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勤劳、坚韧而又充满乐观情绪的母亲。她认为，只要为这个家去作贡献了，即使再穷、心里再痛苦，可每当听到孩子在叫妈妈的时候，看到他们笑的时候，看到他们会坐了、会爬了、会走路了，看到他们慢慢长大了，这就是做母亲的最大安慰。
信奉天主教的母亲，牢牢记住了《圣经·缄言》中的一句话：“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
母亲对四个子女从小就进行自己所奉行的金钱观教育。她告诉孩子：钱，就是一张纸，可能是很有用的，也可能没用。你把纸币揉碎了，扔在地板上，就跟一张废纸一样。但是，你如果把100块钱用好了，就有可能变成1000块、10000块。
母亲在家里做手工活的时候，黄俊钦、黄光裕兄弟俩常常利用放学后的空闲时间帮她一起做。母亲便手把手地告诉他们，做一件东西可以换回多少钱，让他们记下用劳动可以换回多少金钱。等这些东西换回来钱了，母亲又告诉他们：这是我们一起努力的结果，没有这种努力就得不到钱！
母亲对子女家教甚严，但她从来不打骂孩子。有时气极了，也最多嚷一嚷，或者非常严厉地教训一通。
因为母亲教育有方，黄家兄弟姐妹从小很懂事，知道体恤成天忙累的父母亲。每当大人不在家时，黄俊钦就负责喂猪，黄光裕负责打扫卫生，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黄光裕8岁时就学会了做饭，做完饭怕烫，不敢去把锅盖拿起来，还常常跑去求邻居帮忙。等大人回到家时，家里的事情已全部打理得有条不紊。吃完饭后，孩子们会对母亲说：“妈，您累了一天了，坐着休息吧，我们去收拾。”
孩子们从小就知道父母赚钱的不易，有时看到门口有人来卖水果等好吃的东西，他们从来都不向母亲说要买一些。每当春节，母亲都要给孩子们压岁钱，可他们从来都不花掉，等年过完了，又都把钱全部还给母亲。
黄秀虹回忆道，自己懂事很早，为了帮家里减轻负担，七八岁时，就会做手工活了。十一二岁时，就开始为家里挑水、洗衣、做饭。黄秀虹对此至今记忆深刻：“我上小学的时候，南方的冬天特别冷，要拎着衣服到河边去洗，回来以后再吃完早饭去上学。出去的时候手常常是冰冷的，因为搓衣服，回来后手变得热乎乎的。”
唯有温情才能抵御贫寒。兄妹之间从小感情很好，从来没有为什么事发生过你争我抢的吵架，甚至互相之间连粗话都没有说过，这让劳累的父母颇感安慰。
因为父亲是外地人，加之家里没有其他的成年男劳力，黄家是这个村最穷、最没有实力的一户，所以总受人歧视和欺负，但兄妹几个非常团结。与大哥黄俊钦的内向不同，黄光裕从小就活泼、淘气，是村子里有名的“孩子王”。但黄光裕一般不会主动去招惹是非，如果别人欺负到自家人头上来，他就会跟人家去拼命。
黄秀虹曾向笔者提起过二哥黄光裕的一次“壮举”：一天，黄光裕在村口的沙土堆上和一堆男孩玩耍打赌，其中有一个男孩老是输，他恼羞成怒地指着站在一边的黄秀虹说：“就是因为有你这个‘臭女人’在这里，害得我特别晦气！”还不到10岁的黄光裕火冒三丈，冲过去就跟他厮打在一起。最后，那个男孩不是他的对手，只得掉头往家里跑去，黄光裕紧追不舍，直把这个男孩赶到他家床底下仍不肯罢休。
当两个孩子长大了，准备到外面世界闯荡时，母亲虽然十分担心，但还是没加阻拦，并向他人借来高利贷给兄弟俩做本钱。
黄秀虹觉得，整个家庭之所以没有被贫困压垮，全赖母亲对子女们的正确教育。对于性格和善、坚毅又极富商业眼光的母亲，黄光裕曾如此评价：“如果妈妈年轻的时候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哥俩谁都没戏。”
与两位哥哥一样，黄秀虹一出生便接受了洗礼，而这份信仰也在引导着她。黄秀虹对笔者透露了她的人生终极目标：那就是在成为一名商界的知名女性企业家后便退下来，集中时间和精力去办一家慈善机构，希望自己能成就一番类似于德兰修女的事业。
事与愿违。随着2008年底黄光裕和黄俊钦被警方调查，黄秀虹不得不匆促上阵，于2009年2月13日接替其二哥黄光裕担任北京鹏润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挑起家族企业的大梁。她的人生规划的实施恐怕得因此延迟了。
信仰天主教的黄家，在富甲天下之后，曾慷慨解囊，捐款400万元在凤壶村兴建了一座教堂；另外，在黄光裕父亲黄昌义的出生地西胪镇，曾婵贞也带头捐助共筹得资金240多万元，对原西胪天主堂进行了重建。
三、黄光裕兄弟如何野蛮生长？
等黄光裕在南方边陲的小乡村长到10岁，正在走街串巷为如何捡到更多的废品而绞尽脑汁时，中国却在经历着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将最终影响到两个分别叫黄俊钦和黄俊烈的男孩，虽然当时他们还浑然不觉。
1976年，历经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但直到两年之后，僵硬的思想才开始复苏。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也就是从这次会议开始，逐步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此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这位“东方巨人”始终不遗余力地推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
当时，全国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其中劳动力过剩带来的就业压力便是一个迫在眉睫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在广大农村，因为长期的城乡分割和人口的过量增长，已经造成大量沉淀的过剩劳动力，而有限的耕地根本承载不了这么多人。另外，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城市的过剩劳动力都被疏散到了农村，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部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开始一批又一批向城市回流。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中国1978—2008》一书记载：“文化大革命”以来至1979年底，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有1000多万人。到1979年2月，高达760万人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如洪水般涌入城市，加上原有的待业青年，使整个社会的待业人员达到了2000万人，这给紧绷的中国经济又压上了一块巨石。
鉴于此，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两个关于农业的文件，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家庭副业和农村集贸市场得到了正式认可。第二年2月，中央又迅速批准了一个关于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批准城市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可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
