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头两年，有个邻居说度荒时饿死过人，结果叫派出所带走了，一年多才放出来，手上俩指头被掰折了，谁再问他，饿死人的事是真是假，他赶紧拨拉着脑袋说这都是他造谣。从老太太坯房出来，我对杜寿林、杨东升说，这事传出去影响不好，干脆我们就把它烂在肚子里算了。杨东升唯恐江晓彤问他们，杜寿林说，问也不说。我们仨达成了共识，所以当江晓彤问我们有什么收获，我们都摇摇头，这里的乡亲们太闭塞，急需我们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江晓彤挥挥手，赶紧召集大伙儿到场院上去开会，我问为什么这么急？江晓彤说天黑就没法开了，这地方没电，都睡觉早。突然他见我们仨一人手里举个顶花带刺的黄瓜，怀疑我们顺手牵羊，就问是哪儿来的。我告诉他，一个孤寡老太太在自家菜园子摘的，非给我们，我们不要，她还不干。来场院开会的都是些庄户汉子，黎彩英问嘴巴，怎么没有女同志？嘴巴说他们这里的妇女不兴出头露面，天天烧火做饭，来客人，也不上桌陪。黎彩英说这是歧视，嘴巴说这不是歧视，是习俗。江晓彤把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壮观景象给社员们叙述了一遍，听得社员们一个劲撇嘴，啧啧称奇。
可是，当江晓彤号召社员们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嘴巴苦着脸直嘬牙花子，他说队里钱紧，小队会计要买一瓶墨水都得合计老半天，更别说去买大字报纸了。这让我们很是扫兴，觉得现实跟我们想象中的贫下中农距离太大了，最后，黎彩英提议用我们带的红纸写几条标语，张贴在村里最显眼的地方，男生中我的毛笔字最好，女生中字最好的是尤反修，我写的标语是“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尤反修写的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不管怎样，我们总算在这里撒下了一把革命的种子。吃晚饭时，乡亲们给我们贴了一锅饼子，熬了一锅粥，我们每个人都给了钱给了粮票，嘴巴不收，江晓彤说你要不收钱，我们就不吃。嘴巴没办法，只好由着我们。我们听说村头有条河，正好可以洗洗，就兵分两路，男生一路，女生一路，跳进齐腰深的小河里扑腾，本来我想脱个精光，可是江晓彤反对，还给我背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据说现在我们常说的那条“不调戏妇女”，战争年代原本是“洗澡避女人”。
在水里扑通累了，我们躺在柳树下边，一边晾刚刷的解放鞋，一边享受片刻的宁静，枕着胳膊眺望着黄昏的天上漂浮着的零落云彩。到这时候，我才感觉到疲劳。浑身骨头节都疼，我发现江晓彤们也是龇牙咧嘴，但是都忍着，尽量不表现出来，既然他们能忍，那么我就也能忍。我揪了一根草，叼在嘴上，故作轻松地望着天，那双秋水一般清澈的眼睛突然又闪现出来，此时此刻，她在哪里呢？一想到她，我的鼻子就不禁有点儿酸。
开饭了，黎彩英她们来叫我们，我懒洋洋地爬起来，拖着疲乏的双腿，往回走，黎彩英她们那些女生反倒兴致正浓，个个脸蛋跟牡丹花一样嫣红，毫无倦意。嘴巴居然还给我们准备了酒，说是自家酿的水酒，润润嗓子，我们自然是百般推辞，嘴巴仍旧一个劲儿说不成敬意，江晓彤沉下脸来说，我们出来的目的不是请客吃饭，而是闹革命的。嘴巴只好收回他的善意。许是初次过集体生活的缘故吧，虽是粗茶淡饭，我们吃起来却觉得特香特可口，胃口大开，能吃一碗的，竟吃了两碗，能吃两碗的，则干脆就可以用饕餮来形容了。吃半截，郑建国突然惊叫一声，哎呀，坏了，我们饭前没有背诵最高指示。大家赶紧撂下筷子，不知该不该补上这一课，显得手忙脚乱。江晓彤镇定地说，慌什么，饭后再背诵也不晚，忠不忠，看的是行动。
