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皇后娘娘说的极是，俄罗斯狼子野心，前些日子，微臣和六爷去俄罗斯谈判的时候也就是为了俄罗斯的野心而去的，微臣看天下各国地图，瞧着英法两国离着中国极远，也无需担心他们想着侵占中国，只是这俄罗斯乃是恶邻，确实要小心提防，何况前些年刚刚和俄罗斯商定好国界，这俄罗斯在英法两国发生的事件中也未曾受损，当然无需赔偿，”庆海最近些年，倒是知道了不少洋人的事情，听得杏贞不由得连连点头，“这美国如今没有派兵来中国，除了国力不昌之外，也不想和大清闹僵，微臣以为，这美国也无需赔款，只要多加安抚，多与他们通商便是。”
“很好，”杏贞满意地赞许一声，“可见庆海你确实是下了苦功的，如此办去便可，这样就捅不了大篓子。”
“皇后娘娘谬赞了，微臣愧不敢当，”庆海毫不骄傲，又连忙问计，“如何应对英法两国，还请娘娘示下。”
“如今国事艰难，英法两国船坚炮利，咱们的新军又没练成，那只能是忍辱求全了，”德龄继续说道，难为他把皇后的话复述地如此周全详尽，“赔款少些，可救急，别的那些损害中国的条款，说不得只能饮鸩止渴，暂时先吞下罢了。”
德龄说完了话，不再发声，只是垂手站在地上，桂良捻须思索了一番，点点头，朝着德龄拱手，“还请公公代老夫和皇后娘娘道谢，真可谓拨开乌云见明月了！”桂良对着恭亲王奕喜出望外地说道，如今这和谈，最难琢磨的就是皇帝的意思，如今知道了皇帝最信任的人的想法，皇帝的想法也就不难以揣摩了，桂良把心放回到了肚子里，原本焦躁不安的心情变得平复了下来，起码这趟差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桂良瞧了瞧默不作声的恭亲王和德龄，知道两人还有体己话要说，就站了起来，“那老夫先回府捋一捋，想个条陈出来，到时候去天津便宜些，告辞了。”
“岳父请便，”恭亲王微微欠身，等到桂良走了之后，方对着默不作声的德龄说道，“德大伴难得来本王的王府，今个儿来除了找本王的岳父，怎么，储秀宫那位主子还有什么事儿要吩咐我不成？”
“王爷说笑了，哪里谈得上什么吩咐，”德龄抬头瞧了一眼奕，只见他眼里透着一股不以为然的意思，“皇后娘娘是让老奴来告诉王爷一声，让王爷做好准备，过些日子就可以出山了。”
“什么！德大伴你说的可是真的？”奕不敢置信，连忙追问，有清一代和明朝不同，皇亲国戚秉政实在是常事，相比较汉人官僚，天子也往往更信任宗亲，原本自诩治国之才的恭亲王被打入冷宫这么多年，早就呆的浑身发痒，就是找不到机会复出当差，如今听到自己复出有望，恭亲王哪里能不格外关注？
“是，皇后娘娘是这么说的，”德龄继续说道，“还请王爷多多关注洋人的事务，将来的事儿就出彩在这里头！”
清军战败，使咸丰只能根据英、法的要求，于6月1日派东阁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庆海等人为钦差大臣，前往天津谈判。从一开始，谈判的焦点便集中到了“公使驻京”之上。咸丰帝打算用耆英进行斡旋，在奏折上朱批谕示耆英：
“进京瞻仰。可告以速将各条定议妥协。并将兵船退至拦江沙外。然后再议进京之事。中国以诚信待人。亦断无别意。惟各国向无进京之例。此次应行礼节。亦须彼此商定。按照中国礼节。至各夷进京。中国民人。亦必惊疑。更须先为晓谕。不能临时猝办。再进京之请。皆俄夷从中播弄。英、佛、米皆重利。从前并无此说。
