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办公室挤满了人，不但椅子上坐满了，连桌子上、窗台上也坐满了。室内充满着兴奋、热烈的气氛，那些会抽烟的人，在这种场合下，总是进行比赛似的一支连着一支地抽，直搞得烟雾弥漫，呛人肺腑，加上李守才的大雪茄，屋内简直是乌云密布了。
今天来的人是超额的，与会议无直接关系的人也来了。全车间的人都密切地关心着这件事情，谁不想来听听呢？因此，还没等到正式宣布开会，会议实际上已在进行了，不过是不完全公开的小会罢了。
戴继宏、张自力、桑布、刘向华等大型工段的工人全来了。他们围在一堆儿，只有郑心怀孤单地坐在一边想着什么心事。技术组的人也围在一块儿；杨坚坐的位置却紧靠着工人们，每次开会，他都选择这样一个位置，尽可能靠工人们近些，以便及时和他们交谈个什么。梁君却喜欢坐到后面一个冷僻的角落里，心不在焉地翻阅一本什么外文杂志。他每次开会也都是这样，好像很会抓紧时间学习，不过，从他那茫然若有所失的神情看来，他的注意力似乎从没有集中在杂志上。此刻，他眼前虽是翻开的外文杂志，目光却老在张秀岩身上盘旋。
王永刚和李守才坐在最前边，他们俩正在低声商议着什么。
“……他妈的，不能再等了！”刘向华的声音突然高了起来，他那孩子般清脆的声音，使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一齐转眼看着他，他可并没觉察，继续开机枪似的说：“今儿个下午，‘模型’的李工长也向咱们‘挑衅’了！他说：‘小刘啊！大机架你们干不干？要不干，我们可用木模打你们的屁股了！’大伙看，他们和‘炼钢’联合向咱们进攻了。妈的，太叫人难咽了！”
“等着瞧吧！咱们也马上干个样子给他们看看！”张秀岩忍不住接着说。她今天和其他几个开天车的女工坐在一块儿，和戴继宏他们紧挨着。
“哼！就知道瞎叫唤！”郑心怀掉过头来，冷冷地说了一句。
“怎么，你不关心也不兴别人关心？”小刘一看郑心怀那种漠不关心的神情就生气。
“我不和你吵架，孩子气！”
“谁孩子气？谁孩子气？”小刘像个好斗的公鸡站了起来，直对着郑心怀嚷道，“油条气！”
郑心怀猛地转过脸来，摆出一副决心要和小刘斗斗的姿态，从额上青筋暴起的模样看，他正在选择能对小刘致命一击的话语，但不凑巧，他的话还没想好，李守才却宣布开会了。
“同志们，现在开会！”李守才话音未落，室内嘈杂的声音立刻停止了，目光一下子集中到技术副主任身上，只见他习惯地把眼镜整一整，把雪茄在手指中间夹好，又接着说：“今天的会，可能不少同志已经知道了，也许有的人还不太清楚，”他的语气很缓慢，“我再简单地说一说。这个会，主要是想讨论一下能不能接受大型机架的铸造问题。大家知道……”和那天厂里生产技术准备会议一样，他又把制造主机架的困难作了番详细的论述，最后才说到本单位的情况，他说：“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情况很为不利。……具体地说，就是‘三无一缺’。”他转弯抹角又在解释他所概括的“四字真言”，同时进一步发挥了它，比在厂部会议上有了新的发展。“同志们，困难哪！我知道大家热情很高、干劲很足……但是，”说到这里，摇了摇头，“困难哪！……”
听到这里，很多人都愣住了。这是怎么搞的？明明通知开会讨论戴继宏的方案的嘛，怎么又摆起“三无一缺”来了？……那边小刘沉不住气了，他如坐针毡样起来坐下、坐下起来，不断低声问别人：“怎么搞的？李主任说这些干什么？”他又咬了咬戴继宏的耳朵，戴继宏瞪了他两眼，他终于又坐下来了，不过，嘴唇却又撅起来了，嘴里还不断咕哝着：“这是什么意思？”
王永刚却明白李守才的意思。还在开会前，他们俩已就会议的范围问题争论得很厉害哩！因为李守才主张只召开由车间少数技术员和工段长参加的小型干部会议，就事论事地摆问题。他向王永刚说：“这样的问题不宜开群众会，这里边有很深很复杂的技术问题，人多了就讨论不出个结果，七嘴八舌，乱哄哄，也难统一。有些问题，工人们一时也理解不透，听一听也没有用。”
王永刚坚持原来的意见，他说：“这虽然是技术问题，但也是政治思想问题，因为事实已经证明，工人有接受任务解决关键的要求和措施，更重要的是有股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热情，这种热情是不能低估的……”
王永刚还没说完，李守才却又坐不住了，他有点激动地说：“王书记，咱们首先应该相信科学，光靠工人们的热情是不行的！”
