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重温一下这个年代的工农兵人物形象。丁玲、周立波等在40年代的农村小说是当代中国工农兵文学的前奏。这些知识分子作家虽有套用政策写作的不足，但深入农民生活后的观察和体验的深度，保证了他们笔下的农民形象具有一定的人性复杂度，如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的黑妞、程仁等形象。五六十年代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不断把工农兵作为文学描写的主要对象推向前沿阵地，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作家更像农村的外来者，虽然他们尽力向工农语言靠拢，但塑造工农形象的"革命本质化"更为严重，这一时期的工农兵文学创作很难坚守工农文化性格的逻辑，几乎都是根据政治时事需求塑造工农兵人物，浩然是其中突出的代表。其实，延安时期提出的"工农兵方向"最期待的还是工农兵群众自己创作工农兵文学，建国后大力培养工农兵业余写作者即是朝着这一方向的努力，浩然就是从农民业余文学写作者逐渐步入专业创作者行列的。以《艳阳天》、《金光大道》为例，浩然在工农兵文学发展链条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他在十七年文学时期创作的这两部代表作是工农兵文学集大成的作品。
从只有三年小学文化水平跃升到新中国专业作家的浩然，除了自身的努力与执著外，历史也赋予了他极大的机遇。从带着露珠般清新的文风演变到充满阶级斗争的小说创作，浩然及时抓住毛泽东文艺思想精髓，成功演绎了工农兵文学的政治本质。1957年，浩然在顺义县龙湾屯乡焦庄户亲历农民因反对国家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哄抢农业社粮食的事件，以当时的政治形势，他只是把事情描写成一起富裕中农在"坏人"煽动下哄抢粮食的故事。1958年后，随着阶级斗争口号日益白热化，政治高度敏感的他立刻意识到创作新机来临。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存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后，浩然如同春雷惊耳，很快意识到要把工农兵英雄人物放到阶级斗争中去表现，这样的创作才更符合毛泽东文艺政策。于是他细心研读1957年前后有关阶级斗争问题的政策、文件，尝试着用阶级斗争分析的方法去构设小说情节与人物形象。随后，《艳阳天》中的农民英雄萧长春的形象横空出世，萧长春便作为较早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立于当代文学。"文化大革命"中，浩然不断自觉靠拢政治。作为一个作家，他甚至把每天学习、研读党政文件看得比文学修养的提高更重要。
革命样板戏的"成功"经验启发他在"三突出"基础上，成功再创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史诗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金光大道》第一、二部出版后，被文艺界称为表现工农兵英雄形象的"典型"小说，由于摆脱了真人真事的束缚，采用"典型"艺术手法提炼、加工素材，高大泉光辉的无产阶级典型形象再次成为工农兵文学创作的一面旗帜。其中，有一则评论这样说道："由于学习和运用了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比较深刻而又有一定广度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史的某些本质方面，受到了工农兵群众的好评。
