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巴之间进行了六轮部长级会谈，最后以失败告终。印度并不是不愿意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归属，直到临终之前，尼赫鲁还说公民投票是解决克什米尔争端的唯一办法，但发现了不能进行公民投票的原因，那样做印度将失去克什米尔。科尔威·帕特里克？辛普森说：“如果克什米尔人投票反对与印度的从属关系，这将使印度难堪并被冠上‘侵略’之名。印度将被指控犯有侵略克什米尔人民的罪，还将被看作是亚洲的殖民主义国家。”Sympson， Patricia Colway， Ph.D.， The Kashmir Dispute in World Politics， ST Johns University， 1968， p132
三、“南亚邦联计划”和中巴边界划定
戈赫尔？利雅兹说：“印巴分治没有解决印度教派冲突的问题，取而代之的是两国之间的竞争。”Gowher Rizvi， South Asia in a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3， p67印巴之间的六轮会谈毫无成果，尼赫鲁认为重开谈判或接受调停，不仅无所助益，可能还会被证明是一场政治自杀。因为，印度的议会和公众会认为，这是对中巴压力屈服的第一步和在政治上向中国投降的序幕。所以，他只能等待适当的机会以取得主动。
欧洲共同体发展到这个时候所取得的成功，引起他再次严肃地考虑建立南亚邦联的设想，真诚地渴望全面推进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寻求一项长远的包括两国间所有问题而不仅仅是克什米尔争端的解决办法。他暗示印度和克什米尔的邦联关系将导致类似的安排在巴基斯坦的东西两翼出现，随着时间的发展，印巴及其邻国将组成一个大的邦联。邦联对巴基斯坦的好处是，它既可以维持与克什米尔的关系，对东孟加拉的复国主义情绪也起安全阀的作用。该计划对印度也有吸引力，因为它堵塞了教派主义之路，让它远离“两个民族理论”，并为印巴的和平与合作提供了前景Sarvepalli Gopal，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Vol3，1956-1964）， London： Jonathan Cope， 1984， p261。
1964年4月20日，《印度斯坦时报》刊登了JP纳拉扬的题为《我们在克什米尔的大好机会》的文章，里面说：“令人鼓舞的是，在回答外交事务辩论时，尼赫鲁总理勇敢地确认他忠实于建立印巴友好关系，他甚至正视了某种宪法约束，并慷慨地承认印巴双方都犯了错误。最近的事件表明，印度分裂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而且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无论如何，现在对印巴两个主权国家来说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Narayan， Jayaprakash， Nation Building in India， Lucknow： Apala Publishing， 1990， p156JP纳拉扬是一位着名的甘地型道德政治家，在印度拥有巨大的影响，后来英？甘地总理在1979年下台就是他促成的。《印度斯坦时报》在这个时候刊登他的这篇文章，个中意味颇为深长，可以解读为尼赫鲁打算不顾一切地早日解决克什米尔问题。
南亚邦联计划并非尼赫鲁一时心血来潮的突发奇想。早在印度独立以前，尼赫鲁就认为：“如果那些靠着印度洋而在印度两边的国家，例如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印度、锡兰、缅甸、马来亚、暹罗、爪哇等等，有一个区域性的组织集团的话，那么，现今的少数民族问题就将消失，或者无论如何，都将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上来加以考虑了。因为小的民族国家是注定要灭亡的。它可能作为一个文化上的自治地区而苟延残喘，但是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印］尼赫鲁着，《印度的发现》，齐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712页。而且，他还说：“我们希望巴基斯坦是一个独立而繁荣的国家。一个国家不繁荣的话对我们没有好处，因为那将导致政治危机、冲突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并且，当巴基斯坦在政治或经济上变得虚弱时，其国内的恐惧因素将上升，政府为了转移人民的注意力会恣意妄为。而人们总是害怕冒险主义之类的行为。这种情况阻碍了印巴之间自然地发展更加友好的关系，不幸的是它在过去发生了。”Nehru， Jawaharlal， Nehru and Kashmir， New Delhi： Anmol Pub， 1995， p352
为了达到目的，尼赫鲁甚至于不惜违反民主制度干预司法程序，把谢赫·阿卜杜拉释放出狱。他说：“谢赫·阿卜杜拉总体而言是正直高尚的人，我对此深信不疑。他可能在许多小问题上犯错误，但我认为在涉及重大决策时他是正确的。唯有通过他，才能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方法。
”Quoted in Sarvepalli Gopal，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Volume Tow，1947—1956），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116-117此外，克什米尔的哈兹拉特贝尔清真寺在1963年底发生了圣物失窃案，导致印控克什米尔爆发了严重骚乱，印度需要借助这位最孚人望的克什米尔领袖去加以平息。1964年4月8日，谢赫·阿卜杜拉获释出狱。在与尼赫鲁会谈时，他提出了自己对印度、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组建Confedexation的看法。与尼赫鲁的方案相比，他的范围要小得多，因为它没有谈及东孟加拉的自治问题。尼赫鲁对它感到不高兴，认为是不成熟的，也缺乏平衡，但允许他在访问拉瓦尔品第时向阿尤布·汗总统提出自己的建议Sarvepalli Gopal，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Vol3，1956-1964）， London： Jonathan Cope， 1984， pp263-264。
