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差别，它将古典的、印度的历史图景与中国的、阿拉伯的、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历史图景区别开来——这便是前二者的狭隘的眼界。无论希腊人是不是（而实际上一定）精通古代埃及的历史，他们从没有允许它渗入其特有的历史图景，这种历史图景对于大多数的希腊人而言，局限于最年长的、还活着的参加者所能描述的那些事件的范围内，哪怕是对于一些记忆较好的人而言，也只到特洛伊战争为止，在这条界线以外，他们是压根不会承认历史生活的存在的。
另外一方面，阿拉伯文化非常早便敢于作出那惊人的举动——我们从犹太人与居鲁士时代以来的波斯人的历史思想里面同样能够见到这种现象——用一种真正的年代学将天地开辟的传说与现在结合起来；波斯人在这种举动中的确也将未来包括在内，而且将最后的审判和弥赛亚的降临都预先填上了日期。人类历史的这种精确的却又非常狭窄的限界——波斯人的计算认为从开始到最终有一万二千年，犹太人的计算则认为到今天为止还不到六千年——这是枚斋的世界情感的一种必然的表现，并从根本上将犹太人——巴比伦文化的大地开辟的传说与波斯人的天地开辟的传说区别开来，而它们的很多外部特征都是由巴比伦文化中得来的。
再者，让中国文化及埃及文化的历史思想具有其特殊的广阔绵长的眼界的原始情感，也是不相同的。这种眼界是以按照年代而陈述的、前后连贯的若干朝代表现出来的，它们延续到几千年之久，最后消失于渺茫的远景中。
另外，浮士德式的世界历史的图景，由基督教的年代学的存在事先作好了准备，带着西方教会已经接受过来的枚斋图景的无限的加广及加深，突然出现了。弗洛里斯的乔基姆在哥特文化盛期把所有的世界命运奇异地解释为圣父、圣子、圣灵样式的连续三代，便是用这种加广与加深来作为根据的。和这些相平行的还有地理视野的无限扩大，这种视野还在哥特时代（由于北欧海盗和十字军）已由冰岛伸展到了亚洲的非常远的部分；而从公元1500年起，巴罗克时代的成熟的人类便能做别的文化里面为他的同辈们所无法做的事情，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这个行星的整个表面当作其活动的范围。因为罗盘针和望远镜，那个成熟时代的大科学家们不但可以破天荒地由理论上断定地球的球状，并且实际上能够感觉到他是生活在空间的球体之上。土地的界限不再存在了。同样，时间界限也消失于基督之前与基督之后的历法的双重无限状态中了。并且，今天，在这幅包括整个地球且最后将包括所有高级文化的图景的影响之下，“古代”、“中世纪”、“近代”这种旧的哥特时代的历史分期法，就早已变得陈腐而又毫无意义，并且显然正在消逝中。
在一切其他的文化中，世界历史的外观是与人类历史的外观相同的。世界的起源便是人类的起源，人类的末日也便是世界的末日。可是浮士德式的对于无限的渴望第一次在巴罗克时代将这两种看法区分开来，并且现在它使得人类历史只成为世界历史中的一段插话，虽然人类历史尚有它绵长的、还没有被人发现的时间距离，对于地球则成了太阳系的无数星辰中的一个小星，但是别的文化甚至还未窥到其全貌，而只将一些表面的部分误认作了“世界”。
历史的世界图景的扩张，使得在这种文化中比在一切别的文化中更有必要将普通人的日常的自我调节，与仅有最杰出人物才能做到的，甚至在他们当中也仅能保持片刻的最高度的自我调节加以区别。忒密斯多克利的历史眼界与一个阿提卡农夫的历史眼界之间的差别或许是非常小的，可是亨利六世与他那时代的一个农夫之间的这种差别便已经非常大了，并且在浮士德文化一再上升时，自我调校的力量竟然达到这样的高度及深度，以至于行家的范围逐渐缩小起来。实际上，形成了一座包括各种可能性的金字塔，在其中个人是按照其天赋分成等级的：每个人按照其素质，位于自己处于最佳的焦点上所能保持的那一级上。所以，西方人士之间在相互了解历史的生活问题的可能性方面便有了一些限制，这些限制对别的文化是不适用的，其对于那些文化完全不像对于我们的文化这样有着一种命定的严格。
一个工人今天能真正了解一个农民吗？或者一个外交家能真正了解一个工匠吗？决定他们每个人值得发问的问题和提出这些问题的形式的历史的及地理的视界，与他人的视界是这样的不一样，以至于他们所能交换的不是相互的交流，而是转眼便会消失的话语。当然，真正的人物评价者的标志是：他懂得“他人”是如何适应环境的，并根据这些来安排他同那个人的交往（像我们大家在与儿童谈话时那样），但是这种意义的评价某些历史人物（例如狮王亨利或但丁）的艺术，让自己彻底生活于历史人物的历史图景里面，以至于其思想、感情及决定全都具有一种自明的性质的艺术，因为一个人的醒觉意识与另一人的醒觉意识之间的巨大差别，是非常罕见的，所以直到18世纪还没有看到有历史家担负起从事这种工作的任务。自1800年起，它才变为一种撰写历史的迫切冲动，并且是一种非常难达到愿望的迫切冲动。
浮士德文化所特有的对本来的人类历史及远为广泛的世界历史的区分，产生了以下的结果，那便是，从巴罗克时代结束以来，我们的世界图景已经包含了几种视野，它们被一个叠着一个地放置于同样多的断面中。为了探索这些断面，许多显然多少具有历史特性的独特的科学，已经成形了。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人类学轮流地研究星辰世界、地球外壳、生命与人类的命运，然后我们才有这些高级文化的“世界”历史（直到今天仍被称作这个名称），而各种文化因素的历史、家族历史之后，最后还有西方那种高度发展的特长即传记，又全部隶属于这种世界历史。
