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造成我长期当“代科长”的第二个原因，是在民品的开发方向上，我与厂领导发生了较大的分歧，当时他们主张生产圆珠笔，我主张应选择那些具有消费方向和市场潜力且还未形成生产能力的产品，而不是将别人生产了几十年、上百年的产品当新产品来开发。就我们目前的条件，在现有的市场上去争份额，抢饭吃是竞争不过那些老企业的。根据这个理念，我提出开发和生产洗衣机。虽然当时洗衣机在中国只是个别人的奢侈品，但在发达国家，已进人了每个家庭。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生活的提高，我断言：在十年之内会在沿海地区普及，在二十年内会在全国的城镇普及。我提出分两步走的方针。第一步制造工业洗衣机，供宾馆、旅店、医院用。
一方面锻炼员工队伍，积累技术和生产经验，另一方面等待市场成熟，到一定的时候再生产家用洗衣机。当时国内洗衣机的生产都在起步阶段，谁起步早，决心大，早出产品，谁就会抢先占领市场。我厂的有利条件较多，首先是我厂的设备和技术力量在海南地区名列前茅，工模具和机械加工能力很强，具有较强的产品开发能力；其次是军品停产后，在一定的时期内，会给予政策性亏损补贴，不愁没有饭吃，不愁不能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再则，为了促进企业的转型，国家可给予贷款支持。如果我们趁国家“断奶”之前，不迅速成长，自食其力，终有一天会沦为“叫花子”的。我认为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抱着“武官要死战，文官要死谏”的信念，我在一定的场合多次提出过这个方案，在没有前瞻性的领导面前却落得个“夸夸其谈，好高骛远”的名声。
造成我长期当“代科长”的第三个原因是我这个人过分认真，生性耿直，胸无城府。对认准的理和事，坚持己见，并坦诚直言。一九七八年厂里进行工资调整。作为技术科的头儿，我自然而然是机关党支部工资调整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这次工资调整不是普遍加薪，是有一定的比例和名额的，按照正常做法是各科室按照名额，依照晋级条件提出人选，再交机关党支部综合平衡。但机关党支部没有这样做，而是 由党支部直接提了名，就在机关全体职工大会上宣布。这引起大家的气愤和反对，很多人起来发言批评这种反常的做法，我也提出了意见：“机关党支部的做法有三点不对。第一是程序不对，违反了厂里规定的程序，晋级的条件是劳动态度，技术高低，贡献大小，这些情况只有本科室人员最清楚，应 由各科室提名，你们没有按照自下而上的组织程序办事，而是由几个支部委员说了算，肯定会产生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第二是气氛不对，你们明明知道这样做会引起大家的反对，却硬要采取既成事实、以势压人的做法，制造了对立的气氛。
第三是动机不对，这次部分职工晋级本来是奖励好的，促进差的，调动广大职工的工作积极性，而机关党支部却带着个人感情来办事，这会对将来的工作带来消极的影响。”我的发言很尖锐，很切中要害，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显然是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给大家出了口气。我自己也以为做了件好事，可以打击和遏制不正之风，然而我太天真了，后来他们还是我行我素，一意孤行。机关党支部书记由厂里的二把手兼任，他主管全厂的政工、组织和党务，又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的发言显然得罪了他，我没有紧跟他，显然不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后面的事是完全可以想像和预测的了。一九七八年李科长调回湖南后，厂里也未任命我的职务，这种反常的做法，引起了群众的议论，也令我反思。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走”的念头开始萌生了。想来想去有三种“走”法：第一是找在内地工作的海南人对调。第二是军工系统内部的工作调动；第三是要求厂里放行，我自找接收单位。第三个方案是最好的方案，但也是最不容易达到的方案。一九七九年初，我向厂里递交了要求调动的报告。同时‘第一、二个方案也同时进行。
