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有学问的人曾经说，在现代的人类事务的活动中，构成“伟大”的要素有二：能力与敏捷。前者往往是后者的必然的产物。因为，一个人而能够懂得光阴之可贵，而不能肯轻易放过一分一秒的时间，则最后他的生命，总会印上“能力”的标记。
凡是真正成功的人，总不会是没有“做事敏捷”的习惯的。一个人而做事常常不准时，赴约会常常迟到，付款常常延缓，则在事业界中，别人对他，会生出不信任的心理。他的内心也许是很忠诚，很可靠的；但是别人不管到这点。在事业界中，进行事业的最重要的规律，就是“准时”与“敏捷”。所以凡是不能敏捷做事，不能准时践约的人，必不能得到他人的信赖；纵然他居心忠诚。仅仅居心的忠诚，何补于他的行动的迟缓？
一个人做事，能够不错过一分一秒，则他在事业上，一定能大占便宜。拿破仑自己说，他之所以能击败奥国的军队，就因为奥国的军人不懂得“五分钟”时间的价值。“每错过一分”，拿破仑说，“即是多予‘不幸’一分可乘之隙”。
进行业务，最贵准时。因为准时做事的人，能够不致浪费自己的时间，也不致浪费他人的时间。拿破仑有一次请他的将士同他聚餐，因为各将士不能依时而到，所以拿氏就一人独嚼起来。待到各将士姗姗而来时，拿氏已经要餐罢离座了。拿破仑说：“诸位！餐时已过，现在我们应立刻办公了。”
有些青年人，就因为不能敏捷，不能准时，遂至失掉了上升及得到高等位置的机会。在已故的樊团毕而德（GVauderbilt）看来，不能准时，竟是一种不可恕的罪恶。有一次，他约定一个人，在上午十时，到他办事室中谈话。事先，这个青年人曾经请托樊氏，替他钻营一个位置。这天，樊氏预备在谈话之后，领他去见一位铁路总办，因为铁路上正需要一个职员。青年在十时二十分去请见，但樊氏已经不在办公室中了，他已赴另一个集会去了。几天以后，青年请准樊氏，重行会见。樊氏问他为何上次不依时而至；青年回答说：“先生，我是在那天的十时二十分到的。”樊氏立刻提醒他：“但我是约你在十时来的！”“是的，我知道。”青年支吾地回答，“但是二十分钟的相差，没有什么大关系吧！”“不！”樊氏严肃地说，“能否准时，是大有关系的。即以此次之事而论，你不能准时，所以就失掉了你所想得的位置；因为就在那天，铁路中录用了一个职员了。而且，容我告诉你，青年人，你没有权利可以这样的看轻我的二十分钟时间的价值，而让我在这时间中闲着等候你。在这段时间中，我正要应着另外两个重要的约会呢！”
已故的莫尔干（J.P. Morgan）曾告诉他的朋友，他将他自己的每一小时的时间，当作价值一千元。青年人都肯承认，以莫尔干那样的人，把自己的时间的价值，说得这样高贵，实在不为夸张；然而他们自己，却常要虚掷宝贵的光阴。他们不想到，光阴对于自己，也许是同对于莫尔干一样的贵重呢！
凡是对于今日的事务，不能当日料理清楚，而要挪用“明日”的时间，以为之抵补的，这样的人，能够期待着在事业上得到成功吗？只有机警，敏捷，一呼即应的人，才是能够得到胜利的人。敏捷的习惯，是可以加强人的力量与各部机能的。
敏捷、准时习惯之能否养成像别的习惯一样，全视一个人的幼年的环境与训练。凡是一个儿童，在父母吩咐他事时，常说“等一等”，教师吩咐他做功课，常常要忘掉，而在他游戏没有完毕以前，不肯履行任何差遣。这个儿童，长大起来，一定是一个不能敏捷，不能准时的人，一定是一个机会当前，每要坐视其错过，反而为旁人获得的人。
纳尔逊侯爵说：“我一生事业之成功，就在每做一事，必提前一刻钟下手。”
“准时在君王是一种礼貌，在士君子是一种义务，在办事的人是一种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