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表态很有点悲壮的气概，朱先生看我态度明朗、坚决，就同意了我的意见。原则定下来了就开始结账，由于时间短，双方往来的账目并不复杂，很快就算清楚了。大家高高兴兴地喝酒吃饭。以往都是他做东，我从来没有客气过。在吃饭前，我告诉他，这餐饭一定是我做东，以示谢意。大家相识是缘分，聚散也是缘分，天底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不做伙伴仍然是朋友—而且永远是好朋友。
我回到蛇口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工厂。看着两台自动车床，我心里有点虚了，在朱先生面前表现的强颜欢笑的豪情已被冷静下来的忧愁所笼罩，从辛辛苦苦搞起来，到红红火火生产，不到一年就面临关门的危险。如何走出低谷？如何打开局面？经过几天的思考，我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再投人部分资金，购买设备，使工厂看起来有点规模和实力，增强客户对工厂的信心。于是我增购了二台自动车床，还购买了铣床、磨床、普通车床，又增加了几个工人。扩大了业务范围，除了自动车床加工外，还搞普通机械加工。工厂从简陋的平房搬进了东华工业园，自己申领了营业执照，工厂名称定为“蛇口天伦机械五金厂”。其寓意很显然，别的同龄人把休闲、享福看做是享受天伦之乐，我却把开创事业作为天伦之乐。
一九九二年底开始着手大头轴和轮钱的准备工作。
大头轴是形如蘑菇的冷镦件。产品毛坯要用大吨位多工步的冲床加工。我跑遍了深圳和广州的标准件厂，没有一个厂家愿承接这种产品。正当我感到失望的时候，有人提供线索：佛山标准件厂做过类似的产品。于是我去到“佛标”，果然看到了类似的产品，经过研究协商，他们同意试制。试制费一万元，先预付一半，如果试制不成功，他们将如数退还给我，如果试制成功了，我要付清余下的一半。如果没有订单，则试制费将作为试制的成本费用，他们不负担市场风险。我认为对方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合理的，我以同样的条件向我的港方客户提出来。港方同意了我的要求，但却对我能否做出来持怀疑态度，一定要我拿出样品经港方检查合格后，才给试制费。很显然，风险都集中在我身上。尽管这样，我还是决定冒一次险。后来样品反复送了四次才合格，我按照合同付清了“佛标”的余款。而港方的试制费分文未付。理由是马上要下订单，到时试制费和订金一齐付给。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还不见有订单，“佛标”方面也打电话来催要订单，他们甚至认为我可能受骗了。我告诉他们：凭我几十年来洞察事物的直觉，对方不是骗人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这种产品我生产了二十六万件，销售额约四十万港元。
一九九三年的另一种产品是“轮钱”，又叫“压脚”。是工业缝纫机上的一个小部件，是一家台湾公司的产品。轮钱的本体是一个精密铸铁件。它是产品的关键零件。产品的主要成本和质量都取决于它。为此，我在广州跑了三天，到过七八家精铸厂和压铸厂，最后到了华南缝纫机公司铸造分厂。他们都报了模具费、产品单价和日产量，回到深圳后经综合分析，华缝铸造厂模具费虽然最高，但产品单价最低，生产效率最高，如果台商订购数量高于三万就合算了。我到台商处了解情况，他们预计要五万以上，但谁也不敢肯定。虽然如此，我还是下定决心，把轮钱本体的生产放在华缝铸造厂，我第二次去广州，与该厂签订了合同，给了订金。这个产品的生产开始启动了。
