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贡布和嘎玛架着，只是感到伤口在X光机反复地折腾下有些痛，只见洋人穿着一件厚厚的长衫，像战士打仗时穿的铠甲，说是用来保护自己的胸部、下身和膝盖不受辐射。黑房子里只有一束束光线来来回回扫动和咔咔咔地响，一番折腾后我被抬出黑房子。快到晚上的时候，穿着白长衫的洋人还带来了另外一个洋人，他的头皮亮亮的，顶上没有一根头发，只有四周有一圈稀稀拉拉的黄颜色的头发。他的手里拿着一张透明的厚厚的黑纸，问嘎玛，来医院前对病人做过什么医疗上的处理，嘎玛摇摇头，秃顶洋人看了看蓝眼睛洋人，耸耸肩，然后把那个透明的黑纸拿到电灯泡下看了又看，感叹着说：‘上帝啊，这颗子弹哪里去了？明明有枪眼啊，如果是打穿了身体，一定会有穿孔的出口呀！这该死的子弹钻到哪里去了呢？’蓝眼睛在耸肩的同时一抿嘴一歪头，用开玩笑的口气说：‘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子弹是从屁眼里钻出去的。
’蓝眼睛的提醒让秃顶洋人突然开悟似的说：‘死神也有捉弄人的时候，你还别说，也许有万分之一的可能呢。’说完便叫贡布和嘎玛一人抬起一条腿，然后自己一头钻入我的胯下，用手电筒在我的屁眼处照来照去，他的脸几乎贴到了我的肛门，我甚至能感觉到他鼻孔发出的气浪，当他发现我的屁眼四周有一圈发亮的气泡后，大声说：‘上帝啊！上帝，太不可思议了，约翰你来看，那颗该死的子弹居然从屁眼里钻出来了。哈哈，本世纪最奇特的临床病例，我可以申请获诺贝尔医学奖了。接下来的事好办了，缝上肠子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不过他的肾受了点轻微的震动伤，以后可能是一个可爱的面带笑容的天使。’贡布不解地问：‘医生，什么是天使？’秃顶约翰耸耸肩又将头一歪，对贡布说：‘天使就是有事没事都爱发笑的人。’后来在我伤愈后离开医院时，两位洋医生又拿出可以在大白天透视的小X光机同我合影，说是要拿着这张照片去获奖。后来果然如洋人医生说的那样，我变成了一个爱笑的男人。”
曲珠的趣事让土尔吉足足偷笑了三个月，同时还在这位爱笑的人那里学到了不少的东西，比如修筑飞机场第一件事是挖掉草坪，然后将地面铺得平平整整，平整后铺上“狗头石”，在它上面浇灌黄泥浆，等待黄泥浆干后再铺上“公分石”，再铺上黄泥浆，接下来就用上千斤重的二三十人拉的大石碾子反复地滚碾，这样就OK了！这是曲珠学西康建设厅邀请来的美国技术人员的口气说的结束语。而后，土尔吉知道了黄头发高鼻子的美国技术员连连说OKOK就意味着工程质量过关了。他还发现这些洋人说话的时候，还带有许多手势和表情，说OK的时候还用拇指尖挨着食指尖，其余的三根手指竖起，然后连连点头；如果是施工的质量不过关的话，就一边说NO一边耸肩并不停地摇头。后来他能用三种语言——藏语、汉语、英语表达是或不是、好或不好。
二十几个巨大的石碾子停在跑道的空地上，如没有它们平整跑道而只用打夯的办法，工程进度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半年来土尔吉和所有的藏人对平整这么大的空地用来起降飞机始终难以理解，起降飞机这一新的术语完全超出了高原人的想象空间。
尽管土尔吉为这事想“破”了脑袋，但这个迷一直未解，后来在夏季的一个傍晚，与土尔吉同住一个棚子里的汉人曹福顺把飞机的事告诉了他。曹福顺做出一副见多识广的模样像哄小孩似的说：“飞机，我见多了，修新津机场的时候，我们家的三亩水田就被国军征用了。飞机，我这么给你们说吧，就像鸟儿那样飞，只不过飞机飞起来，它的翅膀不像鸟儿那样不停地扇动，它是固定不动的，上面坐有开飞机的驾驶员，他们负责起飞、飞行、降落，飞机飞起来的时候发出唔——唔——唔的响声。”看见土尔吉和贡布满脸的疑惑，他急得不停地搓手心，搓了半天像是“搓”出了表述，说：“我这么说吧，飞机就是脚爪上安装了轮子的鸟。它起飞的时候和落地的时候全靠脚上的轮子转动的惯性起作用……”
曹福顺的“解密”成为许多人的催眠曲，唯独土尔吉在众人鼾声大作的时候，还在问曹福顺，问他一些关于内地的新鲜事，日积月累地，那些新鲜事和土尔吉的汉话就像每日往寺庙的功德箱投进的一枚枚藏银一天天地增加。
然而，土尔吉同曹福顺的夜聊常常被贡布粗暴地打断。无人时贡布用开导的口吻说：“你这个爱管闲事问这问那的扎洛，如果好好地在寺庙里守好自己的本分，不去招惹寺庙外的俗人事，凭借你的聪明早就考上受人尊敬的格西了。你就是被这些乱糟糟的俗事搞得霉兮兮的。想当一个万事通吗？那你就去当说唱艺人啊，还是好好想想机场修好后我们去哪里吧。”
