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特律燃起战火的那个秋天，我和汤米被雇为祭童。在我们两家，所有的男孩都必须无条件地为弥撒仪式服务。一点也不像足球比赛或者空手道比赛一样可以选择。姐姐玛丽乔却因为女孩不能为弥撒服务而逃脱了这项职责。开始的时候我总觉得不公平，不是因为我觉得教会这种剥夺我姐姐和其他女孩沐浴圣泽的资格的行为有悖于男女平等的思想，而是因为她可以逃过这项工作而我却不能。然而当我获知圣坛工作可以赚取秘密外快之后，我的怒气马上跑到九霄云外去了。这项额外的报酬就是：可以随便喝酒。我和汤米早就从几个信得过的目击者那儿得知，祭童可以大口大口地偷喝圣礼用剩的圣酒。父母对我和汤米答应去当祭童很是惊喜，而我们俩也欣喜若狂，因为此后每天早晨就都可以喝到鸡尾酒了。
别人说的一点没错。在我们服务的第一场弥撒仪式上，我和汤米同两个懂规矩的年长的男孩分在一组。他们带我们到圣殿外一个房间的衣柜里选制服。祭童的制服由两部分组成：一件前系扣的长得拖到地上的黑色法衣和一条短的、勉强称得上教袍的白色亚麻布外衣，叫做祭披。祭披套在法衣外面，这样祭童们的整体装束看起来就是经典的白加黑了。穿上这身行头，若不是离近了还能看出法衣和祭披的确长不少的话，我们简直就是缩小版的神父了。大部分法衣上都布满了蜡油，而且几乎每件上面都至少有一个不是被蜡烛就是被香灰不小心烧的洞。汤米飞快地选定了一件合身的法衣，而这对我来说就困难多了。长度正好的腰那儿都太瘦。好不容易找到一件肥瘦正好的，却太长了，下摆拖出老远，还直绊脚，穿上还不光等着摔跤了。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件勉强可以穿的——腰部还是有点紧，但衣长只比脚多出几英寸。没办法，只能凑合着穿了。
大孩子们带着我和汤米熟悉日常事务，首先从点圣坛蜡烛开始。然后他们领我们去看圣器收藏室里面神父换祭服的小衣帽间。里面的架子上是一排排的玻璃调味瓶，还有一个水槽和一台装满一壶壶圣酒的冰箱。我们的任务就是给一个调味瓶装满圣酒，另一个装满水——这便是神父用来展示“圣餐变体”奇迹的重要原料。我们负责把这两个调料瓶都放在圣坛上。时机一到，神父就示意我们之中的两个把调味瓶端到他跟前。他一边背诵圣餐祷词，一边伸手接过酒倒一些在他的圣杯里，然后又接过水按比例加到酒里。这一比例说明了神父对早起后第一件事就是喝杯酒的容许。滴酒不沾的神父会用大部分的水兑上一丁点儿酒，不过大多数神父会把瓶子里所有的酒都倒上，而仅仅滴上一两滴水。
正当我们在大孩子的指示下往调味瓶里倒酒和水的时候，我们得到了关于秘密外快的暗示。“伙计们，今天早晨我们真走运，”一个经验丰富的祭童说道，“今天是多诺休神父做弥撒礼。‘两口就醉’的多诺休。他可是滴酒不沾的。”汤米和我面面相觑，努力想搞清楚多诺休神父滴酒不沾究竟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另一个男孩朝我们挤挤眼，说：“神父喝的越少，给咱们剩得越多。”
我第一次给弥撒仪式做祭童还挺顺利。大孩子们负责重要的任务，而我和汤米努力使自己看起来庄重一些。我跪拜了很多次，咕哝着从不曾熟记的祈祷词。一旦神父向天举起圣饼，我就负责敲响铜钟。当他举起盛满酒的圣杯时，我得再敲一次。敲钟可是一门艺术，不知怎么地，我两次敲钟的声音听起来都像是五级火警。
前辈们说的一点没错，多诺休神父仅往他的圣杯里倒了一小滴酒。圣餐后，他就用这些话结束了弥撒：“弥撒礼成，愿主与你们同在！”然后我们列队从中间的走道走下。排头的大孩子
手捧一个巨大的十字架，第二个拿着《圣经》，我和汤米跟在他们后面，我们身后是神父。我和汤米每人手里挥动着一支巨大的蜡烛，蜡烛放置在一个及地的铜支架上。这项活计相当具有挑战性。支架上的蜡烛像着火的标枪，差不多快赶上我们那么高了。每支蜡烛的头上都箍着一个铜质圆环，形成了一个槽，防止滚烫的蜡油从周边流下来。这项工作难就难在得一直拎着这个支架走过走廊，而槽里的蜡油一点都不能溅出来。我和汤米用汗津津的手掌紧紧抓着蜡烛，好像捧着炸药包，小心翼翼地走过走廊。我们俩都没出什么差错，我在心里默念着，谢天谢地，还好没被长长的法衣下摆绊倒。