求求你们，能不能帮我把这几条狗轰开，我怕，杜亦央求江晓彤。我说，怕什么，你喂它一口不就行了吗，它们就是饿得慌。江晓彤嘟囔一句，看来这个地方真不是一般的穷了。我们每个人都把饭匀给狗一点，那些狗疯了似的扑上来，仿佛生怕谁来跟它们抢一样。这一场景恰巧被嘴巴看了满眼，哎哟，我的活祖宗，怎么都喂了它们啦，人还吃不上呢。他赶紧把狗轰走。杜亦说，这些狗饿坏了。嘴巴说，人比它们还饿呢，我们年年靠的都是救济粮活着！嘴巴还想再说什么，见我们都是客人，就没好意思吐口，悻悻地背着手走了。江晓彤沉思了一下，突然说，将来我要上大学，就学农林，毕业以后，到这里来改天换地，把这建设成鱼米之乡。后年，我们就该高考了，在座的每个人都表示要以农业为主攻方向，将来到此地插队落户，彻底改变这里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我跟他们的想法一样。
天渐渐黑下来，在这里，我第一回见到太阳落山的景色。我们都回到住处，主家拿过来一盏煤油灯给我们照亮，我还是头一次见到煤油灯，稀罕得要命，搬弄了半天。江晓彤挨家挨户地催促我们早点儿睡，说明天还要赶路。可是，我们躺下却怎么都睡不着，择席，杜寿林、杨东升大概也跟我一样，一直辗转反侧。乡下的夜，真是静，根本没有来往汽车的马达声和喇叭声，只有一阵阵时断时续的嗥叫，瘮得慌，房东在东厢房隔着窗告诉我们，别怕，是狼叫，它们不敢进村来，就光在村外叫唤。这里竟然有狼，我们几个紧张了，竖起耳朵听着，果然，叫声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我们仨挤在一起，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同呼吸、共命运。半梦半醒之间，我似乎又见到了她，我叫她秀园，她不乐意，非让我叫她姐不可，她是比我大，不过也就大两个月零七天。平时我才不会叫她姐呢，有求于她的时候除外，比如管她借书看或是让她帮着做物理作业时。我们俩住在同一条街上，却不住一座楼里，她住在隔壁的一个深宅大院中，有树，有花坛，那是因为她爸爸是国民党的起义将领。
我从没歧视过她，反而喜欢跟她搞统战工作，将来我要把她娶到我家的炕头上去，这个异想天开的念头总是在我脑袋里转悠。只是我没敢对秀园说过，万一她跟我翻脸呢？她的拳头挺硬的，她说她爸打小就教她武术，她能一气做三个空翻，我亲眼得见。秀园最常挂在嘴头上的一个词就是“速战速决”，她有一个严格的时间表，吃饭、睡觉，甚至解手都有限制，从不拖沓，她一天做的事情比我两天做得还多。我不行，我自由散漫惯了，秀园总说我，你要是在我爸队伍里，我爸早大耳刮子上去了。我嘟囔一句，那是军阀作风，她一把薅住我的脖领子，你再说一句，我替我爸爸教训你一顿。其实，她爸见了我，并不像她跟我所描述得那么凶，只是拍拍我的脑袋，说一句“小子，你来了？”所以我总对秀园说，你爸比你好脾气，她就不高兴了，你要是嫌我，就别找我来。我便不敢再言语了。我只好默默地瞅着她给花坛浇水，突然，她抬起头来问我，你看够我了没有？我无辜地眨巴眨巴眼睛，我没看你呀。她将脸凑到我的跟前，神神秘秘地说，我知道你总偷着看我的胸脯，瞒谁呀。这时候，我闻到一股甜甜的气息传过来。我的脸腾地一下子红了。
我不敢早早睡，其实还有个更为重要的理由，我睡觉的姿势非常不雅，总是不知不觉地将两手夹在裤裆里，知道的说我这是习惯性动作，属于下意识，不知道还以为我满脑子都是腐朽堕落的资产阶级淫秽思想呢。人家杨东升和杜寿林睡觉也有毛病，可是不伤大雅，杨东升喜欢说梦话，杜寿林喜欢吧唧嘴，就这些，算不上什么缺陷，传出去也没什么了不起。我那个毛病就很容易叫人觉得有伤风化。
