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开年轻女人的时候，年轻女人哭了，曹大哥的眼里也满是忧伤。进这座楼时，我们俩简直像个乞丐，出来时，都干净利索了，我换了一条凡尔丁的裤子，一件白衬衫，当然还有鞋。而曹大哥穿了一身中山装，看上去，像个大干部，就差在上兜再插一管钢笔了。曹大哥叫年轻女人快回屋里去，她非要送我们，一气送到老远，才依依不舍地摆摆手。这时候，武汉三镇已经是深夜了，天空上青烟缭绕，星星隐约可见。曹大哥很久很久都没言语，可能仍然怀想年轻女人那张标致的脸。我问他，我见你们俩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究竟都说些什么呀？曹大哥答道，艺术、文化和风花雪月呗，什么都说，什么都能说上老半天。
那么你会娶她回家做老婆吗？我问他，问得有点儿傻。
我倒是想娶，她也想嫁，可惜她家人不会答应，曹大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她父亲总觉得我没出息，配不上她。
她父亲是做什么的，准是个当官的吧？我问他。就我的简单公式来分析，只有当官的才觉得这个配不上他，那个配不上他。
你猜对了，不但是个官，而且还是个不小的官，曹大哥说。我怎么在他们家没见到她父亲呢，我又问。她父母被保护起来了，怕受到冲击，曹大哥说。我觉得我走道有点儿绊蒜，脚底下跟踩了棉花套子似的，曹大哥说，看来，你是真不能喝酒，就这么两杯，你就腾云驾雾了。这时候，一队巡逻的工人纠察队迎面走来，曹大哥拉着我的手，钻进一个小巷子，工人纠察队大喝一声，是谁？我们都不敢吭声。出来，我看见你了！工人纠察队的人喊道。曹大哥捂住我的嘴说，他是诈我们，别应声。我只听见我的心怦怦地跳，都快从嗓子眼跳出来了。工人纠察队就堵在巷子口，又诈唬了两句，幸好这条巷子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俩才算逃过一劫，他们一队人骂骂咧咧地走开了。
我明明瞧见有人跑进去了，一个纠察队员说。
你准是又多喝了二两，花眼了，另一个纠察队员说。
他们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我们俩仍旧站在原处没动窝，出了一身的冷汗，真要叫他们逮住，那就惨了，不死，也得扒下一层皮。
我刚要出巷子，曹大哥又将我拽了回去，再等等，他说。过一会儿，听见巷子口有人说，肯定是你看错了，走吧。
不会的，我的眼神历来不坏呀，说这话的显然是刚才诈唬我们的那位。真狡猾，我差一点儿就上了他的当。曹大哥确实有耐心，不知又在黑咕隆咚的墙犄角猫了多久，他才说，警报解除了，我们走。这一回，街上已经一片死寂，不见一个人影，只有野猫偶尔从我们身边蹿过去。你跟紧我，要是找不到我，你恐怕寸步难行，曹大哥叮嘱我。我不理解，问他为什么。他说，你身无半文，吃什么，喝什么？我看了一眼两手空空的他，你不是也没带行李吗？他说，我把差旅费都藏在裤衩里头了，放心吧，绝对安全。我问他，你要花这个钱时，人家闻出味来怎么办？
什么味啊？曹大哥问我。我说，裤裆味呀。他抬手给我一巴掌，我叫你跟我贫嘴。我就躲他……就这样，晓行夜宿，竟很快地绕过了汉川和孝感，估计，再也没谁知道我们的身份了，不禁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后边的路程，我们可以乘车了，他说。我当然赞成，我两条腿都走肿了，小腿肚子老粗。好在我们俩的那身装束，给我们行了好大的方便，如果还穿以前那套破衣烂衫，早就被人截下来，审查来审查去了。
住店时，我们都尽量少说话，言多语失，尤其是我，曹大哥说我只要一说话就得露馅。他始终拿我当个孩子看，我跟他争了几回，也没用。他说我，你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考虑问题一根筋。我反问他，你呢？他说，我既体验过美国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也体会到中国的社会主义，所以，看问题能一分为二，辩证一些。我驳斥他，什么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不就是吃糠咽菜，沿街乞讨吗？哼，别以为我不知道，课本里都有，我学过。
