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正在发起一场前途未卜的变革，他在自己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警告：“拖延改革就会在最近时期造成国内局势的加剧，直截了当地说，这种局势包藏着发生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威胁。”
日本的崛起、强大以及苏联领导人的提醒，也给了中国紧迫的危机感，以至于有识之士撰文疾呼：“加快改革！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20世纪80年代初，也是中国人告别沉闷的灰色年代，开始接触五彩缤纷的娱乐生活的时期。如1983年，港台剧《射雕英雄传》被引入大陆电视台，一到播出时间便万人空巷；也就在这一年春节，央视的春节晚会在青涩、简陋中登场，以后愈演愈火，成为中国人最好的“精神年夜饭”；1985年，来自日本的电视剧《阿信》和动画片《一休》、《铁臂阿童木》等如台风般刮过大陆；1986年，琼瑶的《烟雨蒙蒙》、《几度夕阳红》等让无数痴情少男少女痴狂；1987年，《红楼梦》、《西游记》等国产经典电视剧横空出世……而这一切，都有赖于电视机这种载体，这直接刺激了人们对以电视机为首的家用电器的强烈消费欲望。
1987年，也被视为中国企业家频出的年代。就在这一年，马胜利成为改革的典型，柳传志推出了联想微机，宗庆后、怀汉新、任正非等开始创业；也就在这一年，达能、雀巢、联合利华、摩托罗拉等跨国企业涌入中国，肯德基把它在中国的第一家店开在了离国美电器珠市口店不远的北京前门。
政策的相对宽松，也导致了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几乎一夜之间，乡镇企业在苏南、温州等地纷纷兴起。在改革开放后，率先提出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费孝通，于1986年初春来到偏远的温州。这位76岁的老人一口气走访了温州四县五镇，并参观了市区的两个街办厂。费孝通回京后，在《瞭望》杂志上发表了《小商品 大市场》一文。他在文章中指出，“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激活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流通网络。
但在欣欣向荣中，也掺杂着杂乱无序。早在1979年6月，有“经营之神”美誉的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被邓小平邀请到中国访问。中国领导人的谦虚和诚恳，引发了以松下为首的一轮日本公司投资中国的热潮。从此，日本商品尤其是电器，如潮水般涌向中国。但也产生了一个副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广东的潮汕、中山、番禺等地，已经形成了走私电器的集散地。
不仅仅是国美这样的私营商店，甚至连当时的很多国营企业、国营电器商场和批发商都有着同样的非法或半非法进货渠道，据说这些占到电器市场上流通总量的80％左右。
其次是地利。黄光裕的老家广东各地，是这种进口商品的集散地，有大量价廉物美的进口家电；而北京这种北方大都市，则对进口家电有着旺盛的需求。从一开始闯荡江湖，黄氏兄弟就靠做这一行起家，现在做起来自然是驾轻就熟。
再者是人和。在老家，黄光裕有一帮朋友帮衬，来到北京后，又结识了一大帮会慷慨帮助和支持他的朋友，其中包括许钟民等一大帮有能力的潮汕老乡。据黄光裕事后回忆，他在北京创业初期，因为资金不足，会经常先从朋友那里拿货，然后再付款。拿货时，他会告诉对方：“钱以后会有，但是现在给不了，需要大家帮忙，我看中的东西希望能够给我，钱慢慢周转。”
当时，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的人不在少数，很多人也像黄氏兄弟一样看好电器生意并且开店经营。据有关资料显示，这种店当时在全国有数千家之多，仅在北京一地至少也有数十家之众。黄氏兄弟的国美电器店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还有几个重要的原因，概括起来就是：胆大、心细、脑子活。
1987年，有一部国产电视剧红遍了中国，那就是《西游记》。电视剧播出后，北京的大街小巷充斥着这首名为《敢问路在何方》的主题曲：“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又出发……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而来自于潮汕的小青年黄俊钦、黄光裕两兄弟，无疑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孙猴子”——他们蔑视传统和权威、敢于打破规则和枷锁、有着一股永远喜爱折腾的冲劲。1987年，兄弟俩怀着无畏之心，踏上了前途坎坷的致富之旅。
