南兴镇）月亮湾的富裕农民燕道诚和儿子燕青保，来到距家不远的田间开挖水沟，准备给自己的田里灌水。他们在准备安水车的地方，挖淘一个较深的车水坑。挖下两尺多深时，似乎下面有些硬，年轻的燕青保抡起锄头使劲挖下去，却不料“咣铛”一声，双手震得发麻。二人吃了一惊，一看，原来是块石板。忙着将石板撬开一看，燕氏父子发呆了——原来下面藏有一坑经过磨制的玉石器。这些玉石器有圆有方，还有刀形，中间都有孔洞。总之，是他们从未见到过的东西。
他们瞧瞧四周，确信无人注意，忙着将坑里的玉石器掩埋起来。
到了晚上，他们悄悄地将坑里的东西搬回家里。
他们绝没有想到，就是自己这么不经意的一个小小举动，却揭开了一幅千古历史的帷幕——帷幕下，藏着的是名动20世纪的三星堆古遗址。
这一天，三星堆注定要与中国历史结下不解之缘。
接下来的事，就顺理成章了。
1931年春，在广汉传教的董笃宜（V.H.DONNITHORNE）牧师获悉四川广汉燕氏父子在淘挖水沟时发现了数件石器、玉环、方玉和玉刀。董笃宜是一位有见识的牧师，与那些只知道背诵《圣经》的西方传教士不同，他对此颇为重视，听说当地农民将挖出来的玉器、石器到处分送亲友，非常着急。虽然他并非考古学家，但他清楚，这批出土的东西应该很有科学价值，认为应及时保存下来，避免散失。
他作为外国人，自己不好出面，于是，便想了个办法，催促广汉当地驻军长官陶宗伯旅长出面，做必要的宣传，将已经散失的器物寻回。
同年6月。
董笃宜和华西协和大学的地质学家戴谦和（D.S.Dye）教授、摄影员晋先生，以及陶旅长和他的六名警卫，专程到了距广汉县九公里的太平场遗址（属三星堆遗址）去考察、摄影。
这一次，他们没有抱多大的希望，因为他们都不是考古学家，对于考古发掘，他们都还是门外汉。
不过，他们的摄影考察，除了有助于后人对太平场出土玉器、石器的土坑周边地理环境有一定的了解之外，还有着他们的另一目的。
他们来到太平场（现属三星堆遗址），是想征集和收购人们挖出来的玉器、石器。
这一次，陶旅长从燕氏父子挖出的这些器物中购得五件，作为礼物送到了当时四川最具考古学权威的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随后不久，燕道诚又把另外一件玉刀和大石圆盘送给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
那些戴着眼镜，看上去十分儒雅沉稳的华西协和大学的教授，见了这批玉石器，初始时颇为吃惊，继而观察过后，个个都面露喜色。在经过肉眼与仪器的仔细鉴别和反复讨论后，他们初步确认这些玉石器为古代礼器，时代定在周朝。
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认识可不简单——在当时，河南安阳殷墟王陵的发掘还未开始，人们对商周的了解还处于混沌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