5月26－27日，谢赫·阿卜杜拉访问巴基斯坦，他的主要助手米尔扎？阿弗泽尔？贝格、穆巴里克？沙阿？纳克希班迪和他的儿子法鲁克？阿卜杜拉随行。谢赫·阿卜杜拉在与阿尤布·汗会谈时向他建议，乘着尼赫鲁大权在握，目前渴望解决印巴矛盾，可以考虑南亚邦联的计划。阿尔塔夫·高哈说：“阿尤布·汗有些不耐烦地回答说，南亚邦联是巴基斯坦完全不能接受的一个方案。组成任何形式的邦联均同印巴分治背道而驰，并让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在邦联的外交、防务和财政方面处于主导和决定性的地位。所有邦联成员都会受居支配地位的邦联伙伴主宰，巴基斯坦无论如何也不能苟同印度那些不怀善意的政策，也不能接受印度政治失误的遗产。另一个问题是，如果要组成南亚邦联，东巴基斯坦同西孟加拉将合并为一个完整的孟加拉，作为一个独立成员加入邦联而将产生巨大压力。同样，南印度、拉贾斯坦，甚至锡克人都提议想成为邦联的自治成员。”［巴］阿尔塔夫·高哈着，《阿尤布·汗——巴基斯坦的首位军人统治者》，邓俊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182页。
阿尤布·汗的回答并不出人意料。1947年10月25日，巴基斯坦刚独立不久，真纳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邓肯？胡珀采访时就宣称：“我想使之明确无误的是，巴基斯坦将永远不会投降，也永远不会在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形成具有同一中央的任何宪政联邦。巴基斯坦已经存在，并将仍然存在。……‘两个民族’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事实。印巴分治是建立在那个事实的基础上。”Ameena Saiyid， Jinnah： Speeches and Statements（1947-194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60阿尤布·汗不过是延续了真纳的政策而已，正如他所表白的那样，南亚邦联与印巴分治的目标背道而驰，否认了巴基斯坦过去十多年的历史，所以，这一美好的愿望还未出笼便胎死腹中。
1964年5月27日，尼赫鲁逝世。谢赫·阿卜杜拉一行中断在巴基斯坦的访问，赶回新德里参加他的葬礼。这位伟人已经撒手人寰，留下克什米尔问题依然横亘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之间，侵蚀着两个民族的肌体，和平解决的希望更加渺茫了。
阿尔塔夫·高哈说：“阿尤布·汗深知巴基斯坦所处的地缘政治形势：四周被苏联、中国和印度这三大邻国，以及敌对的阿富汗包围。他喜欢说，在外交领域内，他时刻在走四角形钢丝——秘诀是不要失去平衡。”［巴］阿尔塔夫·高哈着，《阿尤布·汗——巴基斯坦的首位军人统治者》，邓俊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133页。中印战争期间，美国要求巴基斯坦支持印度。阿尤布·汗拒绝了美国的要求，他甚至拒绝向印度提供支持的正式表态。阿尤布明白，在拒绝了美国的要求后，他已经使巴美关系面临危险。但他赢得了中国的友谊，这一友谊将证明具有永恒价值。巴基斯坦断然地采取措施同中国发展友谊，同苏联关系正常化。因为阿尤布明白，万一印度攻击巴基斯坦，要美国履行其职责支持巴基斯坦是极不可能的上引书，第40页。
巴基斯坦同中国发展亲密的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巴同盟的性质，这使得阿尤布·汗受到西方国家的攻击。阿尤布·汗对此极为恼火。他对西方竟会舍弃盟友而去讨好印度这样猛烈抨击西方的中立国家大为震惊。美国人感到很难相信阿尤布·汗竟然如此天真，异想天开地认为美国培养某些经过挑选的国家成为盟友是取决于某种理想主义，而非仅仅取决于自身的利益。一旦美国人从阿尤布·汗脚下抽走了理想主义的地毯，阿尤布·汗在制定巴基斯坦的地区战略过程中，地缘因素就变得极为重要。面对印度、阿富汗这两个得到苏联支持的敌对邻国，在巴基斯坦的西方盟国调整它们在这个地区的条约宗旨和援助数量时，阿尤布·汗除了抓住中国的友谊之手，别无其他的选择上引书，第163－164页。
1961年3月，巴基斯坦政府正式向中国建议谈判解决两国的边界问题。巴希尔？艾哈默德说：“从长远来看，中国认为苏联是自己的主要敌手。由于中印关系也恶化了，中国担心苏联与印度在帕米尔山区链接起来，这将对新疆和西藏构成严重的威胁。中国必须防止苏联和印度在地理上接近。所以，中国开始承认巴基斯坦对克什米尔的权利和对克什米尔北部地区的占领。”Ahmad， Bashir， Ph.D.， The Politics of the Major Powers Toward the Kashmir Dispute： 1947-1965， Nebraska University， 1972， pp259-260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国外交部在1962年2月照复巴基斯坦，提议就两国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同时明确表示：“在克什米尔问题的归属问题解决之前，比较恰当的做法是中巴先就两国间目前实际存在的共同边界走向达成一个临时性的协议，并在协议中规定，在印巴解决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以后，有关的主权当局将同中国政府重新进行谈判，以签订一个正式的边界条约来代替这个临时协定。
巴基斯坦同意中国的建议。双方遂于5月初发表公报，宣布两国代表将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裴默农，《从中巴关系看周恩来争取友好邻邦的远大谋略》，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18页。10月12日，双方正式展开会谈；12月26日，两国达成原则协定。1963年3月2日，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和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阿里？布托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协定的第二条确定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即巴控克什米尔）相接壤的全部边界线走向，以及双方联合实地勘测加以划定；第六条规定：“双方同意，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关于克什米尔的争议获得解决以后，有关主权当局将就本协定第二条所述的边界，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新进行谈判，以签订一个正式的边界条约来代替本协定，该当局如系巴基斯坦，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将签订的正式边界条约中，应该保持本协定和上述议定书的规定。”中国人大网？文献资料？双边协定（wwwnpc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