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纪念林庚先生赴厦门大学任教70周年而作
为着寻找林庚先生当年在家乡教学和创作的足迹，我们来到了厦门。南国的深秋依然是满目青翠。日光岩铺天盖地的三角梅，滨海大道惹人乡愁的台湾相思，南普陀依稀灯火中的暮鼓晨钟，还有厦大校园里浮动着的白玉兰的暗香，到处都使我仿佛看到先生的身影。他是比我在上个世纪看到的更为英俊潇洒了，在厦大任教时他正是令人羡慕的青春年华。
在认识林先生前，我已为他的诗歌所着迷。在福州的一所中学里，我偷偷地学着写“林庚体”，我在那里找到了属于我的诗的感觉。林先生所创造的诗的体式，那种可供反复吟咏的、轻柔而绵长的语调和韵律，能够非常适当地传达着一个早熟少年内心的苦闷。有一点感伤，却体现着那种冲破黑暗的追求与向往。当年我通过这种诗的体式得到了一种发散内心积郁的愉悦。我忘了最初是怎样一种机缘接近了这种诗歌的，但是，我的确是非常喜欢这种旋律和语调。
我来到北大的时候，林先生在我的心目中还非常年青，他总是仪表非凡，神采飞扬。林庚先生风流倜傥的形象，总让我们为之倾倒。当年他给我们讲课，他通过一片飘落的树叶，掂量古代诗人用字的苦心，他在古人“落木”与“落叶”的不同使用中，分析二者的细微区别，从中倾注了他毕生研究中国文学的丰富学识。林先生讲的是中国文学史，却是融进了他作为作家和诗人自身创作的体验。所以林先生讲史，也讲的是他自己。
我当年有机会作为听课学生的代表，参加了一次类似后来“教学评估”的会议。我对先生的课堂讲授，特别是他对“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分析赞不绝口。同时也明显地感到一种“不以为然”的评价一一当时的学术氛围已经很坏。先生不为所动，依然随心所欲、怡然自得地在课堂上表达他独立的观点。
在教条主义盛行的年代，日复一日的政治批判使学术尊严和自由思想受到极大的损害。而先生依然故我，周围的“热浪”并不曾动摇他的坚持。先生平日为人是低调的，学术上也如此。他从不对自己的坚持说些什么，却是坚定地抗拒着外界日益严重的压力。他的这种坚持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更体现着北大的传统精神。
林先生的文学史体系在厦大任教时就已形成，布衣精神，盛唐气象，黄金时代等等重要概念，当时就已提出。他的《中国文学简史》，直至50年代还只有半部，这一方面表明那个年代已失去正常的治学和写作秩序，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作为学者的矜持与自重，他决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他从不随波逐流。
我从先生那里学得一种可贵的品质，就是这种对学术尊严的敬畏之心。学术活动是充分个体性的，个人的创造性比一切都重要。而始终坚持这种独创性不动摇，不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在五六十年代这样异常的岁月，更是难能可贵。
前天，在福州，我和孙绍振先生交谈，他认为林先生本质上是一个唯美主义者，我是认同他的这个论点的。林先生从生活到创作，从创作到学术，都是充分审美的，美服，美文，美声，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唯美”的定性往往易于忽略他入世和抗争的一面，而后者也是他性格的另一面。
先生毕生研究古典文学，他的古文学修养极深厚。但他身上没有通常研究古代的学者的那种“古气”。他是非常现代的，从生活到思想，从思想到学术。他唱歌，而且是美声男高音，他运动，是男篮选手。林先生不重浮名，很少在公众场合出现，而一旦出现则神态自若，温文尔雅，总有着高雅的谈吐。而最能体现他的特殊性格的，是他坚持写新诗，一以贯之地作九言、十一言的实验。他不会因为他对旧诗的深知而看轻新诗。他非常关心文学现状。他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但他同时又是现代诗人。在林庚先生身上，古典和现代有着完美的融合。他总是用古典来观照现代，用现代来诠释古典。
2001年11月1日于度门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