断断续续地他告诉我，美国也好，英国也好，以及加拿大也好，并不是所有的老百姓都家无隔夜米、身无半分文，一天三顿饭还是没问题的。我问他，他们吃得上肉吗？恐怕连猪都没见过吧？他给我后脑勺来一巴掌，你懂得个屁。我又说，要是美国比咱们富，你凭什么回来呀？他说，这里是我的祖国呀！到末了，我也不知道是课本里说得对，还是曹大哥说得对。有一天，我随口问他一句，你在美国，没当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吧？他的脸一下子变得冷森森，你再这么胡说八道，我就撕烂你的嘴！我赶紧跟他解释，只要是台湾来的，苏联来的，或美国来的，据说都是来窃取情报的。为这句话，曹大哥竟一天一宿没跟我说话，淡着我。其实，这也不怨我，上次我们批斗一个从美国回来的老师，开始也是什么罪行都死不认账，熬他几天几夜之后，他才承认抗美援朝的炮弹都是他给运到朝鲜的，还承认他带着无声手枪到越南去暗杀过胡志明，因为没成功，结果还受到了中央情报局的处分，写了好长时间的检查……在我的印象里，资本主义国家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要饭的贫下中农，另一种就是特务，只有那些戴着墨镜穿着风衣的特务才可以喝到牛奶和咖啡，才饿不着。
我们这次要找的这个人，也跟你一样这么机灵吗？远远的可以看见鸡公山的时候，我问曹大哥。他说，我们要找的这个人，可比我机灵多了，在学校，他打橄榄球，比美国学生还棒，不少当地的女孩子都追他。
我发现，曹大哥一回忆起过去，就像唱歌的小鸟，唧唧喳喳起来没完，脸上的表情也纯真了许多，他说他的那个同学经常跟他一起逃课，去逛跳蚤市场，他的同学如何如何睿智，买的东西总是比他便宜。他们俩曾经是最好的朋友。
你就瞧着，我的朋友是那种宁肯自己饿着，也得把唯一的一块面包送给朋友的男子汉，曹大哥说。
这样的朋友越来越少了，我说。
假如世界上只剩下一个这样的朋友，绝对会是他，曹大哥说。
到信阳，找到军校，我主动要求去叫他的那个朋友，我毕竟小，不显山不露水，安全系数更高。你先躲起来，我把他叫出来，你再露面，我说。
也行，曹大哥把他朋友的姓名告诉了我。
我就麻烦军校门口站岗的士兵给招呼一声。
士兵把我盘问个底掉，才通过电话通知曹大哥的朋友。不一会儿，一个穿便装的中年人出来了，他说他就是我要找的人。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人能跟曹大哥是同窗，他才三十多岁，头发就都白了。他们俩见面百感交集，到了曹大哥朋友的家，寒暄一番，他又把他老婆叫来，介绍给曹大哥。曹大哥问他，你怎么不穿军装了？你还是穿军装精神。曹大哥的朋友说，现在他正在接受审查，暂时不让他教学了，调到后勤打杂。曹大哥叹息一声说，看来你的境遇也不是很好。
这些年，你怎么样了，曹大哥的朋友关心地问曹大哥。
嗨，别提了，曹大哥把自己的不幸一五一十都告诉了他的朋友。
这位小兄弟就是你的难友？曹大哥的朋友问。
他也够倒霉的，出来串联，遇到这么多沟沟坎坎，曹大哥划拉划拉我的脑袋。曹大哥的朋友轻轻地拍拍脑门，讷讷地说，乱了，一切都乱了套了。
他们俩你一句，我一句，仿佛有说不完的话，别人完全插不进嘴去，只能做一个旁听生，坐在冷板凳上看热闹。
我跟曹大哥朋友的老婆都被他们遗忘了，被扔在了一边。
你赶了这么久的路，饿不饿？曹大哥朋友的老婆问我。她的口吻慢声慢气显得很亲切，亲切得就像个大姐姐，让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极度信任她的感觉，似乎什么都愿意跟她倾诉。
不太饿，我回答她说。
我爱人常常跟我提起你这位曹大哥，总想他，一见面，就更顾不上别的了，你别在意，他不是故意冷淡你，她说。
我知道，我笑笑说。她问了我许多北京的杂七杂八，我都一一作答，我顺便告诉她，现在的北京暴土攘场，越来越动荡。她那双微微眯缝着的眼望着我，仿佛是在鼓励我说下去，于是，我就说啊说啊，说得我口干舌燥，她便倒糖水给我喝。她的温柔令我暂时忘掉个人的苦痛，反而这样想：我们就这样突然闯进他们平静的生活中，万一要是让他们替我们背黑锅怎么办？
我们今天要好好地喝几杯，喝他个一醉方休，曹大哥的朋友兴致勃勃地说，不过不能在这，得找个背旮旯才行。
我在校外有间房子，还是我们没结婚时我住的，曹大哥朋友的老婆说，那里背静。曹大哥的朋友也说，你们就干脆住在那，有现成的被卧。我们当然愿意更自在一点了，在军校里，还得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怕人家瞧见。况且，曹大哥的这个朋友又在美国待过，更得严密监视了。
