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化民族主义不仅仅是国际斗争的学说，使中国知识精英认可了中国当时的劣势地位，并给他们指出了某种奋斗方向；更重要的是，这种学说为他们当中的革命派在国内推翻清廷、建立共和提供了理论依据。如刘师培在《白种之侵入》一文中，不仅视满族为异族，更贬之为劣族，进而把危及中华的"白祸"归咎于劣族统治，说"无满族入侵之因，即无白种内侵之果"；甚而得出要救中华"亦惟有保同种排异族而已"。同样，章太炎也是在"为中华种族请命"的号召下，写出慷慨激昂的讨满檄文的。显然，在此类种族-民族言说中，我们今天通常加以区别的种族(race)、国族(nation)、民族(ethnie)等概念被搅混在一起。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由于当时中国思想界还无法提供一个成熟的本土民族主义理论；但也不能否认，这种概念混乱的理论之所以在当时盛行，也是因为它可以被用来为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务学界对此已有深入研究。
把种族用作主要思想范畴来构建国族理论，也改变了知识分子对国家本质的理解：过去，对士大夫们来说，华夏之为文明帝国的基础在其文化道统，而现在知识分子却开始将种系血统视为中华之为民族国家的基石。虽然文化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并非不重要，但在他们的价值体系中文化已退居次席，过去被视为维系华夏命脉的文化传统让位于凝聚中华民族意志的种系血统。1907年，章太炎痛斥杨度的金铁主义，正是从血缘切入，着重点有二：一是杨度说"中华"是"文化之族名"，与血统无关，而章却认为"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二是杨度主张满汉调和，而章则声称"若两血统立于对峙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彻底否定了满汉融合的可能。众所周知，血统论也是孙中山早期民族主义理论的主调。即便孙中山后期的民族主义理论有所修正，具有了更大的包容性，但就在他逝世前一年的一场演讲中，他仍坚持血统决定论，说："中国人黄色的原因，是由于根源黄色血统而成。祖先是什么血统，便永远遗传成一族的人民，所以血统的力是很大的。"
上述各家理论，不管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虽政纲各异，但在以种性确定国家身份并从生存竞争的进化论角度诠释人类历史这一点上却是基本相同的。在清末民初大致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前的二十几年间，这种关于国家和世界的种族化民族主义学说，一直主导着中国的舆论论坛。并且，对于这一时期无论是在城市抑或乡村成长起来的中国人，这种学说也通过国家无孔不入的文化和教育机器植入他们的脑子里。而于1910年到1930年之间被囚禁在天使岛上的华工诗人，正好属于这一代人。也就是说，这群人是带着种族化的民族主义世界观漂洋过海的。这种世界观不仅有助于他们直面在异邦所经历的磨难，而且在有关个人身份、祖国以及华人和异族"他者"的关系等问题上，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解释框架。
三、在上述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华工，当他们在海外受到虐待时，便首先会把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归于种族问题。如有位华工在墨西哥遭白人暴徒抢劫后，仰天哀鸣："番奴掠劫屡行凶。/问天何事厌黄种？"同样，在天使岛上，华人移民也是从种族冲突的角度来理解自己的遭遇，如一首遗诗说："伤我华侨留木屋，/实因种界厄瀛台。"(#47)"瀛台"乃戊戌变法失败后软禁光绪之地，诗中喻移民拘留所。而"种界"则是种族化民族主义的关键词，用来确定种族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天使岛囚禁叙事中，"白种"对"黄种"的迫害以及后者的抗议，构成了诗歌的主要张力：
呜呼！白种强权，黄魂受惨。
叱丧家之狗，强入牢笼；
追入笠之豚，严加锁钥。
魂消雪窖，真牛马不如也，
泪洒水天，洵禽鸟之不若也
这些诗歌中禽兽形象的频频出现，突出了白人官员与华人移民之间犹如虎狼与羔羊似的关系，活脱脱画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视野下的丛林景象。与此同时，这种描写也道出了诗人们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无可奈何，只能满腔悲愤地面对"强权废约例，/弱种受他掣"的现实。