创业难，像我这样打了三十多年工，年过半白，白手起家的人更是难上加难，家底薄，起点低，只能从几个人的小作坊做起。里里外外全靠我自己。每天早晨六点半起床锻炼身体，八点前到厂，中午在厂吃完饭后在办公室里休息一会儿，晚上加班到十点，有时生产出了问题甚至午夜才回家。有一次我外出办事，早晨五点钟起床，搭乘从深圳到广州的第一班车，在广州办完事到佛山，佛山办完事到中山，在中山办完事已近下午五点多，赶不上珠海到深圳的最后一班船了，又折回广州，’在广州晚上八点钟搭上开往深圳的大巴。由于广深路正在翻修，塞车很厉害，到了第二天早晨六点才回到深圳，二十五个小时之内，除了办事就是坐车，吃饭的时间都没有，饿了渴了都是在路边买，车上吃，困了就在车上睡。回到深圳后照样上班做事，而且照样精神饱满，精力充沛。对事业的执著追求，给我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儿子智明感慨地说：
“爸，像你这样兢兢业业地整天辛苦劳累地做事，如果还不成功的话，老天爷就没长眼睛了。”
回顾我之前的人生历程，完全印证了“天道酬勤”这个古训。我相信我的付出是会得到回报的。
在一九九二年底，我预计到来年将是有所发展有所前进的一年，再这样里里外外一把手的状况不能适应工厂的需要了，必须找一个助手来帮我管理生产。我想起了以前在湖南工作的老同事廖耕云。我在刚进厂时他已是六级车工了。在六百多人的车间里，他的技术名列前茅，虽然文化不高，但脑子很灵，后来当工段长、技术员，“四人帮”倒台后晋升为工程师，在厂科研所工作。在我的眼里，他比一般的工程师顶用，是少有的文武全才，听说他已退休，天天在钓鱼。一九九三年春节期间借电话拜年的机会，我提出请他“出山”，到南海之滨“钓鱼”，他未及时允诺，准备考虑一下再答复我。过了几天，他来电话很爽快地答应了。春节后，开始招收员工，工厂由几个人增加到十几人。过了元宵节，廖工也来了，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和生活，他提出要当车工的儿子一起来，我欣然同意了。一上班就任命他为厂长。
后来的事实证明：廖工确实是个人才，大头轴和轮钱的生产工艺、工模夹具都是他亲自设计，亲自制作的，他虽年过花甲，但思维敏捷，手脚麻利，他把每件事都做得比我预想的还漂亮。他的另一个特点是不求奢华，讲究实效，处处为工厂打算，尽量节省开支降低成本。有这样一位好厂长、好助手是我的运气。我对他很放心，很敬重，厂里的生产技术由他全权负责。这时的工厂虽然小，但很有生气，很有蓬勃发展的势头。我在高兴之余也在思索长远发展的问题。有一次我与廖工在探讨这个问题时，我诚恳地邀他入股，共同来开创一番事业，他摇摇头说：
“我这个人，胸无大志，不想在这方面发展。”
他的回答令我失望，也许他没看清事业前景，也许人各有志。要下这个决心是需要时间的。
由于廖工主理了内务，我的担子就轻了，除了原材料、外购件、外协件外，最主要的精力用于洽谈业务订单。在业务交往上最难对付的是台湾客商，他们在质量上要求严格且不必说，在产品价格上寸利必争，精于算计的手法也是令人称奇的。轮钱的单价在初步洽谈时是八元三角人民币，经过反复洽谈，单价一压再压，合同价格是六元四港币，按当时的自由市场汇率一港元折八角钱人民币计算约为五元一角二分人民币。当时两种货币的自由市场汇率一直不稳定。一九九三年五六月间港元对人民币的市价猛涨到一元三至一元四角，在这种形势下，台商公司来电话，要我去有要事相商。我只身一人去到台商的公司，这家公司是三个老板合伙开的。三个老板都来到洽谈室，可见他们对这次谈判的重视。他们是“三堂会审”，我则是“单刀赴会”。气氛有点紧张。精明的李老板先开口：
“王老板与我方合作已有半年多了，在这段时间里双方合作得十分成功和愉快，产品质量和交货期比我们预计的好，我方感到十分满意，本公司来到内地已经三四年了，我深感寻求一个理想的供应商不是一件易事，我方对贵方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这为我们今后的长期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今天请王老板来主要是商谈轮钱单价的事，近一个时期来，内地的外汇市场动荡不定，港币对人民币的市价一涨再涨，这样，轮钱的价格，由港币折成人民币已由五元涨到八元多，接近九元了，这是我方所不能承受的，为了合同能继续执行下去，我方要求重新定价，希望王先生能理解我方的困难。”李老板说完望着我，要我表态。
我回答说：“按照国际惯例和商业活动行为准则，合同一经签订就具有法律效力或契约效力，双方都要遵守，不能变更，港币对人民币比值高了，你们要求降价。如果降低了呢？你们会同意加价吗？再说，贵方的产品是出口的，是用外币计价的，中国汇市不影响你们的利润。”