经过打听，湖南安化有个兄弟厂的支部书记是从海南复员的。其妻子是海南文昌人，不习惯湖南的气候和生活，要求调回海南。一九七九年底我到对方厂‘了解了情况，并与对调人见面，商谈了具体事宜。该厂干部科倒是很乐意，但我厂却以对方不是技术干部而拒绝对调。与此同时，据朋友介绍：北方公司中南物管处正在筹建，一把手是我的老上级，他的妻子也是我的老同事。于是我写信去联系，并亲自到长沙去找这位老上级，他当面满口答应，但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仍没有结果。
一九八0年北方公司在广州筹建分公司，负责人是省国防工办的一位处长，与我关系较好，与厂里领导也比较熟。他知道我长期代理科长的尴尬，也理解我想调动的打算。他正打算从省工办各下属工厂抽调需要的骨干人员。我想这比长沙中南物管处更现实，更容易调些。在很长一段时间，我把希望寄托在他那里。每次去广州出差总要去拜访他。他多次表示愿意帮我，并已经将我和其他需抽调人员提交省国防工办组织处。我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但事情并不那么顺利，他的提名引起了工办领导和组织部门的不满：认为动摇了基层工厂的军心，在抽调了几个人后就停下来了。在这马拉松式的找门路、跑关系中，我耗费了大量心血和精力，很有点“朝扣富儿们，暮随肥马尘”的酸楚。
一九八一年中，我的一位好友王志清调到了深圳蛇口工业区。在以上可能性都变得渺茫的情况下，我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希望他在站稳脚跟后拉老兄一把。要达到这个目的，我自己首先要将厂里的关系打通，同意我要求调动的请求。我妻子长期贫血，医生诊断为溶血性贫血，与当地水土有关系。我以此为理由，多次向厂里提出申请，要求调动，经过多次的努力，在一九八一年底终于批准了我的调动请求。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这一关总算闯过来了。
一九八二年五月，我回到四月｝老家看望患肺癌的父亲。纵观老父一生，有毁有誉，有功有过。现在得了不治之症，做儿女的只能尽最大努力了。我们把他送进当地一流的医院进行治疗。回去二十多天后，接到王志清从深圳发来的电报，给我找到了工作，要我立即去面试。父亲的病短时间内不会有重大危险，我将父亲的事安排妥当后立即去到深圳。经面试合格办理了相关手续后回到了厂里。我满以为会一帆风顺，谁知道党委书记董林节外生枝：“你调回湖南、四川可以，去深圳不行！”这个董林原来是另一个厂的党委副书记，是“文革”中“支左”留下来的。历来以军阀作风、蛮横无理闻名厂内外。因与原来那个单位的一把手闹矛盾，加之与工人打架，在那里呆不下去了，一九八0年调到我们厂。一九八一年在国庆三十二周年庆祝大会上作报告，拿着秘书写好的稿子，结结巴巴地念道：“……我们要学习革命前辈们可歌可拉（泣）的革命精神……”下面哄堂大笑。他知道自己念错了，“不对，不对，应该是‘可打可杀的革命精神……’”
大家又是一阵大笑，他也咧着大嘴跟着笑。就是这么一位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人，在一九八一年整顿领导班子时，居然成了厂里的一把手。他的老婆当了工会主席，女婿当了团委书记。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这是一个从来不讲政策和原则的武夫，他看着谁不顺眼就整谁。他大权在握，可以无法无天。我很气愤，去省国防工办上访，请求主持公道，他们表示无可奈何。
广州之行无果而终，回到厂里，我已筋疲力尽。但还是照常上班下班，我不能沉沦，不能消极。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我必须保持坚忍不拔的精神去继续抗争，去争取我应有的权利。