通过种族化的国族想象，华人移民确立了他们的共同身份，以对抗白种"他者"。天使岛诗人常用具有鲜明排他性的"同胞"一词指称"我们唐人"。有时甚至将"同胞"等同"黄种"，如说"同胞数百，黄种半千"(#70)。尽管汉语中强调手足之情的"同胞"一词古已有之，但作为一个以血缘为基础来确立国族认同的重要词汇，其在中国政治话语中的流行，却是19、20世纪之交种族化民族主义的杰作。在天使岛诗歌中，"同胞"一词除了用来团结我方力量、凝聚我方共识以外，也是将"我们"华人被压迫者与"他们"白人压迫者区别开来的修辞标识：
番奴狠毒不可当，
依仗蛮强虐我唐。
大众同胞遭至此，
种族化民族主义将所有天使岛诗歌在意识形态上统一起来，构成一部囚禁叙事的鸿篇巨制，并由此规范了诗篇的整体艺术特点。其中最主要的特点是诗篇的"集体主体性"(collective agency)，体现在三方面：集体创作、互动唱和以及读者预设。
第二方面，天使岛诗人们相互模仿、你唱我和的创作方式也非常有意思。看来，当时在拘留所里，华人移民随处题诗极为普遍。一位移民后来回忆："在天使岛大家到处在墙上涂满诗句，只要是手伸得到的地方，连洗手间都有。"大部分"诗人"都很年轻，而且并没有念过多少书。因此，模仿他人的诗作，学会运用文学语言、表情达意，这实际上成为他们一个难得的受教育的机会。这些诗中相互效仿的痕迹不难发现。一是雷同的主题(如颂扬民族英雄)；再就是相似或近似的语词(如"满腹牢骚"、"牢骚满腹"或"冤情满腹")；此外还有重复出现的意象与典故(如周文王的囚禁之地"羑里")。有的仿作已到了近乎照抄的地步。如下面两首，各引前四行：
林到美洲，新客到美洲，
逮入木楼。必逮入木楼。
成为囚犯，俨如大犯样，
由于天使岛诗歌是集体书写的结果，是在创作、模仿、阅读的相互作用下完成的，因此诗歌的形式、语言和修辞手段等，显然都应该是适合于这个华人囚民群体的文化水平和欣赏趣味的。《埃仑诗集》中所收诗歌除了一篇铭文、一篇骈文和几首对联以外，其余是旧体格律诗，多为七言绝句和七言律诗，也有五言绝句和五言律诗。成长于清末民初之人，哪怕是在农村，但凡受过一点点教育，想来也是读过如《唐诗三百首》这种最基本的诗歌读本，对旧体诗应该不会陌生。换言之，对天使岛华人移民来说，旧体诗是一种可接受并且可用的文学样式。因此，若想言志，他们也只能借助这种旧体诗，尽管通常写不出严谨工整的格律和华美精致的辞藻。
而且，他们作诗几乎都用文言文。这似乎跟与他们大致同代(1920年前后)的中国新诗运动提倡白话文显得格格不入。这一反差也引起了论家注意。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Steven Yao的论点。在他的分析中，这两种不同的语言实践反映了对现代化的两种不同态度，而天使岛诗人的语言实践则代表了落后的文化价值观，是"落后美学的产物"；但他也指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面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移民政策时，天使岛诗人们采取了"用保守文化进行回应"。Yao的分析的确点出了跨国文化生产的复杂性，但"保守"一说有失偏颇。首先，"保守"意味着在先进与倒退之间选择了后者。
可事实是，天使岛诗歌始于1910年，而新诗正统地位的确立，若以胡适的《尝试集》(1920)和郭沫若的《女神》(1921)为标志的话，已是十年以后的事了。即是说，在天使岛诗歌成长和发展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白话文自由诗尚未出现或未成气候。其次，当时中国知识精英提倡的白话，实乃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官话"，而天使岛移民都来自远离中国文化与政治中心的广东农村，说的是粤语，而非这种"白话"。再者，即便来自同一省份，不同地区的方言也有所不同，如隆都地区来的移民就听不懂来自四邑的移民的话。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文言文反而成了天使岛华人移民的"书面通用语"，起着增进群体交流和团结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五四"时期的新诗作者大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始作俑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激进的否定态度。而天使岛诗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截然不同。