春风又让百草生！就在1979年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迅速达到10万户左右。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才有了类似于像黄光裕父母亲一样的贫困农民从事手工业和小生意的机会，也才有了像北京知青那样卖大碗茶的热闹场景。
当冰硬的头脑开始暖化，贫穷便马上变成一种无法忍受的刺痛！1979年，在离黄光裕家乡不到200公里的福建厦门，有一个叫舒婷的女诗人，在一首《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的诗歌里表达了当时人们此种沉重尖锐的痛感：“我是贫穷/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呵/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呵！”
生存的欲望冲破了一切束缚。于是，在安徽凤阳，18个农民在包产到户的契约上偷偷按上了自己血红的指印；在江苏华西村，吴仁宝带领农民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在天津大邱庄，禹作敏偷偷办起了冷轧带钢厂；在浙江萧山，鲁冠球创办了万向节厂……
一位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在他的报道中写道，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广东潮汕地区及珠江三角洲一带，“民间的小五金、小化工、小塑料、小纺织、小冶炼、小加工作坊，像野草一般满世界疯长”。
正是民间经济力量的推动，让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感受到了现代化建设的巨大生机与活力。于是在1979年7月15日，国务院以当年50号文件的形式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关于兴办特区的报告，文件明确表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正式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3市设置经济特区。此举，无疑对躁动的民间经济起到了助推的作用。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1979年3月，《诗刊》发表了一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诗歌：《回答》。诗人北岛深情而热切的笔触，表达了当时从国家领导人到近10亿普通中国人肩负历史使命、期望改变现状的巨大热情与冲动。
而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全世界都瞩目的一个奇迹，就是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被无数难题困扰的邓小平，就曾怀着无比谦逊的心态，于1978年10月22日东渡日本，前去学习取经。1979年6月底，有“经营之神”美誉的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应邓小平之邀来华访问。此后，接踵而至的日本商品如潮水般涌向中国。
另外，在1978年的国庆典礼上，一位身穿蓝色中山装的香港商人，第一次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他叫李嘉诚，是黄光裕的潮汕老乡。自从11岁离开大陆去香港后，隔了整整40年，李嘉诚才再一次回到大陆。
而这两位被邓小平所重视、蜚声全球的大企业家，也成为日后黄光裕顶礼膜拜的商业偶像。
在1978年，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数据对比：当时美国家庭的电视机普及率是70％，而近10亿人口的中国，电视机拥有量却只有100多万台。另据《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一书披露，从1978年到2008年，全国电视入户率从不足10％增长到97.28％，观众规模更是达到了11.72亿人。9岁的黄光裕当时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长大后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让电视机之类的“奢侈品”如潮水一般涌进中国普通的百姓家庭。
但野草疯长的地方，天生注定是一片灰色的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浙江的温州、台州地区以及广东的潮汕地区，成为全国走私最猖獗的地方。一艘艘走私的渔船，满载着服装、五金、家电等境外商品，在沿海一些偏僻的小码头登陆，然后又迅速涌向全国各地。在广东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渔民不打渔、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现象，一窝蜂地到处兜售走私货。
在潮汕地区这种事随处可见。很多乡镇上时常看见卖走私表的孩子，拿着一麻袋的电子手表，不一会时间就能换成一麻袋的钱。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铜盂镇附近的贵屿镇现在还是国内电子垃圾的处置中心，只是现在收回来的都是国内的电子垃圾罢了。
黄光裕的老乡曾庆水回忆道：“曾厝有些能干的人从海上运回来好多电视机、收录机，说是从台湾、香港那边弄回来的，别人再从他们手上收来，把这些来路不明的电器运到城市卖掉。有半年村里家家户户都做这些生意，其中有些是旧电器，很脏，可是也有办法重新组装，村里堆得像垃圾堆，很赚钱。”
曾庆水现在还记得，黄光裕兄弟俩就常常骑着旧自行车去各村收旧电器，收来再出手。那还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黄光裕还只有十几岁，却已经成为精明的“下家”，收来的货全部能出手。
1986年，他17岁的时候，就和哥哥带着一批旧电器出门远行内蒙古了。“村里像他这么出去做生意的人很多，像他那么大年纪出去的也很多，要是他不发大财，大家还真记不得他了。”
另外，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价格管制、地区隔离等因素，催生了一大批靠倒卖批文发家致富的“倒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制外流通网络。僵硬的流通体制如一座外表坚固的防洪大堤，此时已被愈来愈多的“倒爷”如白蚁般从里面把它啃食得千疮百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