这些断面的任何一个全部需要一种特殊的自我校准，一但特殊的焦点变得分明时，较狭窄的与较宽广的断面便不再是活的存在物，而仅是既成的事实。假如我们是在研究推托堡森林的战役，这个森林在北德意志平原的植物世界中的成长便是先决的条件。相反，假如我们是在考察德意志树木世界的历史，土地的地质层叠便是先决条件，虽然它无非是一件它的特殊命运在这种关系上无须进一步追究的事实。再者，假如我们的问题是白垩纪的起源，地球本身作为太阳系中的一个行星的存在便是一个论据，而不是一个问题。或者，换言之，便是：在星辰世界中有一个地球；“生命”这种现象发生于地球上；在这种“生命”中有“人”这种形式；在人的历史中又存在着文化的有机形式；这都是另外一种更高的断层的图景中的一桩偶然事件。
对歌德来说，从他的斯特拉斯堡时期到他第一次魏玛定居，他让自己和“世界”历史和谐一致之倾向是非常强烈的，这由他的《凯撒》、《穆罕默德》、《苏格拉底》、《流浪的犹太人》和《哀格蒙特》等短篇作品中能够得到证明。歌德痛苦地放弃了政治成就的远大前途，这种痛苦在《塔索》一剧中更通过其最后决定的郑重的克制拨动于我们的心弦，这恰好是他所选择的抛开其生活的和谐方式，在这之后，他便几乎是猛烈地将自己一方面局限于植物历史、动物历史及地球历史的图景（他的“活生生的自然界”）的范围内，另一方面则将自己局限在传记的范围内。
全部这些“图景”，由同一个人身上显现出来，具有同一种结构。即使是植物与动物的历史，即使是地球外壳的历史或星辰的历史，也是一种寓言汇集，并将自我存在之内心的倾向反映于外界的现实上。动物世界或地层形成的研究者是一个生活于一定时代、拥有一定国籍及一定社会身份的人，让他在处理这些事物时排除其主观的见解，并不比想获得关于法国革命或世界大战的圆满的叙述更加可能。康德、拉普拉斯、居维叶、莱伊尔、达尔文的有名的理论，也都具有一种政治经济的色彩，而这些理论对一般群众的威力及深刻印象进一步证明，对全部这些历史断面的看法全都出自于一个根源。今天正在自行完成的东西也便是浮士德式的历史思想所能够达到的最后的成就，即将这些历史断面有机地连结并排列在具有同样外貌的单一的、庞大的世界历史里面，这种世界历史将让我们的视线能够由个别人的生活不间断地一直看到宇宙的最开始的和最终的命运。19世纪——凭借机械的（即非历史的）形式——才将此问题提出来。而解决这个问题，却是20世纪预定的任务之一。
我们所掌握的地球外壳的历史与生命历史的图景，现今仍被文明化的英国思想从启蒙时代以来由英国生活习惯中发展出来的那些观念所支配着。莱伊尔的地层形成的“粘液质”理论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理论，实际上无非是英国本身的发展的引伸物罢了。代替冯·布赫和居维叶所承认的那些不能估计的大变动与变异，他们将一种有规律的演化延展到非常长的时期，并只承认那些在科学上能够计算的、确实是机械的有效原因才是原因。
这种“英国”类型的因果关系不但是肤浅的，并且是十分狭隘的。首先，它将可能的因果关系局限在那些在地球表面上完成其所有过程的事物；但是这马上便将地球上的生活现象与太阳系及众星的宇宙事物之间的所有巨大的宇宙关系排除掉了，并提出了这样一个不可能的假定：地球的表面是自然现象的一个完全隔绝的区域。其次，它硬说，凭借目前的人类意识——也就是借工具而精炼了的感觉和借学说而精确了的思想——所无法理解的关系，甚至是不存在的。
清除这种起源于巴罗克时代的唯理主义的肤浅的因果关系体系，并用一种纯粹的体相来取而代之，与19世纪相比较，将是20世纪的特殊任务。对于由因果关系上去“说明”的所有的思想方式，我们都是怀疑派。我们让事物自己说明自己，并用知觉事物所固有的命运和默察那些我们将永远无法看透的表现形式作为自己的界限。我们所能够达到的极限是发现那些没有原因的、没有目的的、纯粹存在的形式，它们构成了变化万千的自然图景的基础。对19世纪而言，“进化”一词的意思，指的是生活越来越适合目标这种意义上的前进。莱布尼兹在其充满重要思想的著作《原态》（1691年）里，依照他在哈尔茨银矿所作的研究，描写出了一幅歌德式世界的幼年图景的轮廓；对歌德本人而言，进化的意思指的是不断增加形式的内涵这种意义上的完成。与歌德的形式完成和达尔文的进化是全然对立的两种概念，就好似命运对因果律那样，假如再比较的话，还似德国人的思想对英国人的思想，德国人的历史对英国人的历史那样。
对达尔文主义的反驳，再也没有比古生物学所提供的东西更加确凿的了。单纯的或然率表明，化石储藏物仅能作为试验的标本。每个标本因而必须代表一个不同的进化阶段，而且还应当具有既非哪一范围也非哪一种属的纯粹“过渡的”类型。与之相反，我们看见的是一些非常稳定并经久不变的形体，不是依照适应原则自行发展，而是突然出现且马上具有其确定形状的形体；还有那些后来没有适应演变，却日益稀少且最终走向绝迹的形体，同时又突然出现了一些完全不同的形体。在越来越丰富的形体中，自行显露的还是活生生的存在物的巨大的类及属，它们从最开始便存在于并且无过渡类型地还存在于今天的类别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