对方的另一位老板邱先生说：“我方也有部分产品在国内销售，是用人民币结算的。如果贵方坚持不降价，这部分生意就会亏损。”
我说：“你们这个产品在广州、深圳针车行的零售价是我厂出厂价的四五倍，你们批发给针车行的价格是出厂价的二倍以上。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三者这么大的差价，我们清楚，也很理解，各赚各的钱，各人发挥各人的优势。制造商靠的是薄利多销，我们的利润本来就微薄，希望贵方不要再压价了。”
但是对方三人轮番向我“进攻”，看形势不降价是很难脱身的，对方同时以再签订三万个产品作为交换条件。这个条件是相当诱人的，我终于动摇了，我向三人表示：
“本来合同执行到中途还来改变价格是不符合常规的，但从长期合作的大局出发，对贵方的意见我可以考虑。”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原合同三万件的一半按合同价以港币结算。另一半按六元钱人民币结算，并按照这个价格又签订了三万个轮钱的合同。
一九九三年七月，当时的朱铭基副总理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对金融秩序进行了有力的整顿，采取了一系列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措施。港币对人民币的市价一下子跌到八角左右，恢复到疯长以前的价格，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价格。
有人以为台商又会来找我谈价格—恢复到以前的价格。但这种情况始终未出现。商人虽然重利，但毕竟是爱面子、讲尊严的。何况他们在这个产品上已经有相当丰厚的利润。
正当工厂生产红红火火，蒸蒸日上的时候，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廖工突然提出要辞职，令我大惑不解。无论是以前在湖南我当技术员他当大师傅的时候或在这大半年的同事期间，我俩从来未吵过嘴、红过脸，甚至连争论都未发生过。我对他敬重有加，言听计从，他为啥作出这样的决定呢？我找他谈心，诚恳地挽留他，再次邀他参资人股，我推心置腹地说：
“在这大半年的时间里，你亲眼看到了，我们厂虽然小，但生意很红火，发展的势头很好。深圳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地方。我想找一个你这样的实干家做伙伴，我主外、你主内，我们优势互补，肯定会把工厂慢慢做大，一步步走向成功。我这人是个急性子、直性子，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出现过对你不敬的地方，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对你一直是很器重、很敬佩的。我希望你能留下来，不是给我打工，而是参股合作。长期合作，共同发展，在我们的晚年，干出一番事业来！”
看得出来，他对我的诚恳挽留有所感动，他低头沉思良久，最后还是摇摇头：
“算了吧，老王，我这人只有这个命，还是让我回去吧！”
我已把心掏给他了，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廖工走了以后，所有的担子又落在我一个人身上。好在这时候两种产品的工艺、技术、生产组织都走上了轨道，产品质量也有相应的保证措施，工厂的运作基本正常，大头轴、轮钱一批批交了出来，货款一笔笔地收了回来，工厂在良性循环的轨道上有序地前进着。这一年以大头轴和轮钱为主要产品，扎扎实实地干了一年，从一九九一年开始创业，我既不给自己开工资，又未把工厂的钱挪作他用，赚来的钱又投进了工厂里，到一九九三年底，除了收回投资外，还赚回了一个有二十多万元固定资产的工厂及十多万元流动资金。这就是说：经过两年多的苦心经营，我终于赚得了第一桶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