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给予的丰富与单薄，在我身上得到了最恰切的体现。阅读使我变得视野开阔，使我更有勇气；但也正好反衬出经历的浅直和简单，这恰恰是多少阅读都不能弥补的。我在复杂的问题面前能够迅速给出答案，可是不久就会发现这些答案的浮浅。我没有曲折深远的经历给予的忍耐力，也没有这方面的智慧。冲撞、冲撞，这就成为最后的解决办法。
宁伽对他们这一批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特别是对他自己，给予了无情的剖析。他对自己作为概念接受下来的英雄主义、表演的欲望、批判而不自省的性格，以及复杂阅历和经验所带来的巨大能力、伴随这种能力的各种有效尝试，曾有过一些令人信服的表述。那些交谈的长夜给我多少启迪，真是愉快啊，真是激动人心。
我不是那个年代的人，可是我承认，自己是受这一代人影响最深刻的人。无论如何，我无法回避他们这一代人的影响。我和他们之间常常结为最好的朋友，并把他们当成榜样。可是我们既带有他们的部分弱点，却又没有他们的优点。对比之下我们显得更无力、更脆弱。我们很容易就接受并实践起更可怕的、赤裸裸的实用主义。我们可以不加掩饰地直取利益。比起他们，我们当中一些人盗铃从不掩耳。
△极端的实用主义几乎变成了我们的信仰。我在基金会、在我的同学聚会当中、在东部平原的经历中，都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在有的人那里，这种极端实用主义甚至成为新的正义守则和个人伦理。只要不是实用的、极端实用的，就是不道德的。所以那些公然提倡公正、公然为社会不平等而愤怒的人，就成为一种不道德——至少他们是虚伪和虚假的，所以——他们不道德。没有人再相信牺牲、献身、为真理冒死一搏这类神话。
而同样是这一类人当中，却又会在一夜之间冒出一群“热血沸腾”的家伙，他们冲动起来了，并且不可遏制地愤怒了！但如果仔细听听，他们愤怒的理由却是那么浅薄和盲目。完全没有自己的见解，只是一种人云亦云的偏执而已，只是一种时髦而已。因为愤怒和呐喊也是现代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的一种时尚，他们决心要试上一把。胆小鬼的冒险只能是可笑的模仿，是格外平庸和安全的。
我没有宣布，但我一生都要退出他们的行列。我要脚踏实地走上一回。我的人生，没有更多的尝试机会。在迅速走向下流的并不弱小的群体里，我是弱小的。但我偏不顺流而下。
△老健他们的要求最简单也最质朴：保住自己的家园。有人以最堂皇的理由干着最卑鄙的事业。这场掠夺与合谋中，农民是最弱的一块肉，人人可以吞而食之。需要土地干坏事，就从农民手里夺。夺走了土地，剩下的一块存身之处还要毁掉。老健他们双手护住的不是已经夺走的那片土地，而是赖以存身的最后一块了，是极小极小的一块！
我亲眼看到的是这一幕——我正好遇到。我心里的淤愤与他们的暴怒对接一起，它们一碰，就炸了。我现在想起来都不后悔，我现在仍然还在叮嘱自己：再遇到再做，还要做！我和老健他们是朋友，我喝了他们的酒，吃了他们的饭，他们像对待亲戚朋友一样对待我，我对他们也要一片真心。这就叫以心换心。
老健他们并没有多少文化，却扳着手指给我算了一笔账——对农民的掠夺。一次掠夺、又一次掠夺、再一次掠夺……农民是土地上的人，而土地好比母亲；掠夺离母亲最近的人，这该是多大的罪恶？
我被这罪行所激怒，怒不可遏。我仅仅帮了他们一点，与他们一起讨还。不过是据理力争，温和地讨还而已。
然而，与这么大一片土地上的人一起温和地讨还，掠夺者就恐惧了。恐惧者使用了暴力——这一点必须记录下来。
△西部来人了。一次次彻夜长谈。我们分别得太久了。他被高地之风吹黑了脸膛，身体消瘦，可是一双眼真亮！上次见过的一个西部朋友也是如此：眼亮！
而东部的人油胖一些，眼睛却普遍没有我的朋友他们亮。这是一个真实的发现，让我难忘。
我们商量具体的迁居事项。不太麻烦，只要有决心就行。与多少人结伴而行呢？不需要。与我爱的人一起，这当然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如果没有，也只好这样了——与朋友在一起，也算是人生很快乐的事情了。
他说到了妻子能做一手极好的红烧土豆粗粉丝，冬天里一大盆冒着热气端上小桌的情景，让我馋了起来。好啊，这道主菜我们是吃定了。
说到羊，它们纯洁善良的脸，以及它们的牺牲。人类有永恒的悲伤和苦难缠着，就像人和羊的关系。
△打开电视，顺手就打开了。因为它的色彩和便捷你不可能回避。这是重要的发明，不可忽略的东西。可是我却在想怎样彻底戒掉它。没有办法，它伤害了我。只要一打开就是无聊的、无耻的调笑。粗俗成为理所当然和家常便饭。理由是“群众欢迎”。是的，群众永远欢迎——谁是群众？谁不是群众？当你需要群众的时候，群众就来了。你不需要群众，群众就消失了。
所有行恶者都善于使用“群众”二字。
人和世界就在这无边的戏闹和调笑中沉沦下去。我仇视电视这种器具，可是我又离不开它。我因此而更加仇视它。我对朋友说：我会把家里的电视机砸掉或扔掉。