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和探讨《金光大道》的成就与不足，对于我们进一步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事业的发展，是有一定的益处的。"诸如此类的文学评论还很多，从这些带着政治色彩的文学评论可以窥见，从十七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期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都是围绕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所谓的工农兵文学就是为塑造新中国主人形象，从文学功用上教育实际生活中的工农兵群众，以促进工农兵群众为革命、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这些铁骨铮铮的工农兵英雄形象，未能真实体现实际工农人群的内心感受和生活体验，用革命本质化真实文学观塑造出的这些工农兵人物，以特殊的形态被记录在这一文学发展史上。
(二)新时期底层写作的历史期待
历史斗转星移，带动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文学的变化。进入80年代，随着商品经济深入人们的生活，在价值多元化、"人民"概念渐行渐远的今天，工农兵创作以及这套作家培养机制和发表机制到8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解体。更主要的是，当代社会的工农兵概念变得模糊起来，经济分化使人们的身份处于时刻变动中，难以再用明确的政治性概念称谓来涵盖人的身份。与此同时，工农兵写作也就不再处于时代的浪尖。在貌似反映"人民"精神的当下文学创作中，"人民"的概念发生着改变。
十七年文学时期，工农兵是"人民"的主体组成部分，是文学作品大力塑造的国家主人，而在当代社会中，工、农、兵的确定是个复杂问题，市场经济完全打乱了之前的阶层结构。即便在以知识型精英为主的当今社会，也不能笼统地把"工农兵"划为社会底层群体，所以，对于当下概念争议之中的底层写作、打工写作、农民工写作，我们不能绝对地把十七年的工农创作与之对等，它们之间有复杂的演变关系和明显的差异。在此处，我们仅考察没有受完整系统文化教育或文化层次不高的工人、农民为生存而作的文学，他们书写的对象是自己，包括城市里的农民工、下岗工人或乡村基层中的农民。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把浩然十七年的创作与新时期工农兵文学相比，可以折射出一些问题。
与"工农兵文学"基本诉求完全不同的"底层写作"，无论在写作内容还是人物形象塑造上都不同于以往。"农民工文学"就人物塑造而言翻开了当代文学新的一页，它所塑造的工农人物反映了近30年来中国的改革历程，这些带着迷惘、屈辱、奋发的人物从性格到精神都有别于十七年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工农形象。城市化进程把失去土地和渴望改变生存状况的农民推离乡村，农民工是这一进程中产生的奇怪人群，他们既是地道的农民，又是城市的边缘人，文学作品里的他们不再光辉万丈。他们为了生存，涌向城市，又因城市的拒绝而艰辛游走在生活以及精神的无根性里。这种边缘生活中的打工书写的重点是农民、工人自己写，他们的书写完全是自发状态的。新时期的"底层写"展现了中国底层人民建构自身主体性的努力。一旦"沉默的人群"开始说话的时候，中国农民在文学形象发展的链条上便开启了重要的一环。
十七年文学里集体大合唱、梦幻般昂扬的工农兵精神态势不复存在，无所适从的生存、精神困境让打工者清醒地面对现实，他们笔下自我书写的人物不再有"梁生宝买稻种"、"高大泉战胜阶级敌人"以及胡万春笔下骄傲的工人阶级情怀了，为获得一点生存尊严，他们自发地以饱含劳动血汗和心酸眼泪的笔触声扬中国底层工农的内心诉求，尽管他们的艺术水平暂时有限，但他们开启的工农兵写作意义不言自明。
新时期"底层写"有着不同于"工农兵创作"的表达诉求，它的意义在于：现在的打工文学是工农兵自身的文学，面对现实，叙述者有清醒的写作意识，每个底层打工者都是复杂的个体，叙述者和叙事人物都并非虚空的、脱离生活实际的政治意志显现者，他们表达的不是空洞政治期许下的集体狂欢，而是个体在面对残酷的、真枪实弹的生活中的个人体验。为此，中国工农兵文学在新时期打工文学出现之际，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工农兵自我写作"文学。尽管"底层写"仍处在各种文学形态发展的趋势中，他们的方方面面都处于转型中，但只要这种文学样态自身还在继续创作，哪怕有可能走向知识分子精英化写作，那也是工农兵自己的文学，真正的写工农兵的文学。虽然如今的时代不会让底层文学成为中国唯一的文学形态，但会以一种重要的文学形态立于中国文坛。
