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大的诗歌悲剧发生在林昭身上。林昭当初并不激进，她在《红楼》开除张元勋的会上甚至说“我有受骗的感觉”。但她以她的正直和良知，痛切地感到“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而终于站了出来。她是真正的“诗歌烈士”。她在极端惨苦的状态下，坚持用诗歌表达争取自由民主、反对思想专制的抗争的决心。她为理想而蒙受苦难，直至惨烈地献出生命。林昭的诗歌创作，新旧体都有。前期的创作如前引登在《红楼》上的那一首，是青春浪漫的声音和轻松的节奏，后期创作则是愤激而沉痛的血泪凝成。据沈泽宜的《我和林昭》介绍，林昭“几年内咬破手指以鲜血在白衬衣和床单上数十首惊天地泣鬼神的诗篇。这些曾和她的骨灰一样多年来无处可寻的诗篇，现在陆续觅得”。文章援引了林昭所作四百行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的片断，其中有普罗米修士对宙斯的发问——
神族这样的统治哪能持久，你难道听不见这遍野怨声？贱民的血泪会把众神淹死，奥林匹斯宫殿将化作灰尘。
她的旧体诗也写得好。据张元勋回忆，1960年秋天，他们分别之后，林昭从上海寄山东，在她赠送的照片背面有诗相赠：
楚头吴尾劳相关，顾影低徊敛云鬟。困顿波涛佳岁月，凋零风雨旧容颜。堪憎勿怪人争避，太冷应疑我最顽；粉黛滔滔皆假面，笑君犹自问庐山。
张元勋在《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介绍，他在第一次“探监”临别时，林昭口吟一诗相赠。因为她当时被囚禁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诗中用了古代裴航与云英蓝桥驿相会的典故，又因为探视时她的母亲也在场，又用了《白兔记》中井台认母的典故：
蓝桥井台共笑之，天涯幽阻最忧思。旧游飘零音情断，感君凛然忘生死。犹记海淀冬别夜，吞声九载逝如斯！朝曰不终风和雨，轮回再觅剪烛时。
林昭对张说，“诗言志！此刻已无睱去推敲声病，只是为了给终古留下真情与碧血，死且速朽而我魂不散。第三句断字，也许可以改成‘绝’字。第四句‘死’字有点拗，但怎么改昵？诗言志，如此而已！如果有一天允许说话，不要忘记告诉人们：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被他们杀掉！”她是一个真诗人，直至此刻，生命垂危，她还在思考和掂量着诗的“拗正”。
林昭，苏州人，1954年以江苏省最高分考入北大中文系。1955-1956年任《北大诗刊》和《红楼》编辑，1957年被划为右派，判劳动教养三年。以病，经批准回沪休养。1959-1960年编《星火》。她的诗歌《海鸥之歌》印出。诗歌《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刊登在《星火》第一期。1961年以反革命罪在苏州被捕。1961年在狱中写《思想日记》和《牢狱之花》。1962年保外就医。1962年7月写《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此信被转至上海静安区法院。1967年8-9月，在苏州起草“中国自由青年联盟”纲 领和计划，再次被捕。此后曾先后四次致函柯庆施和《人民日报》，被判刑20年。1965年6月1日，用鲜血写《判决日声明》，以“公理必胜，自由万岁”为结语。1968年4月29日，由原先的20年改判死刑，立即执行。1968年5月1日，上海公安人员向家属索取五分钱子弹费。
林昭的所有行为都是公开的，她以上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独立思想。她以思想获罪，最终以坚持、不改变而被处以极刑。她至死都没有忘记她的文字和诗歌，张元勋在狱中与她告别时，她临别赠诗并托付张如有出版的机会，诗集取名《自由颂》，散文集取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为《情书一束》。她把一切都抛弃了，连同生命，即使到了诀别之时，念念于心的只有诗。她原是一个为诗的理想而活的人。
2002年12月20日，这天是林昭的70冥寿。我从昌平冒着大雪赶往文采阁，纪念这位为真理而献身的惨烈的朋友。那次的纪念会由林昭的舅父许觉民先生主持。我在发言中说：“我不能忘记这位年青时代的朋友，不能忘记她诗一般的生命，用生命写成的诗。林昭如果活着，她应该也是到了古稀之年。也许她恋爱过，但她来不及做妻子，也来不及做母亲。人间的一切亲情挚爱，她都没有享受过。她始终面对那浓重的黑暗和残暴，最后是惨烈的死亡。”
50年代在中国新诗的故乡，新诗一方面是在受难和流血，一方面却在智慧而顽强地活着。这里要提到在诗歌界具有传奇色彩的燕京大学诗人吴兴华。他最早发表作品是1937年3月10日的《小雅》第5-6期的《花香之街》。解放以后，他逐渐“淡出”。他在大陆发表作品，仅见于1957年8月号《人民文学》的《咏古事二首》（《刘裕》、《弹琵琶的妇人》）。此后，便“蒸发”了。