我真的做到了。没有人能从我的居所、我的身边找到这种东西。它是有用的，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是我们既然没有能力驯服这头猛兽，那也只好将它关在笼子里。
类似的还有铺天盖地的小报。它和电视一样，或者是它拙劣的模仿者，那些粗俗的艺人掉了一颗牙也会写上满满一大版，稍稍有点意义的思想和艺术却常常遭到嘲弄和歪曲。这些内容肮脏的读物简直是毫无顾忌和丧心病狂，因为它们已经自认为是商业物质主义利益团体中的一员。
未来肯定还会有更大的猛兽出现。我们以目前的能力而言，能够驯服它吗？不太可能。所以我们在未来，极有可能将自己暴露在最危险的生存环境里。
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十九世纪那样伟大的精神孤独者，并将彻底失去培养这种孤独者的土壤。
△我所听到的关于煞神老母和乌坶王的故事零零散散，而且大多来自于宁伽的转述。三先生的跟包说了一些。他仿佛有意让宁来系统地记录这个故事。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三先生的意思，我不得而知。那个深奥的老人与我们这一代已经有了交流障碍，这是很不幸的。本世纪最大的不幸，就是我们失去了与最深刻的传统衔接的机会和可能。我们都流于时髦的浅薄，像浮萍一样随肮脏的河水往前流啊流啊，什么都不知道。
三先生他们所代表的核心的价值，其实与神秘主义无关。这种感受世界的思维系统，与机械生硬的逻辑主义格格不入，并对其有巨大的杀伤力。所以有些黄口小儿最乐于嘲弄和最为迷惑不解、也是最为恐惧的，就是另一种思维系统。
为了自身的可转述性和通俗性，三先生他们拾起了那个乌坶王的故事。我不但没有以嬉戏的心情去轻薄它，反而愿意和宁一起去挖掘它、它简易浅直的外表遮掩下的所有蕴涵。
有一些符号是颇能引申和指代的。比如我的查查、那个家伙、我、基金会的女上司、原来的大机关、那个首长……所有人都在这个神话模型里时隐时现。
这个故事里有各种酒，今天也有各种酒。陶醉的场景一再上演，一代代都会如此，一直进行下去，一直走到最后的预言里去。
△那个集团的保卫部是凶残可怖的。我知道无数例子。我当然要竭尽全力与之周旋。它的存在和畸形成长已是某种必然。至于刀脸一伙与它的合作，更是合情合理的。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区别。我还不至于像宁一度所期望的那样，受到正常和有效的保护。绝没那么简单。
所以更可靠的办法还是一个逃字。
他曾经以自身的例子来说服我。他的例子可以在这世界上复制吗？他的认识上的不彻底性，与他的复杂阅历形成了多么大的矛盾！
我可求助的人也有很多，比如基金会的二老板，比如另一些人。但我不会这样做。我正在做的事情，好像有意为了让人把我逼到高原上似的，其实完全不是。那个向往已经十分久远了。这不是孤注一掷，这是我亲手设计的生活。
△常常感到的愧疚，就是老健他们现在的处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不能回到自己的家园了。这其中的部分责任需要我来负吗？我想是的。我在事情的一开始应该有更周密的设想、更好的建议。实际上我对现实的严重性估计不足。
老健他们很乐观也很有勇气地接受了目前的处境。这让人钦佩，却并不能减轻我的自责。苇子、老冬子，所有牵扯在这个事件中的人一次次出现在梦里。他们一生或半生就这样浪迹下去？何时才是个头呢？
他们与我不一样，因为我是一个人。我能够独行，他们不能；还有，他们有自己的一片土地。
宁这个家伙也有自己的一片土地啊！想到这里，突然也就明白了他与我到底有什么不同了……
△一遍遍看查查的录像。《锁麟囊》。不知道多少遍了。这不是人间的声音，这是一种酒。是的，人有各种陶醉，我找到了一种，不能自拔。她在那个世界里生活着，从头至尾地走下来。我极力想进入那个世界，一只脚跨了进去。那个世界用一根绳子拴住了我的脚，从此我就不再自由了。
我常常陷入奇怪的想象，即从头回忆我所理解和看到的查查——从躯体到灵魂。我想得很细，但从来不敢、从来都怕亵渎了她。我越来越觉得她是上天以某种方式投放下来的一个异物，她原本就不属于我们人间。没有瑕疵。没发现瑕疵。如果有，那也不是她的，而是肮脏的当下沾在她身上的。
结果她给沾脏了一些。所以说我们所有人生存的这个地方是有罪的。
还有她的服装，那时候的服装，我觉得美极了。色彩绚丽，与那个时空正相匹配。睡梦中，她把我领走了，远去登州。“登州发大水了，”她在梦中对我说，“我的孩子冲散了，他不知是死是活……”她呜呜哭泣。后来，后来是喜剧的结局，孩子找到了，她无比幸福地唱道：“又给我珠归掌上！”
竟然于朦胧中觉得我和她的孩子失而复得了，感动得泪水涟涟。是啊，我们如果有一个孩子，那会是另一种情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