回到祭坛后面的圣器收藏室，神父换下祭服，又回他的管区去了，留我们几个男孩收尾。我们吹灭蜡烛，叠好祭坛盖布，把两个调味瓶拿回衣帽间清洗、晾干。一个大点儿的男孩马上打开盛酒的调味瓶，猛灌了一大口，然后递给他的同伴。他的同伴也痛饮了一大口。“敬‘两口就醉’的多诺休”，他边说边把调味瓶递给了我。我握着瓶子，心里明白喝下被神父变成圣血的圣酒可是不可饶恕的大罪。
“喝吧，”其中一个男孩说道，“他们不会介意的，真的。”
我到底在顾虑什么呢？我们这不就是在按照指示清空调味瓶吗？浪费也是一种罪过。我把调味瓶放到嘴边，灌了一大口。热热的，有一丝甜甜的香味。可是一咽下去，我马上感到了一种难受的焦灼感，随之而来感觉好像是有一股奇妙的暖流流遍全身。我干咳了两下，把调味瓶递给了汤米。我们又轮流喝了一口，就把整瓶酒都喝光了。我尽责地把调味瓶洗净、晾干，重新放到架子上之后，感觉自己的手脚都发麻了。等我再把自己的法衣和祭披挂起来，手脚都已经有点不听使唤了。
出了教堂，看到我的父母都微笑着等在外面。他们一直都坐在第一排观看他们的小儿子作为祭童初次亮相。“孩子，我们真为你自豪，”爸爸说道，“你是在为天主做事。”
我目光无神地冲他们笑了一下就赶紧转过脸去，担心把酒气呼到他们脸上。 “不过下次，”爸爸建议道，“敲钟的时候轻一点。”
我的父母不仅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还是出了名的节俭的人。他们对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温饱都成问题的境况记忆犹深。如今，虽然他们已经住上了湖边宽敞的新房子，但他们仍旧保持着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养成的那些习惯。母亲把纸巾剪成两片用；早上泡完一杯茶后把茶袋放到炉子上烘干已备下次使用。父亲把用过的纸巾放在水盆边晾干后再用上一次甚至两次。他把它做成了一种 “艺术”：第一遍用在需要一片新纸巾的事情上，比如可以用它擦碟子。这片纸巾的再度利用价值就不那么重要了，可以用它把洒在地板上的东西擦干净，然后那张身兼重任的纸巾被放入车库，父亲会用它来检查油尺。
父亲希望让每件东西都发挥它的最大效用。他用超大号的垃圾邮件的信封整理重要文件，细心地给每一份文件做标记。洗完车，他会喊遍整个屋子，“我有一桶非常好的肥皂水！谁想要？它棒极了！”据我所知，从来没有谁用过他剩下的肥皂水，但这并没有让他泄气，下次他还是老样子，喊道：“谁需要肥皂水？来这里拿一桶干净飘香的肥皂水吧！”
无论他们谁都不轻易丢掉东西。如果电灯或电器坏了，父亲会把它们放在地下室，或许将来维修时可以用上某个部件。在厨房里，到处都是瓶瓶罐罐，我们肯定是世界上收集淘汰的蛋黄酱罐子和黄油桶最多的家庭。有一天，我的母亲非常高兴地回到家。因为她用极低的价格买到了一套可以叠摞的甜食碗。接下来我才了解其中缘由：每个碗上都有三角洲航空公司的标志。“看，”母亲自豪地说，“它们不能完全叠摞在一起，三角洲公司不要了。”多年来，我每次吃冰淇淋时，都幻想自己坐着三角洲公司的航班飞到了遥远的地方。
父亲没有更换坏了的面包机，而是想方设法用结实的胶带粘住按钮来解决问题。面包烤好时，机器就会可怕地吱吱作响。当它为了把面包弹起而拉紧胶带时，机器开始剧烈地在柜台上振动。这暗示我们在面包机冒烟之前，要赶紧跑过去，撕掉带子。通常情况已经来不及了。但父亲总是同一个反应，甚至当他刮掉面包片煳了的部分时，他仍然会说：“我喜欢烧焦的那面。”多年来，我们一直用旧的烤面包机，所做的唯一的维护就是每隔一两个月换一条新的带子。
更能体现父母勤俭的标志之一就是我们用的割草机。在港丘，我们的院子很大，需要一个结实的机器来修剪草坪。临湖富裕的邻居们大多雇人修剪草坪，剩下的我们这样的家庭就得自己修剪。几乎每个房主搬到港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一个光彩熠熠的、带坐垫的坐骑式割草机。父亲甚至连想都不会想到这种奢侈品，相反他找到了一个可称得上古董的后推式割草机。到我读小学时，这台旧机器已经成为了一件生了锈的老古董：超大的老式割草板，突出的橡木把手和褪色的红油漆。消声器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发动机的轰鸣声能淹没附近100码内其他所有的声音。