虽然经营走私进口电器已经成为一种行业潜规则，但对于黄俊钦、黄光裕这两位20岁左右的年轻小伙子来说，一无雄厚的资金、二无深厚的背景，从事这行自然是冒险之举。黄光裕后来也承认，“那时我没那能力也没那资格去认识有背景的人，岁数那么小，你去跟局长说话，别人认为你是小孩，谁跟你说话！”而黄秀虹认为，这种冒险精神是被逼出来的：“作为这么一个平凡的人，没有各方面的社会资源、没有背景，所有东西只能靠自己，人被逼得有冒险精神了，就敢去打破常规。”
尽管如此，黄氏兄弟还是小心翼翼，之所以没出大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尽量做到自己接手的进口电器已经经过“漂白”，甚至有比较正式的发票；另一个是国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及时地把握了国产电器兴起的良机，果断地进行了转型，从而摆脱了过度依赖进口电器的不利局面。
黄氏兄弟心细如发，对市场具有极高的敏感度。20世纪80年代的商业领域，正是国营商场独霸天下的时候，电器市场正处于供不应求的大好形势之下，国营电器商场一直躺在暴利的云端逍遥自在，这与老百姓对家用电器的强烈渴望形成了极大的矛盾。黄光裕正是看准了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以薄利为利器，决定走“坚持零售，薄利多销”的经营路线。这一招无异于釜底抽薪，迅速蚀空了国营商业企业的根基，让它们中的大多数如空中楼阁般轰然倒塌。
采取这种薄利多销的策略，便轻易地把自己的劣势变成了优势。当时国美所面临的困境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流动资金，无法大批量地进货，而进货越少，进货的价格就越居高不下，这导致了商品没有价格优势，极容易压在手里，这会直接导致资金周转不灵。这是一个恶性循环，陷入后就难以解套。勤进快销、货如轮转，一直都是国美的至尊宝典。而薄利销售这种做法，自然受到了消费者的热烈追捧，无形中形成了极好的口碑。
黄氏兄弟的心细，还表现在对产业信息的掌握和反应速度上。当时，货源主要集中在广东沿海一些城市，于是国美直接在这些地方设立联系站。只要那边价格有一点风吹草动，马上电话告知北京总部，这边门店马上调整价格，尽早把库存货品消化掉。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为了充分掌握市场同行的信息，黄光裕亲自骑着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带领其他员工一起，在北京各个地方走街串巷，搜罗各个商家的商品信息。船小自然好掉头。而反应迟钝，正是那些国营商场最大的弊端所在，等它们反应过来，国美“轻舟已过万重山”了。
黄氏兄弟做生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脑袋特别活络，常常有灵光一闪之举。1986年末，眼看着已经进入腊月，商业的黄金季节就在眼前，可柜台里还是空空荡荡。“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什么本钱的黄氏兄弟坐在冷冰冰的店铺里一筹莫展。黄光裕的床头有一本《三十六计》，他闲着没事时常常翻一翻。黄光裕在那一刻灵光乍现，想出一个“空城计”：他赶紧把店里的空箱子全堆了出来，还专程去找几位做家电批发的老乡帮忙，借用了大量空纸箱。而在显眼处，他们则摆上了真货当样品。这样，路上过往的行人一瞧，发现他们的店里花花绿绿堆满了货物，于是蜂拥而来，积聚了大量的人气。
黄氏兄弟早在创业初期，便无师自通开始玩起了“资本游戏”。具体做法是：先利用空纸箱吸引来不少顾客，然后向他们收取一些定金，这样手头便有了相当数量的流动资金；而进货时，凭借良好的信用，国美可以先货后款，这样就有一个付款周期，当时一般是十几天，于是便产生了大量沉淀资金，让黄氏兄弟又摆脱了创业初期资金短缺的窘境。
1987年，一句“燕舞，燕舞，唱起歌来一片情”的广告词，风靡了大江南北。黄氏兄弟从此意识到了广告的力量，认为通过媒体的宣传，比自己站在大街上扯开喉咙喊，效果要好得多。在当时普通人眼里，不好卖的东西才打广告，但黄氏兄弟却观念超前，选择了《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进行广告宣传。当时报纸版面的中缝是空白，黄氏兄弟要求在这些地方做广告，这样价格极低。登载的广告形式也极为简单直接，刊登的大多是消费者最感兴趣的电器名称、型号、价格等信息，最顶端是固定不变的宣传语“买电器，到国美”，最底端则是店址、电话和乘车线路等。这样，国美用极低的代价，却取得了极高的广告效应。黄氏兄弟因为开创了报纸“中缝广告”的先河，因此被人称为“中缝大王”。