在持久的、迂回曲折的努力下，在我的据理力争下，一九八三年七月厂里第二次批准了我的调动。原先同意接收我的单位，职位已有人补上了，我必须另找门路。作为朋友，王志清已尽到了责任，我错失了他给我的机会，再找他帮忙难以启齿。严守中是我在海口结识的朋友，一九八二年调到了深圳蛇口工业区。他活动能力强，善于交际，结识的朋友多。我写信请他帮忙，两个月后即来电话叫我去蛇口面试。我九月二十四日到达蛇口，他简单地介绍了我去应聘的凯达（蛇口）实业公司的情况：这家公司是香港一流的玩具制造公司。一九八一年来蛇口建厂，是最早来内地办厂的外资企业之一。
他因工作关系认识了该公司的总经理余正同先生，他在余总面前推荐我是模具工程师，余总正缺这方面的人才，同意我去面试。 第二天严守中带我去凯达公司，他一路叮咛 我不要胆怯，要有信心，就是吹点牛也没关系，这些香港佬最瞧不起胆小懦弱之辈。我表面上直点头，但心里怦怦跳。经门卫通报，余总同意我们上写字楼。余总迎出门口与严守中握手寒暄，余总满脸络腮胡，有点像外国人。 严守中将我介绍给他，他打量了我一下，点了一下头。回转身打了个内部电话，不一会儿来了一个戴眼镜的先生，余总与他嘀咕了几句，眼镜先生就将我领到一个小房间坐下，他先自我介绍：“我姓李，是工模部经理，先生贵姓？”我诚惶诚恐地回答：“免贵姓王。”立即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简历和工程师证书双手交给他，“这是我的个人资料，请先生过目。”
李经理仔细看了一遍：“这么说，你一直是从事冷冲压和冷冲模设计制造的。”
“是的，一九五九年我从学校毕业后，一直是从事这项工作的，至今已有二十四年了。”
“可是，本公司工模部是从事塑胶模制造的。”
我一听，心里凉了半截。心想：这下没戏了。他停了停，慢条斯理地说：
“在中国内地，塑胶业起步较晚，从事这项技术的专才实在太少了，不过，这两类模具有一些共性，如果你对冷冲模设计真有些基础的话，学习塑胶模设计也是容易上手的。”
“是、是、是！我一定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尽快掌握这门技术。”
他透过镜片看着我，似乎在审视我，接着他问了我一些模具方面的基础知识，如常用的材料，常用的加工设备。又拿出几张图纸来考查我的识图能力。对于这些，我都对答如流。过了一会儿，他问我：
“王先生，你对个人待遇有什么要求？”
我立即回答：“没有什么要求，你看着办吧！”
他再次提醒我：“你对工资的要求一定要说出来，这是我们香港见工的规矩。”
我想了想说：“我不知道这里的工资水准，既然贵公司已在内地办厂两三年了，我不是第一个，也肯定不是最后一个，请李先生今后根据我的工作能力和贵公司的整体水准看着办吧！”
李先生会意地点了点头：
“好吧，我与余总研究一下再决定。”
李先生到余总处嘀咕了几分钟，余总在试用通知书上签了字，交给严守中。走出凯达公司的大门，我才松了一口气，严守中在我背后拍了一下：“你看，你干吗那么紧张，背都汗湿了。”我心里一阵酸楚，真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我是社会主义企业的技术骨干，干吗要低三下四地到资本家这里打工啊？然而，我能去哪里呢？原单位的种种弊端，对人才的埋没和浪费，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耗费了人的精力和时间，消磨了人的意志。这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也许这里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也许在这里，我能找到属于我的人生坐标点。
根据凯达（蛇口）实业公司的录用通知书，我即到蛇口工业区组干处办理了借调手续，试用期是半年。试用合格后，才能办理正式调动。
经过太多的曲折和磨难，这件事已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了。为了不被人羡慕和妒忌，我很低调很迅速地办理了手续。不声不响地离开了这个我工作了十七年的地方。一九六六年我刚到这里时才二十七岁，正血气方刚。在这里我贡献了青春和才华，在工作上有过欣慰和快乐，但更多的是打击和坎坷。俗话说：“人到中年万事休。”我在四十四岁这一年，离开了熟悉的工作和专业，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和同事，却要去远方寻找未来。是福，是祸？只有天晓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