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马一浮先生只见过一面，不能深知，严格说没有资格谈他。可是想到另一种情况：马先生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比鲁迅先生小一岁，他们都是绍兴人，并且一同应过县试，马先生名列案首（榜上第一），鲁迅先生屈居二百几十名；后来两人走了不同的路，鲁迅先生是“其命维新”，马先生是“仍旧贯”，因而声名就大异，鲁迅先生是家喻户晓，马先生则名限于亲友弟子间，并将渐渐为人遗忘。马先生也是一代学者，就说限于旧学吧，许多方面造诣都相当高，而且一生洁身自好，为人亦多有可取。像这样一位先辈，名不为人所知也未免可惜，所以决定提起笔，记下自己所知的一点点。
马先生名浮，字一浮，别署蠲戏老人，蠲叟。精旧学，尤其是子部。也许因为在这方面钻得太深了，生活兴趣就不知不觉地趋向诗书而远于现实，正如马叙伦先生在所著《石屋余渖》“马君武”条所说：“……转眼三十余年，一浮避兵入川，……一浮长余二岁，彼时朱颜绿髩，各自负以天下为任。乃一浮寻即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所谓与古人为伍是走孙夏峰、颜习斋那条路，闭门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开门有教无类，诲人不倦。推想入川之后，过的更是这种生活。听熊十力先生和林宰平先生说，对于宋明理学、佛学，尤其禅宗，马先生在同行辈的学者中，造诣都是首屈一指。可惜我孤陋寡闻，竟不知道他在这方面有什么著作。
得见的一点点反而是诗词方面的作品。是50年代初期，看到上海某古旧书店的书目，上面有马先生所著《蠲戏斋诗集》，定价四元，赶紧写信买来。木版六册，是他居四川时，弟子张立民和杨荫林整理编辑的。内容是：第一册，《蠲戏斋诗前集》上下二卷，收入川以前弟子抄存的一些诗；第二册，《避寇集》一卷，收由浙江入川时诗，附《芳杜词剩》一卷，收入川之前的词三十多首；第三册至第六册，《蠲戏斋诗编年集》，收辛巳至甲申（1941—1944）共四年的诗。最后编年集是重点，都是60岁前后所作。诗集有自序，是癸未年（1943）年底所作，刻在第四册之前，说明自己作诗的主张是行古之诗教而惩汉魏以后之失，就是说，不是吟风弄月，而是有益政教。并解释老年多作的原因是：“余弱岁治经，获少窥六义之指，壮更世变，颇涉玄言，其于篇什，未数数然也。老而播越，亲见乱离，无遗身之智，有同民之患。于是触缘遇境，稍稍有作，哀民之困，以写我忧。”可见内容是走杜工部和白香山一条路。
我大致读了一遍，印象相当深，可以分作几项说。其一，突出的印象是诗才高。这可以举两事为证：一是笔下神速。以癸未下半年为例，中国页49页，一页收诗以七八首计，总数近四百首，一天平均两首半，其中有些古体篇幅相当长，这速度在古人也是少见的。二是语句精炼。比如五律，首联可对偶而通常是不对偶，马先生不然，而是经常对偶，并且对得工整而自然。其二，是学富，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信笔入诗，所以显得辞雅而意深厚。其三，确是言行一致，很少写个人的哀愁，而是多少有关政教。总的印象是，与同行辈也写旧诗的人，如沈尹默、陈寅恪、林宰平诸位相比，马先生像是更当行，更近于古人，这在梁任公“新民丛报体”已经流行之后是不容易的。勉强吹毛求小疵，是纳兰成德在《渌水亭杂识》中评论苏东坡的话：“诗伤学，词伤才。”马先生正是“学”过多，因而气味像是板着面孔说理，而不是含着眼泪言情，换句话说，是缺少《古诗十九首》那样的朴味和痴味。
马先生还是著名的书法家，行楷笔画苍劲，有金石气。50年代前期，熊十力先生由北京移住上海，行前收拾杂物，我在旁边，有马先生不久前写给他的一封信，问我要不要，我欣然留下。信相当长，字精，文雅，内容尤其可贵，末尾对于有些过急的措施，含蓄地表示悲天悯人的忧虑。其时我还没见过马先生，但由这封信约略可以窥见前辈的高风，所以就当做珍品保存起来。
50年代后期，马先生受特邀充任政协委员，到北京来开会。邓念观老先生来，说马先生住在北京饭店，约我一同去看他。我们去了。其时马先生已是接近八十岁的人，可是精神很好，总是立着谈话。他个子不高，长得丰满，因而头显得大些。座上客很多，他虽然健谈，也有应接不暇的情势。客还是不断地来，我们只好告辞。此后他就没有再来北京，连他的消息也不再听到，推想不是过于衰老就是作古了。
最后说说马先生的手迹，存了十年以上，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来了，我想到上面有可以指控为“右”为“反”的话，为了马先生的安宁，赶紧拿出来烧了。这是我的一点点善意，可惜没有机会告诉马先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