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智慧谋略一类的书十分走俏，但遍观此类书籍，似乎总是脱不了一种嫌疑，那就是诲奸诲诈。
据说，中国人的劣根性之一是善于“窝里斗”，如果今天再去有意无意地读这些权谋教科书，人人都想成为智多星、神算子，人人都想效法奸雄曹操、枭雄刘备，那结果可能会弄得天下大乱，个人也必定会身败名裂。实际上，智谋的根源是文化，智慧原是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如果智谋仅仅是一种方法、一种技术，那么，帝王之学人人可讲，只要照本宣科，岂不是人人都可以君临天下？而纵观历史，没有一个人是仅靠权谋的“技术”就可以成功的。
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批评者总是这样说：上焉者王霸杂之，下焉者不堪闻问。意思是说，在传统社会，即使是好的政治也仅是王道与霸道相混杂，真正的王道政治从来没有实现过，至于坏的政治，那就连说都不用说了。其实，这样的评价已经够高了，儒家的“王道”政治本来就不可能完全实现，至于法家的“霸道”政治，那也是在现实中不可缺少的。
实际上，对中国的智慧、谋略、政治有影响的学派有十几家，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儒、道、法三家，中国的智慧和政治虽然常常呈现出纷纭复杂的状态，其实是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掌握了这三家的思想精核，对中国的智慧就会有深刻的把握。
儒家的智慧是极为深刻的，这种深刻就在于儒家智谋是一种非智谋的大智谋，它的运谋的方法不是谋智，即不是像法家或兵家那样用强硬而直接的智慧迫使对方服从，而是谋圣，即从征服人心着手，使人主动地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以一种审美的态度来为王道理想献身。
如果用今天的现实来阐释当年儒家的智谋的话，那就是儒家并不首先向人们宣扬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要求人们被迫执行，而是非常注重做“政治思想工作”，首先为人们描绘一幅美好的蓝图，并百折不挠地到处宣传这种理想，直到人们心悦诚服，把儒家的价值观念内化到自己的灵魂之中。由于儒家的王道理想是最富有人情味、最温情脉脉的，所以它也就最富有感动人的力量。即使有人明智地认识到自己是在被别人所谋，被一种观念所谋，也是心甘情愿的。但这已经不是儒家谋略的高明，更不是儒家谋略比别的学派的谋略狡诈，在这里，它已经上升到了人性、人道的范畴，这说明人家的智谋在其最深处是符合人性和人道的基本原则的。这就是儒家智谋的合理性之所在，也是其成为真正的大智谋的根本原因。
儒家把个人的修养看成是实现王道理想的基本出发点。所以，在修、齐、治、平四项当中，修是放在第一位的。以修身为中心，逐渐向更大的社会范围衍射，从理论上讲，衍射的幅度－－也就是一个人所取得的现实功业的大小－－完全是由个人的修养水平所决定的。儒家为人描绘了一幅无比诱人的蓝图：没有等级的差别，没有门第的限制，没有权力的干扰，总之，只要肯加强自己的修养，世界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的确，儒家学说为人的发展在理论上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和美好的发展前景。这就是儒家智谋作为一种无与伦比的大智谋为中华民族所钟爱的内在原因。
道家的智慧是极为聪明的，黄老道术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心智王天下。在黄老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它处处流露出智慧的优越感，处处显示出对别的学派的愚蠢的鄙夷。黄老道术自以为是最聪明的学说，它认为天地万物都受冥冥之中的道支配，道是绝对的，永恒的，是不可改变和亵渎的，只可以体味、尊重和顺应。那么如何体味和遵循道呢？那就是顺应自然，无为而无不为，所谓“圣人无心，以天地之心为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不能体察道，就不能“知常”，施之现实就容易招致祸害。
法家之法与当今意义上的法律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法家之法作为人君王牧天下的手段，法、术、势都是建立在非正义、非公正、非道德的基础上的。在法家那里，没有平等和正义可言，“法”的实质是强力控制，“势”的实质是强权威慑，“术”的实质是权术阴谋。这些法律都是直接为维护封建王权服务的，法之为法，就在于它“公之于官府，著之于宪令”，而不在于是否符合道义，更不管是否符合人民的权益。而今天的法律，是由平民通过斗争争取过来，它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权益，限制特权的存在和发展，并进而培养全民的奉公守法的精神。总之，法家之法与现代之法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平等与不平等。
其实，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这三家的智慧从来没有单独存在过，总是相互融合，甚至进而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背景下，各个学派的思想所占的比重不一样而已。
历史上的任何智慧谋略，都是以上述思想为基础的，有了这样的文化底蕴，便是大谋、正谋，否则，只能沦入没有根底的阴谋诡计。鲁迅早就说过：“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成大事者，古今未有。”面对这二者之间的天渊之别，我们不可不深思而慎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