然而，在香港和台湾却出现了一个“新”诗人——梁文星。1956年9月20日《文学杂志》在台北创刊。第一卷第一期就有署名梁文星的《岘山》。由此至1959年11月20日，该刊第7卷第3期共刊出新诗十余首并诗论一篇。梁文星的名字渐为世人所知。但谁也不知道这梁文星是谁？据夏志清先生回忆，除了编辑们，没有人知道“梁文星”是居住在大陆的吴兴华。吴兴华本人对此事更是一无所知。这是新诗史的一个奇迹，荷兰学者贺麦晓的研究揭示了奇迹产生的始末。贺说：“我们今天能够读到吴兴华的作品应归功于他的朋友宋淇。宋在抗战结束后将吴的一些作品带到香港，在香港的《人人文学》上发表，为了保护作者的身份，署名‘梁文星’。50年代中期（请注意，是中期，这是北大发生张元勋、林昭事件的同一时候——作者注），宋又将其作品介绍给台湾《文学杂志》主编夏济安先生。夏在1956-1958年间将吴兴华的12首诗和上述的诗学论文陆续发表在《文学杂志》上。”
吴兴华（梁文星）的诗论《现在的新诗》发表后，陆续有跟随的文章发表。主编夏济安亲自著文说：“新诗假如没有更好东西写出来，这不但是新诗的不幸，连整个白话文学的成就都要使人发生疑问。”由此引发了关于新诗问题的大讨论。这情景很像我们后来所遇见的那样。吴兴华作为当事人对此毫无所知，他安全地躲过一劫，却在不经意间在异地掀起了一个浪头。这种喜剧性的后果是那个严酷的年代的一个插曲。
50年代后期，我们惊魂未定，来不及回顾曾经发生了什么，便被卷进了另一阵狂潮之中。“大跃进”和“共产风”裹胁着我们投入了“拔白旗、插红旗”的大批判运动中去。也就是此时，我和其他五位同学接受《诗刊》的委托，编写了《新诗发展概况》一书，1959年6月号开始在《诗刊》连载。我们当年少不更事，加上天真和狂热，使我们伤害了许多诗界前辈。这个工作的始末，最近已有专书介绍，此处从略。但不论怎么说，我们所做的，依然是第一本类似中国新诗史的著作一一尽管它留下了遗憾。
“文革”中的中国是无边的沉寂。尽管周遭是日以继夜的高音喇叭和“万寿无疆”的嘈杂，而内心却是无边的寂寞和痛苦。林昭在这个时候死去，我们不知。张元勋和沈泽宜则正辗转于各个监狱之间，被剥夺了青春年华。比起他们，我算是一个幸运者。但在这十年中，也经历了无尽的苦难。当过“现行反革命分子”，当过“516分子”，后来带领学生开门办学，因为一条作业的批语，重新被认定是“右倾翻案的急先锋”。我始终以带罪之身，一边工作，一边充当阶级斗争的对象。
但不论经历多大的挫折，我不能放弃文学和诗歌，因为它已与我的生命融为一体，它是我的信仰。1971年北大在鲤鱼洲干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重新安排教学。为了应付教学需要，1972年我们着手选编《诗选》。只要对那个年代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工作。当年“横扫一切”，如今要编选，这就是“翻案”，这就是“反攻倒箅”。但是，我们无法顾及，我们有点不计后果。
《诗选》是北大印刷厂排印的，如今已很难找到了。诗歌史料专家刘福春先生那里有收藏，他非常珍贵。我那时不怕，我承当了选诗的工作。当然是在政治与艺术的“夹缝”中小心翼翼地行事。找最安全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为除了鲁迅和浩然，中国所有的作家和诗人都被打倒了。我的工作就是在布满地雷的环境中行走。记得起来的选目有贺敬之的《放声歌唱》、《回延安》，李季的《致北京》，陈辉的《为祖国而歌》，郭小川的《投入火热的斗争》，张万舒的《黄山松》，戈壁舟的《延河照样流》，饶阶巴桑的《步步向太阳》等。
“文革批判文艺黑线”之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北大编的这一本《诗选》，是现今所知的、国内的第一本，是不是唯一的一本，不敢说。与此相配合，我们同时还编了《短篇小说选》、《散文选》，特别值得自豪的是，我们还编了《外国小说选》，《项链》、《羊脂球》都被我们囊括其中，我们当时胆子也真大，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
1974年，又一批学员进校了，我们把他们分做“创作”和“理论”两个班，一个班侧重文学理论，另一个班侧重文学创作。忘了事情是如何提出的，突然有一天要我带领四位同学写表现上山下乡的长诗。那时唯一可参考的、也是影响最大的的政治抒情诗是贺敬之的《放声歌唱》。我们大体是以此为榜样，开始了当时也是罕见的集体的诗歌写作。这就是后来引起反响的《理想之歌》。
北大即使是在极为困难的境地，也没有忘记诗歌。在动乱的年月，即使随时都有不测的事件发生，但北大还是尽可能地保持了它对诗歌的热爱和关怀。
2006年9月11日晚7-9时，在北京大学理科楼207室讲演2008年3月5日写毕于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