贡布的话一针见血地戳到了土尔吉最为疼痛的那根神经，但土尔吉对外界浓厚的好奇心还是无法被冲淡的，它像绘制唐卡用的角胶一样牢牢地黏附在他的憧憬里。好奇就像藏地一些酒鬼对酒的迷恋一样，常常做出一些掩耳盗铃的可笑事，最为直观的表现就是一个动作两句话。这个动作是：只要在清醒的时候一遇见熟人、朋友、亲戚，就伸出舌头和拇指将其对接在一起，这一对接就等于向别人发了无声的毒誓，相似于汉地情人间的“海誓山盟”，相似于朋友间的“敢拿脑袋担保”；两句话就是：“尼玛拉萨”或“觉仁布”，逢人就说自己又在寺庙向菩萨或向某某大活佛赌了咒。
绝大多数酒鬼在信誓旦旦时的表情都是那样绝对的真诚和无助，但酒无疑像一个搔首弄姿的荡妇，酒鬼们只要一闻到酒气的飘香，那标志性的动作和经典的誓言顷刻间灰飞烟灭，誓言和酒永远是酒鬼的双面币，一面是清醒一面是糊涂，清醒时要的是誓言，糊涂时要的是酒精。好奇已成为土尔吉的酒精，也成为他的双面币，一面是女人一面是信仰，这两面在他的内心是统一的，但外力却让他的生活变得面目全非。
曹福顺关于飞机的描述于土尔吉完全是天书，就像给在黑暗里使用酥油灯的藏人讲电灯泡是发光的照明工具一样的天书，但曹福顺的描述多少让同在一起的藏人民工对飞机的样子有了一个模糊的印象——飞机就是比鸟儿大得多的用铁做的“鸟儿”；飞机场就是没有围栏的“关飞机”的“大马厩”。
一个充满遐想的黄昏，土尔吉依照道听途说的描述，用熬茶熄灭后的炭黑在工棚的木墙上凭借想象画了一架飞机。土尔吉想象中的飞机就是扇动翅膀的没有羽毛的鸟儿，在勾画好大致轮廓的同时他开始琢磨，心想，“飞机是由人来驾驭的，就像骑马一定会有骑手。”于是他用炭黑在飞机的脊背上添加了一个驾驭飞机的“骑手”，“骑手”叉开双脚站在飞机的背上，像内地赶大车的车把式，一根类似于缰绳的长绳子直接套在飞机头部的“嘴角”上，他认为它是用来控制飞机飞左飞右飞上飞下的。
为了表现出飞机是在高空飞翔，他还特意在飞机的前后勾画了一些云团；为了表现飞机像闪电一样的快速，还在飞机的翅膀和尾部“飘”出三道直线；考虑在云端上的“骑手”一定非常寒冷，因此“骑手”应该捂得严严实实的，不然“骑手”一定会在天上冻成冰块。接下来他按照藏式的穿着画了一位驾驶飞机的“骑手”，“骑手”头上戴着最保暖的狐皮帽，帽子两边吊着的狐狸爪子用死结系在下巴上，眼睛上罩着一副驮脚娃用来遮雪光和阳光的眼镜，眼镜是用牦牛尾巴上的牛毛编织而成的，既保暖又挡光；“骑手”穿一件厚厚的老羊皮藏袍，腰间系上一条宽宽的腰带，藏袍的衣襟立在牛毛编织的眼镜的下端，直接罩住了脸蛋、鼻子和嘴巴，这样一来便暖和了；厚藏袍的下摆直接盖过膝头，正好和康靴靴筒上缘交接。终于，一架飞机、一个全藏式武装的空中“骑手”在他的笔下诞生了。
飞机落地的“爪子”被轮子取代了，当他手里的炭黑在画完轮子的最后一笔之后，他退后几步满意地欣赏着自己的大作，但怎么也没法画出飞机飞行时发出的呜呜呜的巨大响声。这一难题后来在离机场两公里远的省立农场处一位看大门的中年汉人那里得到了解决，看门人喂了一群鸽子，在一些鸽子的腿上捆绑了鸽哨。他深受启发，于是在飞机的轮胎边上画了一对鸽哨，画好鸽哨后他对这幅图非常满意，心想，画在轮子上的鸽哨会发出轰鸣声了。
一个晴朗的傍晚，休息时分，龅牙齿曹福顺蹲在一堆“狗头石”边抽叶子烟，无意中看见了木板上的画，“老弟，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一定是你画的飞机？”他满脸疑惑地歪着头用长长的烟斗指指木板上的飞机问土尔吉，还没有听土尔吉的解释就哈哈哈哈地大笑起来。
“我是照着你说的样子画的呀，不像吗？”他反问曹福顺，但很快他发现了自己的破绽，汉地“骑飞机”的人一定不穿藏装，他背着曹福顺偷偷地吐出舌头。令土尔吉不解的是，平日里这位永远透出一副苦寒模样的人竟然笑得如此过瘾，开心的笑使他的身子直哆嗦，笑得比抽烟还要过瘾，长时间的大笑竟使他忘记了抽烟叶，一柱灰白的烟末立在烟嘴里，直到咯咯咯笑得抖动不停的身子将烟柱抖掉。
“难道是我的画闹出大笑话了？”土尔吉猜测到自己闹大笑话了。
曹福顺慢慢从大笑中缓过气来，用笑得带结巴的口气指着那幅画，问：“这——这，这就是——飞——飞机呀？”那被烟叶熏得黑黄黑黄的龅牙也充满了疑问。
听见这毫无顾忌的大笑声，民工们纷纷钻出工棚围拢过来看稀奇，莫名其妙地看着笑得咯咯咯又在比画的曹福顺，众人顺着他所指的木板上的画，分成两拨人形成两个围观的圈子，一拨人围着看木板上的那幅画；一拨人围住看笑得死去活来的曹福顺。
当时土尔吉并没有对自己的画感到有什么特别难为情的地方，而是觉得笑得收不住口的曹福顺好像被“飞机图”逗疯了，心想一幅画竟让一个中年人疯了，那是天大的罪过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