有时，机器会以子弹出膛的速度产生回火。这时我会看见邻居畏惧地退缩，就像遭遇狙击火力一样。这台机器无论看上去还是听起来都像是《愤怒的葡萄》中俄克拉荷马州流浪的农业工人离开 “尘暴区”，前往加利福尼亚前的那个场景。父亲却说“这台割草机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并嘲笑时髦的坐骑式割草机，说那些驾驶割草机的人就像马戏团的小丑一样。另外，他还声称很享受跟在割草机后面，随它在一阵蓝烟中轰隆隆穿过草地的运动锻炼。它虽然表面失去光泽，但性能良好，况且父亲又是一个熟练的修缮专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重装轴承并重建汽化器，确保割草机正常工作。
除草是我们父子每周都要做的事情。父亲用旧式割草机除草；哥哥蒂姆用驱动式除草机修整；我和迈克尔把水管盘绕起来，捡拾树枝，把碎条耙到一起。我比我的哥哥更喜欢庭院工作。父亲做各项家务时，我都跟着父亲。无论是种金盏花，给杜鹃花施肥还是修剪树篱（他会用一种复杂的木桩和绳子的方式来保证草地的完美对称）。我是父亲的助手，帮他取工具，做他的劳动力。我喜欢和他待在那儿。
如果母亲是家里爱说话和讲故事的人，父亲则是听众。他总是默默地思考，而且很少漫无目的地闲谈。但在劳动时，他却表现出了健谈的一面。当我们一起工作，满手脏兮兮的，他会毫不拘束地和我分享秘诀和技巧。他总是寻找机会教导我，我想这种训诫是他的父亲用来教育他的。在木工房里，在锯木头之前，用砂纸打磨以及多测量几次或许是重要的。在花园，他会指出一个蚁群复杂的社会结构，大自然如何巧妙地把剪下的杂草和树叶变成了丰富的植物肥料。有一次，我们又这样工作时，父亲终于鼓足勇气，给我上了一堂也是唯一的一堂性教育课。
我们修剪完草地，刚在橡树周围种上了牵牛花。他让我把水
管拖过来浇花，但是水管太短了，他就让我从车库取一个更长点的，然后把它们接起来。 “约翰，把女接口（外接口）给我好吗？”父亲说。我呆呆地看着水管的两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什么？”我问。 “外接口。”他愤愤地说，好像要加上一句：你不会让我解释男女是如何结合的吧？
我拿起两个接口，注视着它们。到我十二岁这个年龄，我的兴趣已经从《大众摄影》月刊上女性的乳房转到了《花花公子》杂志上美丽无瑕的女性，这些杂志是一个叫马克西科尔斯基的同学借给我的，他住在附近，杂志是他父亲订阅的。我甚至在一次童子军野营中瞥见帕特温德哥哥的“图书馆”。一个破旧的皮挎包里装着许多被翻旧了的黄色书刊，里面的男人处于很兴奋的状态，女人的姿势好似看妇科医生时的样子。多亏那些画面，我对男女身体构造才有了清晰的概念（虽然我还是不太清楚他们究竟是如何融为一体的），但是看着花园水管的内外接口，我无法了解这和我在那些杂志上看到的有什么关联。我站在那儿，抓着水管的两头。我想我当时脸上的表情就像小狗肖恩接到解代数方程的任务时受到打击时的样子。
“在这里。”我的父亲不耐烦地叹气说，从我这拽走两根水管。他举起带黄铜色线圈的一头，说：“这是内接口，”然后举起另一头，“这是外接口。”他把内接口塞入外接口，开始用线扭紧。“像这样把内接口拧进外接口，”他说完，停顿了一下补充说：“实际上就像那样。”
突然，我明白了父亲所指的是什么了。实际上就像那样，呃……
“明白了吗？”他问。
我点了点头，张着大嘴发呆。如果我看起来震惊，不是因为我了解了人体构造，而是父亲选择了这种道具来说明它。这很可能是我第一次目睹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性行为。从来就没有哪个父亲用这样按压花园水管的方式来展示它。没有用小鸟和蜜蜂，没有用交配的狼，也没有用橡树和橡树果来说明，而用橡胶管的两端来展示性交行为的恐怕只有我的父亲了。
“我明白了。”我回答。
“好。现在我们接着工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