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古的文书可靠者少——甲骨与钟鼎刻辞的重要——甲骨文字是否全为卜辞的问题——钟鼎刻辞的简短——毛公鼎——石鼓文——诅楚文——最古的誓诰的总集：《尚书》——今文与古文之争——最古文书的三类：誓辞、文诰书札与记事的断片——《尚书》的时代——《山海经》：古代神话与传说的渊薮
最古的记载，可靠者很少。所谓邃古的书：“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当然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即《尚书》里的文章，像《尧典》、《禹贡》之类，也不会是尧、禹时代的真实的著作。又像《甘誓》之类，就其性质及文体上说来，比较的有成为最早的记载的可能性，唯也颇为后人所怀疑；至少是曾经过后人的若干次的改写与润饰的。今日所能承认为中国文学史的邃古的一章的开始的“文书”，恐怕最可靠的，只有被发掘出的埋藏在地下的甲骨刻辞和钟鼎彝器的记载了。有刻辞的甲与骨，最早的发见在光绪二十六年。福山王懿荣首先得到。丹徒刘鹗又从王氏购得之；这使他异常地注意，更继续地去收集，共得到五千余片，选千片付诸石印，名曰《铁云藏龟》（1903年出版）。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大骚动。有斥之为伪者，但也有知道其真价的。
上虞罗振玉于宣统间继刘氏之业，所获益多。民国十七年，中央研究院派人到殷墟进行正式发掘的工作，所得重要的东西不少。商代的文化，自此为我们所知。但这些甲骨刻辞记载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在同一个地点发见了那么许多的甲骨刻辞呢？其消息和拉耶（Layard）在尼尼微古城发见了整个楔形泥板书的图书馆是可列在同类的吧。龟板都是两面磨斲得很平正的，兽骨也都很整齐。所刻文字，有首尾完全者，但都很简短。究竟一片龟板或一块骨上刻了多少字，是很不规则的。长篇的记载，是否不止以一二片的龟板（或一二块骨）了之，也是很有注意的价值的。中央研究院《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董作宾的《新获卜辞写本后记》里，曾说起发见刻有“册六”二字的龟板，且有穿孔。是则把许多龟板穿串为册子，是很有可能的。罗振玉《殷墟书契菁华》里所载的骨上刻辞有长到百字左右的，且还是残文。
这可见殷商文辞不仅仅是简短若《竹书纪年》、《春秋》般的。从罗振玉诸人以来，皆以甲骨刻文为卜辞。罗氏分此种卜辞为九类：卜祭、卜告、卜、卜出入、卜田猎、卜征伐、卜年、卜风雨及杂卜（《殷墟书契考释》）。董作宾氏则更加上了卜霁、卜瘳、卜旬三类（《商代龟卜的推测》）。但这些甲骨刻辞是否仅为占卜的记载呢？这是很可注意的。那些磨制得很光滑的龟板兽骨，是否仅为占卜及记载卜辞之用呢？最近发见的两个兽头上的刻辞，都记载着某月王田于某地，其中之一，且是记载着获得某物的。这当然不会是卜辞。在龟甲刻辞上，有“获五鹿”、“由于陟，往（缺）获一”、“毕御获一鹿七”等，又多有帝王大臣之名，及地名等，似不是单纯的卜辞。或当是殷商的文库吧，故会有那么多的零片发见。为了殷人好卜，所以卜而后行的事特别多，或便利用了占卜用过的甲骨以记载一切。这似都需要更仔细的讨论，这里且不提。
钟鼎彝器的发见，为时较早；宋代的记载古器物刻辞的书里已有不少三代古器存在着。唯最古者仍当推属于殷商时代之物。周代的东西也不少。钟鼎彝器的刻辞，往往只是记载着某人作此，或子孙永宝用之的一类的铭辞。但也有很长篇的文辞，其典雅古奥的程度是不下于《尚书》中的誓诰的，像毛公鼎上的刻文便是一个好例。毛公鼎的刻辞有四百四十九字之多，当是今见的古代器物上刻辞的最长的一篇。又有石鼓文的，系刻于十个石鼓之上，记载一件田猎之事的；以“车既工，马既同；车既，马既”写起，接着写射鹿，获鱼，得雉，以至于猎归。虽然残缺不少，但还可以见到其宏伟的体制来。这篇文字的时代，论者不一；或以为是周宣王时代的东西。但今日已证实其为秦代之物。又有诅楚文三篇，也是那个时代的秦国的文章。无论如何，把他们归到《尚书》时代的文籍里，当是不会很错的。