当他们远离亲人故土，置身于充满敌意的异国他乡，使他们觉得仍然保留着做人的根本和尊严的就是这一传统文化。是传统文化给他们以生命的意义、希望和力量，抵抗歧视与迫害。他们之所以选择旧体格律诗，除了这是他们所知的文学样式以外，还因为在他们看来格律诗代表着正统的中国古典文学，而古典文学则是传统文化的精髓。奇妙的是，用古典诗体裁进行文学创作，等于是让这些穷打工仔进入一个不曾向他们开放过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他们重新唤起中华种族--民族的历史记忆，从他们的视角将其重新整理，再用他们认为庄重雄浑的文学形式将其重新编织起来。通过这种书写方式，离散在外的天使岛华工们参与了中华民族的构建，对这一宏大工程作出了贡献。
寄语同胞勿过忧，
苛待吾侪毋庸愁。
韩信受袴为大将，
勾践忍辱终报仇。
文王囚羑而灭纣，
姜公运舛亦封侯。
自古英雄多如是，
否极泰来待复仇。(#59)
这一英雄谱系对天使岛诗歌极其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它，这些诗歌就会缺少一个主题基调和统一的结构，也就无从将诗人们零散的情感经验整合成一篇富于集体主体意识的现代华人囚禁叙事。更为要紧的是，通过对民族英雄史的再想象，诗人们赋予天使岛囚禁叙事一个具有深刻目的论意义的时间和空间背景。在这种时间背景下，华人移民的囹圄之陷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解释。首先，个人的命运同民族的历程重合了。我们知道，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符号。所以，天使岛诗人所说的"潜龙"不光指个人，实际上也是对处于历史低潮的近代中国的隐喻。其次，天使岛华工们的困境，进而整个近代华人移民的流散运动，再也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被视为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史中不可缺少的一环。那些民族英雄的事迹反复讲述着同一个寓言：逆境是修得正果的必由之途。同理，华人移民们的磨难，也就成了整个民族复兴的前奏仪式的一部分，具有了一种光荣的献祭性质。
在空间层面上，天使岛移民拘留所也具有了非凡的象征意义。有诗人这样描写这座牢房："莫道其间皆西式，/设成玉砌变如笼。"(#69)对于被迫走向世界、参与现代化进程的中国，这栋白色木楼成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象征：外表充满诱惑而里面布满陷阱。在一篇谈跨国流浪的文章中，孟悦也从这两句诗中读出天使岛所透露出的历史反讽意味。但孟悦的解读却过于悲观消极，即认为天使岛监舍象征着中国走向世界的死路。这种解读显然有悖于天使岛诗人力图表达的积极的英雄主义精神。在诗人们眼里，中国这条"潜龙"只是暂时受困而已；天使岛牢狱所代表的并非绝境，而是这条龙不得不经过并跨越的中转地，尽管此地暗藏凶险。既是龙，就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挡它最终重新腾飞。
最后，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天使岛诗歌作为华人囚禁叙事跟美国囚禁叙事的主流作品有着根本的不同。囚禁叙事是美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类型，其代表作是17世纪美国的清教移民Mary Rowlandson的散文体自传，记录她被印第安人俘虏、囚拘的经历。书名其实已点明作者的中心意思，即上帝的神力和她对上帝的信仰帮助她渡过劫难，获得拯救。这是典型的基督教文化中的囚禁叙事，它跟华人移民囚禁叙事的唯一相同之处是，二者都把牢狱之灾视为获得某种终极意义上的救赎所必须经历的磨难和考验。不同之处是，天使岛华人囚禁叙事表明：救赎不是个人之事；而且，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群体，救赎靠的不是一己之力，亦非借助外在神力，而是有赖于整个族群成员的共同努力。如一首天使岛诗歌说："国弱亟当齐努力，/狂澜待挽仗同群。"(#39)这种彰显集体奋斗和人类自身之力的人文主义解放哲学，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义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天使岛诗歌唱出的是真正的华人囚禁叙事，而非美国移民的囚禁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