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小镇的名字如果翻译成汉语，应该叫“渥好思”还是“威德豪斯”？我对这小镇有太多的怀想，总想让她有一个富于诗意的汉名。我猜想，最初把佛罗伦萨译做翡冷翠，把悉尼译做雪梨的人肯定是对这两个城市寄托了更多的浪漫。我选择在这里落脚很偶然。起初是听一位朋友说这里新开了一个免税区，里面的东西大多是从中国来，既便宜又实用，商店里还有很多中国女孩，说着汉语应酬顾客，偶尔浅笑着跟你说国内流行的段子，于是就来找一找感觉。扫兴的是，一到免税区外就看见了两个类似移民局官员似的人在那儿转悠，我于是赶快溜之大吉。那时候我的身份还没解决，看见任何一个警察之类的人都会心惊胆战。在美国，你会更加体会到恩格斯关于自由的论述是多么精辟，“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很抱歉，现在我没法告诉你出处了。它是我从父亲的一本小册子里看到的。父亲用红铅笔把它圈起来，下面加了注重号，把它当作送给青年朋友的座右铭。这是他离休后到各个学校去作报告时经常引用的经典名句。
父亲年轻时崇拜裴多菲，他说那时他对自由的认识其实很肤浅，是恩格斯这句名言给了他启发，让他对自由的认识有了一次飞跃。“自由不是为所欲为，想怎么就怎么。自由是对现实的认识和适应。”——这就是父亲对恩氏名言的诠释，是他对自己一生经历的感悟。）这个国家的自由，靠的是浩如烟海的法律管出来的。像我们这样从农耕时代走来、没受过太多法律约束的人，没有律师，在这儿简直就是没头苍蝇，不知道哪儿是玻璃哪儿是墙（他们的法律真叫庸人自扰，还不如我们的人治省事。谁是领导，说句话得了，何必这么麻烦）。这样就来到了Wildhorse。这小镇的名字一下子触动了我。按字意理解，它是“野马”的意思。当年父亲在“留学欧美预备班”（那是“河南大学”的前身，后来是“河南大学”的一个班）读书的时候，我二舅林春生就经常叫他豪斯 （horse），虽然从八岁起，我就不再姓马（现在我在移民局登记的名字是曾安），然而我是马家的后代，这是毋庸置疑的。马家人遇到了野马镇，而且还碰到了一个河南老乡——他一开口说话，我就说，你是南阳人吧！想想看，难道这小镇不是和我有缘？
张公（他本名叫张祚荣），是从台湾过来的，他也是先来黑着，过了将近十年见不得天日的日子，才弄到“指标”，得以“转绿”，又过了将近十年，考试了几次，才“转正”成美国人。比我当年做知青从磨坊井招工到东风厂，受的煎熬多多了。在海外漂泊过的人，对人生都看得更透彻，待人也更敦厚。看我带着提琴，他说，你喜欢音乐？带你去个地儿，听听这儿的音乐。他带我去的酒吧，正是我进入美国后一直梦寐以求的地方。没想到在这儿能听到最地道的蓝调民谣。于是我给自己起了一个英文名字布鲁斯·曾，这像是摹仿李小龙。我不知道李小龙缘何叫布鲁斯，我的“布鲁斯”是蓝调的意思，我最崇拜的音乐！最适合我的音乐！它是这个小镇送给我的最宝贵的礼物。
我在东风厂宣传队的时候，很多宣传节目都是用我们家乡的大调曲子、三弦书来表演，我对我们乡土的民歌、曲艺、小调非常熟悉，后来我从东风厂调入群众艺术馆（这要托小吴的福。是母亲让我和吴方结了婚，我才从山里调回到母亲身边。现在小吴当然有理由怨恨我，我则真的没脸向她表示一点歉意。——我利用了她，还让她为我生了一个孩子，后来却把她甩了），主要任务就是收集整理地方民歌。像那首有名的河南民歌《编花篮》，就是由南阳民谣《九莲灯》改编的。我把我带来的大调曲子、三弦书、旱船调这些南阳民谣放给张公听。“新春佳——节喜盈盈嗯哼——”那样奇突跳宕的音程把我们乡音的华美、婉转、起伏、悠扬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境界，八角鼓扑棱棱地响，夹杂着铜钱的哗啦啦的声音，张公感动得如痴如醉，不断拉出手绢来擦眼窝。
这座小镇所以牵动我的情感，还因为它那僻静的弯弯的小街让我想起故乡的县城，我曾经在那里生活的那座临街的小楼。在明朗的月夜，坐在张公家后廊的椅子里，能望见一条闪光如带的河在黑沉沉的田野里流淌。平静，安详，含情脉脉，就像我故乡的河。当张公告诉我它就是科罗拉多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如此温婉的河水竟能创造出大峡谷那样震撼人心的景观。月夜里的科罗拉多，就如曾经给我初恋、初吻的女孩，纯净、清新、自然，流动着蓬勃的活力。她扣动着我和张公无限的乡愁，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父亲、母亲，想起了我娘。
想起我的儿子（不管吴方是否原谅我，不管在儿子面前她把我说得如何坏，不管儿子是否恨我，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思念那个可爱的脸庞、调皮的眼睛、机灵的身影 ）。我拿出那个“砖头”录放机（它是我在中央音乐学院进修时买的，虽然笨了些，可它是我的第一个录音设备，我一直把它当作宝贝），把几个亲人的讲述播放给张公听。现在我非常庆幸，在那个暑假突发奇想，对娘说，要不，你把从前的事儿讲给我听听，我给你录一录。其实那时父亲和娘都还不算很老，还不到录音传旧的年纪。这些录音我并没从国内带过来，是前不久母亲寄来的。她还替我录制了此后的一些段落。当时我在想，母亲为什么会想起把这些磁带寄过来？又过了些日子，收到她的来信，我才知道，父亲不在了。母亲把这些磁带寄过来，也许是为了表达对父亲的哀思吧？
父亲的身体很好，六十七岁，年龄也不算大，为什么会突然去世呢？父亲的晚年心情开朗，和蔼谦恭，除了作报告，还经常练书法，每到一处，难免被人索要墨宝，常把“曾经沧海难为水”、“澹泊宁静”、“厚德载物”这样的句子书赠别人，他还会有什么不平之气呢？
听这些磁带和我的解说，成为张公每天晚上的最大乐事。他听得很入神，偶尔还会插上几声叹息。那时候的人，就是这样过来的呀。我到台湾的时候，才十八岁！当时我从老家古渡桥（它离你们县城四十五里）乡下到巩县山沟里的一个兵工厂（我想象和我曾经待过的东风厂差不多吧？）去投靠我三叔学手艺，后来随着兵工厂一直南迁，一直……一直……连做梦也没想到最后落到这儿来了。华人在外面受欺负啊，能发财的生意都让鬼佬们做了，你只能开个中餐馆呀什么的，转眼一辈子就过去了。
本来我没打算把父母一代人的恩怨情仇公诸于世。这毕竟是我的家族隐私，是我的家庭秘史。可是我也正在一天天老去，身在大洋彼岸，想要保留家族历史的愿望愈来愈强烈。我想在书前写上：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母亲和……这显得很褊狭。其实我不过是在献给自己，让自己在述说中得到安慰，平抚一下我对家人、对故土的歉疚和思念。
至于我为什么出来？我是怎样出来的？当然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只是现在我还不想告诉你。等我更老一些吧。到那时也许我会再写一本书。但愿那时候你还不怎么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