但甲骨、钟鼎刻辞等，以不成篇章者为最多。其较为完美的文籍的最古的记载，几全在《尚书》里。编集《尚书》者相传为孔子。据说全书原有一百篇，今存五十八篇。然此五十八篇却非原本，其中多有伪作。可信为原作者仅由伏生传下的二十八篇而已。其余三十篇，有五篇系由旧本分出，有二十五篇则为伪作。伏生的二十八篇亦称为“今文本”，五十八篇则亦称为“古文本”。今文本由伏生传下，传其学者，在汉有大小夏侯及欧阳。古文本相传系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以广其居时，由壁中得到。《汉书·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又同书《艺文志》：“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又同书《楚元王传》亦言：“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由此可见在西汉之时，逸书或《古文尚书》，较之今文仅多出十六篇。此《古文尚书》十六篇，大约在东晋大乱时已失不见。到了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忽上《古文尚书》，增多二十五篇。这个增多本，初无人疑其为伪者。到了宋时，方才有人觉得可疑。到了清初，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从种种方面证实，增多的二十五篇，实为梅赜所伪造，不仅“文辞格制，迥然不类”而已。这成了一个定谳。
就伏生本的二十八篇而研究之，《尚书》的内容是很复杂的，但大约可分为下之三类：
第一类 誓辞 这个体裁《尚书》里面很多，自《甘誓》起，至《汤誓》、《牧誓》、《费誓》都是。这是用兵时的鼓励臣民的话。我们在这些古远的誓辞中，很可以看出许多初民时代的信仰与思想。譬如《甘誓》，是夏启与有扈氏战于甘之野时的誓语，他对于六卿所宣布的有扈氏罪状乃是“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八个字（有人据此八字疑其为后人所伪作。但至少当经后人的改写）；于是他便接下去说：“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称天以伐人国，乃是古代民族最常见的事。凡当双方以兵戎相见的时候，无论哪一方，总是说，他是“恭行天之罚”的，他的敌人是如何如何的为天所弃。不仅启如此而已。汤之伐桀，亦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又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纣亦曰：“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总之，无论哪一方，总是告诉他的部下说：“我们是上天所保佑的，必须顺了天意，前去征伐。”他们又是奉了庙主或神像前去征伐的，所以“用命”便“赏于祖”，不用命便“戮于社”。这很可看出古代如何的崇奉神道，或利用神道，无论什么事，都是与神道有关系的；与一个民族有生死存亡的休戚的战争，当然更与神道有密切的关联了。如果我们读着《甘誓》（约前2196年）、《汤誓》（约前1777年）及《牧誓》（前1122年）三篇便很可以看出其中不同的气氛来，神的气氛是渐渐地少了，人的气氛却渐渐地多了。其为不同时代的东西无疑。不过，像《甘誓》、《牧誓》的写出，可能要比较晚些。
第二类 文诰书札 这一类《尚书》中很不少，自《盘庚》、《大诰》、《洛诰》以至《康诰》、《酒诰》、《梓材》、《秦誓》皆是。它又可分为二类：一类是公告，即对于民众的公布，如《盘庚》；一类是对于个人的往来书札，或劝告，如《大诰》、《康诰》、《讲范》。这一类的古代文书，在历史上都是极有用的材料，更有许多珍言训语，在文学上也是很可宝贵的遗物。譬如《康诰》，便是一篇恳挚的告诫文书，《大诰》、《盘庚》中的文告，便是两篇反复劝谕的又严正，又周至的公告。