睡不着怎么办？杨东升问我。我说，数数。杜寿林说，背小九九。杨东升说，我最喜欢数学，一沾阿拉伯数字就更兴奋了。我说，要不就念二十六个英文字母。杨东升果然念起来，他还没睡，杜寿林倒先打起呼噜来。接着，杨东升也呼呼入梦了。这下子，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眼皮也觉得渐渐沉重起来。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反正工夫不大就醒了，村里的鸡叫声此起彼伏，还有唧唧喳喳的鸟鸣，遥相呼应。房东早给我们打好了洗脸水。本来我们还计划着早起，给房东打扫院子挑好水来着，结果，都起晚了。江晓彤集合好队伍，硬要大家跟军训一样，绕着村子跑一圈，我还勉强能对付，可是女生总掉队，杜亦还是我跟郑建国搀扶着才跑完了全程。嘴巴告诉江晓彤，他们有两挂马车要去大队拉麦种，问我们是不是顺路一起走，大概江晓彤也觉得这里实在没什么作为可施展，就决定去大队部，好在离这不远，也就七八里地。
哎呀，这里怎么有这么些麻雀呀，黎彩英又有了新的发现。
难怪这个地方粮食歉收呢，任凭四害猖獗，怎么可能大丰收啊，江晓彤提议我们滞留一天，打麻雀。我们都没意见，嘴巴却意见很大，可别可别，你们饶了我们吧，头些年除四害，把所有的麻雀都打死了，结果，当年就闹蝗灾，一斗粮食都没收上来。见嘴巴不买我们的账，我们只好无奈地摇摇头——奇怪，麻雀跟蝗虫有什么关系？
那好，我们就按原计划出发吧，江晓彤对嘴巴说。
在我们坐上马车，把势吆喝着要走的时候，我看见那位孤寡老太太冲我们招手，孩子，往后再来串门啊。我突然从她眉眼间看到了我奶奶的影子，倍感亲切，我冲她笑一笑，做了个鬼脸，这是我喜欢的示好方式。坐马车帮上硌屁股，碰到沟沟坎坎，颠蹬得更厉害，我想要是走远道，我的屁股非颠肿了不可。好在大队部并不太远，又有嘴巴送我们，抄近道至多用半个钟头。可是，景色却大为不同，小队都是坯房，一人来高，而大队部周围多是瓦房，墙围是石砌的，再有一点不同的是，小队使的都是河水，大队部则用的是井水。我们的马车还没有停下，就听有人喊，城里的学生来了，城里的学生来了。呼啦啦，男女老少都围上来看热闹，几个女生直害臊，低着头。尤反修轻声低语道，怎么这么多人呀？我鼓励她说，这要比天安门广场的一百万人声讨刘、邓、陶的阵势小多了。
“小兄弟，你来晚了，”我再次找到我曾经到过的那个小村庄的时候，嘴巴都背驼了，“姚二奶奶二十年前就死了。”他所说的姚二奶奶就是那位孤寡老太太。
“您能带我到她老人家的坟前去看一看吗？”我请求他，我相信他是不会拒绝我的。
“我不能。”我没有想到嘴巴竟会给我这样的回答。
“那么我自己去好了，您老歇着吧。”虽然我一头雾水，不知他为什么要拒绝我，不过，我还是彬彬有礼，尽可能地客气点儿。
“去也白去，”嘴巴吧唧着没牙的嘴说，“姚二奶奶的坟早就找不到了。”
“这是怎么搞的？”我愕然问他。
“怪就怪她没儿没女呗。”嘴巴回答说。
“难道生产队不管她吗？”我愤愤地责问道。
“当初是生产队埋的，可是，后来迁坟，生产队早已经散了……”嘴巴叹息一声说。
“为什么要迁坟，坟墓怎么能说迁就迁呢？”我似乎对此不太理解，就一个劲儿刨根问底。
“庄稼地都卖给人家了。”嘴巴说。
“卖给谁了？”我追问道。
“卖给城里的那些个大老板了，他们在我们这盖楼，修跑马场，还建什么保龄球场，可惜了那么好的田……”嘴巴手搭着凉棚，眺望着远处。
“庄稼地都卖了，没了存身之处，那么这些庄户人都做什么去呀？”我问。
“拿着大老板给的钱，搬到城里去了，要不就买了车，跑跑运输。”
“哦，”我明白了，“就是说，这里已经再没有庄户人了”。
“种了一辈子庄稼，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田，”嘴巴说，“又叫人家霸占走了。”
“您可以不卖给他，”我出主意说，“他总不能生生地从您手里把田抢走啊。”
“不卖，儿女们能答应吗！”嘴巴哼了一声。
“看来，你的儿女都已经搬城里住去了，这里就剩您老一个人了，那么您老伴呢？”我问道。
“她也去城里了，帮大小子带孙子，孙子大了，又到闺女家伺候月子去，整天忙得她团团转。”
嘴巴后来还是带我去找了孤寡老太太的坟。
“大概就在这个位置上。”他指着一排马厩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