到了校外就不同了，买些吃食，把门一关，想说什么说什么，几杯酒下肚，空气愈来愈热烈，很快就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后来，他们俩都醉了，淋漓尽致地哭了一场。我跟曹大哥朋友的老婆还得帮他们收拾残局，你看看，简直就像两个长不大的孩子，曹大哥朋友的老婆对我说。
这顿饭虽说挺丰盛的，但是曹大哥和曹大哥的朋友并没怎么吃，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喝酒和叙旧，只有我算是解了馋，而曹大哥朋友的媳妇则是用怜悯的目光注视着他们俩，几乎没动筷子，偶尔她会劝上一句，你们俩别光是喝酒，伤胃，吃些东西垫垫底。她不断地给他们俩的碟子里夹菜。
我们俩高兴，最能助兴的唯有杜康，曹大哥说。是啊，酒逢知己千杯少，曹大哥的朋友又干了一杯，然后轰然颓然倒下。他们俩醉得人事不省的时候，我跟曹大哥朋友的老婆收拾好屋子，她嘱咐我，少跟街坊搭讪，免得惹来不必要的麻烦。这一晚上，我们在一个屋子里勉强就合了一夜，我把两手枕在脑袋下边，眼睛盯着天花板忽闪忽闪地阖不上，一点儿睡意都没有，我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预感就像决堤的洪水，势不可挡地奔流而下，想控制着自己不去想都控制不住。我大概是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变得越来越多疑了吧？曹大哥和曹大哥的朋友几次起来到院子里去撒尿，我都知道，但是没有吱声，我顶多就是翻了个身，尽量叫自己躺得舒服一点。
太舒服了，接下来的几天里，曹大哥总这么说。
运动一来，他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突然这么安谧这么宁静，他当然心满意足，仿佛希望就此在这里扎下根来，永远不走了。曹大哥的朋友和曹大哥朋友的老婆时常过来关照我们，曹大哥朋友的老婆乌黑的眼睛总是含着笑意，在这样眼神的注视下，你什么掏心窝子的话都会对她说，没有一点隐瞒，我想。但是，她从不问任何问题，只是叮嘱我们饭前要洗手，注意饮食卫生。
我朋友的日子也不好过，他正在接受审查，曹大哥说。
他，不会有麻烦吧？我问。曹大哥微微一笑，把握十足地说，他绝不可能有什么麻烦，他这个人我太了解了，书呆子一个，单纯，单纯得跟一张白纸一样。
信阳地方小，但是也并非是世外桃源，那些不安分的人都走了，说是到郑州取经去，可很快郑州就来一拨人取代了他们，来传经送宝，小城依旧不得安宁。我们刚落了地的一颗心，又悬了起来，睡觉都要睁着一只眼睛。你们尽可能地不要出去招摇，曹大哥的朋友担心地说。曹大哥说，放心吧，我早已经百炼成钢了。有一个多礼拜，我们俩都圈在屋里，白天各自抱着一本书，他读他的，我读我的，到晚上，我们就坐在门槛上，看夜空中倏然飞过的扫把星，数数，曹大哥说，扫把星的学名应该叫彗星，老百姓也把它叫贼星，说它是天上的小偷，趁着别的星星都睡觉的时候，它跑出来偷鸡摸狗。
可是，我听我奶奶说，这种星星不吉利，谁见了，谁就倒霉，我跟他说。他哈哈笑着说，这种说法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充其量只不过是民间传说而已，不可信。
天越来越凉了，街上的喧嚣却越来越热闹，广播车呼喊着口号从门前一天过去好几趟，叫我心惊肉跳。曹大哥也许是心宽，也许是习惯了，躺下来就能打呼噜，我就不行，我仿佛就是饱受死亡威胁的秋蛐蛐儿，蜷缩着身子瑟瑟寒噤。一觉醒来，曹大哥问我，你怎么还不睡呀？我就骗他说，是尿把我憋醒了。我还得装模作样地到当院遛一圈，再回来。
天凉了，我给你们俩一人买一件秋衣，曹大哥朋友的老婆说。
秋衣是蓝色的，体育课穿正合适，可惜，我们已经有日子不上课了，停课闹革命都闹了小半年了。谢谢嫂子，曹大哥跟他朋友的老婆客气几句。曹大哥朋友的老婆一个劲儿说，这是应该的。我始终没言语，但是心里很温暖。这一阵子我总做梦，梦见自己掉进一个深不见底的窟窿里，我拼命地挣扎，想爬出来，可是越挣扎就陷得越深，而窟窿的底部布满了蒺藜狗子、荆棘和毒蛇……见我总闷闷不乐，曹大哥朋友的老婆问我，你是不是想家了？家里都有什么人呀？有兄弟姐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