第三类 记事的断片 这一类《尚书》中较少，如《尧典》、《禹贡》以至《盘庚》中的一部分，及《金滕》等皆是。《尚书》中的诸文，每有一小段记事（虽然不见每篇中皆有）列于其首，例如《洪范》篇首之“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旅獒》篇首之“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西旅底贡厥獒。大保乃作《旅獒》，用训于王”之类。
综上所言，可知《尚书》的性质与内容是很不一致的。旧说《春秋》是纪事的，《尚书》是纪言的，《尚书》又何尝只是纪言而已。
有的人以为《尚书》中的最古文件是《尧典》。但《尧典》却明明不是尧舜时所作；它记的是尧舜时代的事，且篇首即大书曰“若稽古帝尧”，可见作此文者尚为离尧舜时代很远的人。（旧释：“若，顺；稽，考也。能顺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尧。”完全是不通的。）最可信的最古的一篇文字乃是《甘誓》，但就其明白晓畅的一点看来，至少有后人改写的痕迹。《禹贡》亦是后人所追记。《甘誓》若果为夏启时代的作品，则此文之作，盖在公元前2196年，即离今约四千年。四千年前，中国之有那样简朴的文字，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埃及、巴比伦诸国，在这时期其文字已是很发达的了。再者，就甲骨刻辞和《盘庚》的文辞看来，在夏代而有《甘誓》的产生，似也是不足为异的事。唯甲骨文以前的文字，即夏代的文字，迄未被我们发现，我们只能将这篇文字作为后代人的记述而已。
《尚书》中最后的一篇文字《秦誓》，则写于公元前627年。
尚有《山海经》，也是很古远的书籍，相传为夏禹时代伯益所作。毕沅则以《五藏山经》三十四篇为“禹书”，《海外经》四篇、《海内经》四篇为周秦所述，《大荒经》以下五篇是“刘秀又释而增其文”者。这书的著作时代确是非出一时的，但未必便像毕氏那么犁然可指的某篇为某时所作。他所谓“禹书”，也不可信。但最迟似不会过战国以后的；在汉时或更有所增加。
这部书是古代神话的总集，和《天问》同为古文学中的瑰宝。其中的人物，像夸父、西王母等，后皆成为重要的“神人”；而《镜花缘》乃更以其中禽兽人物出现于近代的故事中。像《山经》里的“其中有鸟焉，名曰，食之宜子”、“有草焉，名曰荀草，服之美人色”（《中山经》）云云，更大似后来的《本草》一类的医药服食的书的说法。在《海外经》里，神话最多，像“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海外西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海外北经》）都是很伟大的神话的核心，可惜后人并不曾把它们发挥光大。
参考书目
一、《铁云藏龟》 刘鹗编，自印本。
二、《殷墟书契前后编》 罗振玉编，自印本。
三、《殷墟书契菁华》 罗振玉编，自印本。
四、《安阳发掘报告》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
五、《历代钟鼎彝器款识》 宋薛尚功编，有明万历红印本，有石印本。
六、《愙斋集古录》 吴大澂编，有涵芬楼石印本。
七、《尚书正义》 唐孔颖达等撰，有《十三经注疏》本。
八、《尚书读本》 宋蔡沈撰，有通行本。
九、《古文尚书考异》 明梅撰，有《平津馆丛书》本。
十、《尚书古文疏证》 清阎若璩撰，同治六年振绮堂刊本，又《皇清经解续编》本。
十一、《尚书后案》 清王鸣盛撰，有乾隆庚子刊本，又颐志堂原刊本，又《皇清经解》本。
十二、《今文尚书经说考》 清陈乔枞撰，有《左海续集》本，又《皇清经解续编》本。
十三、《尚书欧阳夏侯遗说考》 清陈乔枞撰，有《皇清经解续编》本。
十四、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逸书》中，辑有大小夏侯及欧阳生诸人的《尚书》古训注不少。
十五、《山海经》有明刊本，毕沅注本（局刊本），汪绂注本（石印本），郝懿行校本（原刊本）等。《山海经图》也有明刊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