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什么是帝王气象？一两句话恐怕说不清楚，但认真归纳起来，也不外乎这样几条：一是要有远大的志向和坚韧的毅力，不要为一时一地的得失所迷惑，二是要有卓越的见识，即超出别人的政治远见，三是要有识人之明和用人之术，四是要有容人之量和纳贤之德。
如果我们把这四个方面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问题的话，前三个方面属于人的思想、能力、水平的问题，而后一个方面却是属于人的胸怀、修养的问题。也就是说，前三个方面是硬的问题，达不到就是达不到，第四个方面则是软的问题，人人皆可做到，但真正做到的人却又少之又少。其实，纵观历史，能够做到前三个方面的并不少，但能够做到最后一个方面的人却不多，如果能够在前三个方面的基础上做到第四个方面，恐怕也就具备了帝王气象了。
第四个方面之所以难于做到，其根本原因在于难以战胜人性的弱点，难以战胜自己。如果一个人克服了人性的弱点，战胜了自己，祛除了私欲、贪欲，克服了个人的好恶和偏见，那还有什么事做不成呢？
【事典】
在容纳人才方面，唐太宗李世民更有容纳百川的胸怀，他不仅不为渊驱鱼，而且还主动任用当初那些坚决反对过他的人，对于自己的亲戚本家，他也无所偏袒。也许，在他的众多优点之中，这一点是使他成为明君的主要原因之一。
唐太宗历来被认为是“真命天子”，何也？大概是因为他有高远的志向，有任人唯贤而又海纳百川的胸怀，更有明察是非的见识、多谋善断的性格和知错善改的气度。）
李世民当了皇帝后，曾经论功行赏，史书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兹摘译如下：
九月二十四日，皇上亲自确定了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封邑，叫陈叔达在殿下唱名宣示给大家，并且说：“我叙定你们的功赏，可能有不恰当的，应该各自谈谈。”当时，诸将争功，乱哄哄地闹个不停。淮安王李神通（李世民的叔父）说：“臣在关西举兵，首先响应起义的大旗。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专靠耍笔杆子，功劳在我上面，我心里不服气。”皇上说：“叔父虽然首先响应起义举兵，大概也是为了免祸。后来，窦建德吞并山东时，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度叛乱来攻，叔父又被打得望风而逃。而房玄龄等人如同张良一样运筹帷幄，坐在那里就安定了社稷，论功行赏，本来该在叔父的前面。叔父是国家至近的亲人，对于您，我还有什么可以吝啬的呢？只是不能凭私情而随便封赏罢了。”诸将这才说：“皇上真是公道极了，即便是对淮安王，也没有私心，我们难道还敢不安分吗？”于是都心悦诚服。
唐朝初年，经过战乱，各派的人士尚不知道李世民对待自己的态度，大多数人都处在徘徊观望之中，有的甚至怀有异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过去的问题就非常重要了。
隋朝末年，王世充之子王太镇守河阳，聘请邓世隆为宾客，邓世隆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又非常讲究恩义，所以十分受器重。唐太宗率军攻打洛阳时，派人送书信给王太，劝王太及早弃暗投明。王太命邓世隆代写复信，拒绝投降。邓世隆不仅写了复信，还在信中盛赞王世充圣明而有天子的威仪，对高祖、太宗多有贬斥乃至辱骂之辞。太宗平定洛阳以后，邓世隆深知自己为王太写给太宗的复信大有言过其实之处，闯下了杀身灭门之祸，于是改变姓名，自称隐玄先生，逃到白鹿山隐居。
贞观初年，太宗知其文名，知道他是个很贤能的人，就派出专使去征召他，拜他为国子主簿，与崔仁师、慕容善行等人一起任修史学士。邓世隆虽应召任职，但过去触犯太宗的旧罪，使他终日提心吊胆，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不知何时大祸临头。唐太宗听说了他的情况，就专门派宰相房玄龄前来安抚他。房玄龄向邓世隆传达太宗的话道：“你替王太给天子写复信，出言不逊，确实应该从重处罚，但那时只是各为其主，跖犬尚且吠尧，这是人之常情，哪里是你的过错呢？皇帝岂能对你有什么恶意。天子正在用人之际，怎能追责平民百姓过去犯下的罪过呢？你应该安心供职，用不着心怀恐惧，皇帝不会把你的旧罪放在心上。皇帝还让我转达你，他没有关心到您，使您终日忧虑，他感到十分不安，这是他的过错。”
邓世隆听了房玄龄传达的太宗的话，万分感激，急忙叩头谢恩。邓世隆的同僚、亲友、家属听说了太宗的话，也都深为太宗的宽宏大度所感动，尤其是那些当初反对过他的人，听说了这件事后就更加安心地为唐朝服务。于是，多年征战造成的混乱局面所遗留下来的矛盾很快就解决了，人心很快就收拢了起来。
【评议】
对于人才的重要性，诸葛亮在出师伐魏时给后主刘禅写的《出师表》说得极其恳切透彻，他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及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正所谓得人才者得天下，如果真正做到“亲贤臣，远小人”，那也就真正具备了所谓的帝王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