在实质意义上，新时期的工农写作和浩然时代的工农兵文学是不同的。应该说，社会经历变革，发展至今，"底层写作"在言为心声的表达诉求中，开始了虽不成熟，但却是自发状态的文学写作。倘若以一个人的自我成长为例，十七年工农兵创作是童年幼稚阶段，在咿咿呀呀学语的时候，听任外部世界要求它发出什么声音，没有能力表达完整的自己，即使外界教导的语言再怎么美，也是人云亦云。可当它成长到自己能够发音说话的时候，即使它说得磕磕巴巴、词不达意，但总归是说着自己的话。这就像我们的工农兵写作一样，浩然在十七年期间写下的文学作品，在毛泽东文艺政策实践的整体格局中，它们是完美的符合政治意识形态的表述，可是，剥离外界强加给文学的政治话语，浩然作品里的农民说的都是他们想说的话吗？而作家本人说的又是他完全想要表达的话吗？当一个人要自我发展，就得离开别人的指导，开始学会说自己的话。新时期的"底层写"就是一个新的成长阶段。尽管目前的"底层写"还有很多艺术上的不足之处，但开始说自己的话的新起点已经赋予了它别样的意义，将十七年时期浩然的创作与新时期底层写作纳入中国当代工农兵文学发展的链条中，在两者回望的参照中，文学意义自不在话下。
透过底层文学，我们反观浩然的创作，在继往开来的中国农民文学书写中，浩然提供了"农民写"、"写农民"和"为农民"三位一体的文学现象，记录下当代工农兵文学一个历史阶段的成长样貌。在"工农兵"这个概念渐行渐远的今天，透过"底层文学"反观浩然这个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工农兵创作"现象，是有一定的启发作用的。再者，打工文学在新时期划下了这个群体心酸、复杂与待变的一笔，他们塑造的工农形象有别于现代文学以来截至80年代初期的任何时期的人物形象。
跟以前对比，鲁迅笔下的农民是具有国民劣根性的，沈从文笔端的农民仿佛生活在世外桃源，个个美好淳朴，赵树理写的农民勤劳朴实，浩然笔下的农民英雄非凡，然而现在的农民却是无法概括的，他们的价值观随着时代的变革被全盘推翻，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政治上失语，缺乏文化资源，甚至生存都岌岌可危，但他们有着比任何时代都清醒的主体意识。作为个体、作为人的精神的觉醒，这个时代的自我群体虽处于弱势地位，但他们真实地、刻骨铭心地生活着，自强不息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底层打工文学的可贵之处在于，中国内部社会的矛盾不再被掩饰，打工者灵魂深处的吼叫直逼现实问题的存在，这样的文学创作是这个时代活生生的变革记录，新时期底层文学不可取代的意义也正在于此，他们塑造的自我形象的喜怒哀乐都是真实的人性展露。唱出自己的歌喉，哪怕它幼稚、粗糙，也是将来走向成熟格局的一个重要开端。同时，我们也要记得文学发展道路途径的每一个点，没有幼稚的铺垫阶段，就不会有走向成熟的新阶段。
深入透彻地研究一个作家，不仅要从他的文学作品进入内核探讨，也需要从他存在的外围环境入手研究。浩然45年文学生涯给当代文学史留下的独特文学样本，是我们感受他"与众不同"的关键，同时，从他身处时代的文学思潮视野中切入作品的意义同样十分重要。浩然的文学开始于工农兵业余写作，也在新时期工农兵文学的继续发展中谢下帷幕，浩然从业余文学写作走向"金光大道"征途的"工农兵文学"意义值得我们研究。在中国当代工农兵文学创作中，浩然占据重要一环。然而，浩然的创作在十七年政治意识形态表述下，是一种异化的文学状态，它不是自发状态的工农兵写作，它表达的其实不是工农兵真实的生活状态。而当下的"底层写作"才是反映民众生活的真实的文学。若说两者之间有关联，仅仅是它们都反映出中国底层人民希望通过文学表达生活，渴望进入文学的愿望。但更关键的是，它们是在各自意识形态下产生的不同的文学形态；在表达诉求上，底层文学是文学发展到如今，在自然状态下产生的民众文学，而浩然以及工农兵的文学创作是政治意识形态失去原有人民意味的"异化"文学。因此，在浩然现象与底层文学的回望中反思浩然文学的不足，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