诸如薄利多销、快速运转、货卖堆山、广告大战、沉淀资金、进场费用等后来国美经典的经营招式，在创业初期都已经具备了雏形。
凑巧的是，1987年，著名的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出版了他的名作《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在这本划时代的著作之中，他第一次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视为企业成长的基因，并系统性地阐述了如何将创新导入企业经营运作的可行性方案。而初中都没有毕业的黄光裕，似乎天生便有德鲁克所推崇的创新精神，他的商业天分，开创了中国连锁零售行业的诸多先河。黄光裕所提倡的“要让中国的老百姓人人都能买到质量好、价格又很低的电器”，这个想法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难怪14年后，同样富有闯荡精神的英国小伙子胡润，把目光聚集在黄光裕身上时，会惊呼：中国的山姆·沃尔顿出现了！
七、黄氏兄弟如何度过倒春寒？
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黄氏兄弟在创业初期，不但谋划周密，而且又得到了上天的眷顾。
到1987年11月24日，黄氏兄弟开了第二家门店。1988年5月和12月又分别开了两家。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国美迎来了家电零售业的转折期。
经过数年的调整和增长，中国经济在1988年再次驶入了危险地带。随着轻工产业的迅速发展，物资供应日益紧缺，推行了4年之久的物价双轨制越来越显现出它的负面影响，一些人利用手中或大或小的权力，从双轨制中牟取暴利。据统计数据显示，在这一年，中央国家机关系统开办的各类公司达2万家，其中很多是专门从事物资倒卖的皮包公司。
在这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发表了《致命的自负》一书。在书中，他系统地论证了计划经济的局限，而国际环境的趋势，是朝着自由市场主义方向快速转型；也在这一年，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访问了中国，并受到中央领导人接见。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应该立即放开价格管制。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一份调查显示，75.3％的人赞成“只要改革能进行，我们生活水平暂时低一点也行”。这几个因素，促使中央领导人决定冒险一试，宣布取消双轨制，进行“物价闯关”。
但让人难以预料的是，调价政策一出台，便引起了公众物价看涨的恐慌性情绪，先是肉食价格，紧跟着是小商品等价格开始迅速上涨。当时的报纸这样形容社会恐慌的一幕：“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连滞销的也不放过，电视机有图像就抱，电风扇能转就买，电冰箱有冷气就要……”
“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燃烧了我……”在年初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歌星费翔演唱了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而这把火将当年的中国物价烧到了狂热状态。根据国家物价局《中国物价年鉴》记载：“1988年是我国自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明显加剧的一年。计算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上升18.5％，这个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续三年物价累计上涨23.7％的基础之上的。”
当年10月，中央开始调整策略，提出了“宏观调控，治理整顿”的方针。1988年的“物价闯关”引起了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被视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这也让在通货膨胀中利益受损的人们开始产生一种心理失衡，认为改革造成了社会不公、好处都被“官倒”占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