王永刚却平静而严肃地说：“李主任，话不能这么说，咱们搞革命，搞建设，首先要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热情。科学，我们应该相信它。但是，科学也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它来自实践，并在实践中证明它是正确的东西，而且必须在实践中得到充实和发展。具体到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科学，只有和工人们的政治热情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所以，技术问题越难，关键越多，越须和群众见面，向群众交底，咱们得相信群众的智慧，相信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一句话，王永刚认为，不能只依靠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来解决问题，必须发动群众，发扬技术民主。他最后说：“一定要让戴继宏的建议摆在大家的面前，让所有的人都来讨论、充实。”
王永刚的态度是坚定的，理由是充分的，李守才实在感到为难，他曾为这事思索了一夜，他想：万一工人们听到戴继宏的建议，一挑战，一应战，哄起来了，怎么收拾得了？不依着工人，那是不走群众路线，这是原则问题，不能等闲视之；接受工人建议，干下去，责任谁来负？出了问题，担子还不是落在他的肩上？本来是很简单的问题，向国外订购得了，国家也不会在乎这几个钱，可为什么这些人就这么没事找事干，把问题弄得很复杂……他顾虑重重地说：“王书记，如果会上工人们坚持要自己动手干，咱们做领导的可就被动了！”
王永刚明白他的暗示，他基本上已经摸清李守才的思想症结所在了，因此，恳切地说：“看你这李主任，那又怕什么？如果工人们一致这样认为，那就说明的确存在这个可能，我们就坚决支持工人们的要求好了！”
李守才觉得有必要开门见山地向王永刚谈一谈了，支部书记不懂技术，可能对其中的利害关系并没有明白，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他耐着性子、心诚意恳地向王永刚说：“王书记，这可不是件小事，咱们得慎重考虑。你我都工作不止三天五天了，工人们可以大大咧咧地干，出点事儿，至多批评他两句，他红红脸也就算了；我们比他们的位置高，负的责任大啊，要是……”他本想说“要是跌下来，是会摔得粉身碎骨的”，但话到嘴边留了半句，他把雪茄放到嘴里去了。
王永刚想：人们的思想也真怪，怎么会有那么多千奇百怪的想法？李守才居然会用这种论点来说服他！但仔细一想，丝毫也不奇怪，毛主席不早就说过了吗？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些东西，不就是在李守才身上留下的“烙印”吗？老一代知识分子思想上的包袱是多么沉重啊！正是这些包袱，压得他们抬不起头，硬不起腰杆，迈不开脚步，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李守才所以把这种利害关系向他摆出来，无非想吓住他，迫使他同意自己的观点。这可不行！这不是一般工作方式方法上的分歧，而是原则分歧，是两条路线的分歧！这是不能让步的。于是，他坦率地也是真诚地说：“李主任，我知道责任大，但我们不能因为责任大，就不去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我考虑了很久，照目前的情况看，如果工人们认为可以干，我们就干！干失败了，我们总结教训嘛！这个责任我们完全可以负。”
李守才心里凉了。王永刚和那些工人一样，都是一头撞在南墙上——死不回头。扛大枪出身的人，养成习惯了，上级的命令总是毫不迟疑地去执行。可这是技术，不是打仗呀！何况上级还没有发布正式的命令。转而又一想，他们这些搞政治工作的人，总是会说大道理的，“责任我们负”，这个“我们”是谁？铸造中会出现什么问题？负责到什么程度？你是不知道的。一旦出了问题，还不是我这个技术负责人兜着？想到这里，心里的话不由脱口而出了：“王书记，这政治上的责任是抽象的，技术上的责任可是具体的啊！”
一听这话，王永刚对李守才的思想实质更加清楚了。他最近也隐约听到有人说，李守才曾告诉别人，他和自己是“分头把关，互不干涉”等等。王永刚正想几时找李守才谈谈这个问题，现在看来，李守才把责任也分起类来了，怪不得，有些业务上的事情，李守才很少主动向自己讲，都是王永刚问到头上来了，才敷衍几句，仿佛王永刚过问这些事是多余似的。这样下去不行啊！不能让这种错误想法在李守才的头脑中生根。因此，他平静地但却严肃地说：“李主任，这话讲得不太妥当啊，责任不能分成抽象和具体的，我们都是对党和国家负责。”
李守才的话一脱口，自己就知道说错了，他暗暗埋怨自己为什么这样冒失，现在只好赶快纠正了：“王书记，我心直口快，不会说话，那就照你的意思来开会吧！”一下子，急转直下，李守才不再坚持了。停了一下，他又问：“那你看，是你掌握会议，还是我来掌握？”他本想说：“完全由你来掌握吧！”那不太露了吗？马上就转过这么个大弯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