耆英谅已驰抵天津。即可往见英、佛（法国）、米（美国）三国。将所求之事。妥为酌定。如桂良、花沙纳所许。该夷犹未满意。著耆英再行允准几条。或者该夷因耆英于夷务情形熟悉。可消弭进京之请。则更稳妥。此时桂良等作为第一次准驳。留耆英在后。以为完全此事之人。津郡情形。甚属危急。不得不通融办理也。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以为凭借耆英过去与英方签约的经历必能成事，可英法联军早在占据广州后翻遍了广州官府的档案，对当年南京条约的内幕一清二楚，便多次刁难耆英，并拿出耆英在两广任上公文里面对于洋人侮辱的话语，反过来羞辱耆英，耆英羞愧难当，见不能成事，2天后私自回京。6月13日至18日，桂良先后与俄、美两国公使签订了中俄和中美《天津条约》；19日，桂良奏报与英国谈判情况：英国要求使节长远驻京，除宫禁要地外，京城任行无阻。消息传到北京，很快引起满朝大哗。
吏部尚书周祖培、刑部尚书赵光、工部尚书许乃普等10余人联名上奏，提出“公使驻京”之“八害”：一、知我举动，既速且详；二、建立高楼，窥我宫禁；三、营建使馆，拆迁民居衙署；四、观望陛路，无人敢禁；五、设馆传教，去我衣冠礼乐；六、民夷杂处，设有斗讼，无从讯断；七、包揽商税，任意往来，门禁税收尽废；八、朝鲜、琉球等国，由此滋生轻慢之心。
有个叫尹耕云的御史提出：这些夷人来京后，皇上以什么礼节见他们？要是外国人赖在京师不走，又当以何法逐之？另一个叫陈浚的御史，则提出了代表大多数人观点的“夷夏之防论”：“从来外夷臣服中国，入修朝贡，皆事毕即返，不许久留，所以严中外之大防也。若听异言异服之人，盘踞京邸，出入自由，则纳污藏奸，其弊何所不至”。就连后来对外以主和著称，倡导“洋务运动“的恭亲王奕，此时也要求在谈判中不能示弱。“设若外夷无礼肆闹，立即拿下，或当场正法，或解京治罪”。
如此之多的官员就“公使驻京”一事，在同一天里进言，在咸丰朝已经属于不小的政潮。然而这些进言者，对当时欧洲各国已经普遍实行的互派使节的惯例，完全不了解。只是用他们意念中的使节驻京模式，来推测其危害。其实将反对“公使驻京”的理由，表达得最充分的，还是咸丰帝自己。他在给桂良的朱谕中明确指出：“准夷酋之伪钦差驻京，动受挟制，战抚两难，贻害无穷，不如战”。6月24日，咸丰一面命令桂良以“我等如擅自允许，大皇帝必将我等从重治罪”的借口拖延，一面下旨给在天津的僧格林沁，加倍防守，准备决裂。桂良第二天接到此谕，英方也恰于此日送来条约草案，要求于次日签字，不容更改。26日下午，英国特使额尔金派人表示，如不按时签约，立即开战。当晚6时，桂良与额尔金签订了包含“公使驻京”内容的 《中英天津条约》。27日，又与法国专使葛罗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
条约签订后，桂良写了一道长篇奏折，历数无力与英法开战的5条理由，“天时如此，人事如此，全局如此，只好姑为应允，催其速退兵船，以安人心”。7月3日，咸丰帝收到中英、中法条约的抄本，以及桂良的奏折。桂良奏报咸丰：英法兵舰即将撤退，但如没有令英、法满意的皇帝朱批，战端又会再起。无奈之下，咸丰拿起朱笔，在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上，写下了“依议”二字。
综合英、法、美、俄四国《天津条约》，主要内容有：一、公使驻京，觐见皇帝用西方礼节；二、增开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镇江、南京为通商口岸；三、外国人凭“执照”可往内地游历、通商、传教；四、修改海关税则，减少商船船钞；五、赔偿英国银200万两、法国银100万两，条约签订之后，英法联军退出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