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活在世上靠的是逞强，有人活在世上却靠的是示弱，逞强也好，示弱也好，这都是手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目的，只要达到目的，你靠什么手段都是正确的，此时此刻的她，真不像一个来自偏僻山村的农妇。
你在乡下的时候，每天都做什么呀？我好奇地问她。
就是围着锅台转呀，她说。那天晚上，她跟我谈了很多，却绝口不提找舞台演戏的事。第二天，她跟我们一起奔波，求爷爷，告奶奶，快到傍晚时，才在韭菜园附近找到个地方，占据这块地盘的造反派也提出要修改剧本，加入赞美和歌颂他们这一派的内容，我们别无选择，除了妥协还是妥协。
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那个抱孩子的女人劝我们。江晓彤也只好认了，但是提出吹捧得太过分的部分要删除，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总算达成了共识，我们连夜背诵对方增加的新台词，天一亮，就奔赴新的舞台去演出。只是，这个地点稍微僻静了一点儿，第一场演出，观众才六七个人。值得庆幸的是，这个舞台上居然有一个麦克风，而且麦克风居然还能用！
柳纯沛高兴了，观众虽然不多，但是听众却不少，我们可以把嗓门亮得更宽绰一点，将声音传得更远，他说。
换了场地，没有了那个扎红头绳的女孩的追捧，他演戏也不再分心了。在我们几个当中，他演技进步得最快，我敢说，学校再举办文艺汇演，他指定能得奖。这一点，连对柳纯沛一直抱有偏见的尤反修都不得不承认，可是，她又说，天天都演出，再笨的人也会娴熟起来，不信，你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念头来：我们应该再编一出新戏，总演一出戏，演员都觉得腻了。我跟大伙儿一说，竟然都举双手赞成，尤反修说，不过，我希望这一出的主人公最好是个女性。这次，我们仍然采用集体创作，我来执笔的方式，塑造一个用生命和汗水来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女民兵的形象，怎么结尾，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的说女主人公在跟地主分子斗争中光荣牺牲有一定的震撼力，有的说英雄不能死，她应该永生……长时间争执不下，剧本也迟迟脱不了稿。由于白天还要演出，所以只能利用晚上的闲暇来编剧，写的时候，他们还常常过来凑热闹，参与意见，严重地干扰我。
在长沙这样的城市，每一天都有打砸抢事件发生，不是这一派去围攻那一派，就是那一派围攻这一派，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跟我们会有什么关系。因此我们每天照旧快快乐乐地演戏，直到有一天晚上遭到了暗算。我们几个有说有笑地往住地走，突然一群人拿麻袋把我们脑袋一蒙，接着就是拳打脚踢，打够了，一声唿哨，他们就都跑走了，等我们拿掉麻袋，周围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
准是跟我们对着干的那些混蛋干的，借我们地盘的造反派说。可是他们为什么跟我们过不去呀？我问。借我们地盘的人说，还不是因为你们在戏里歌颂了我们。
也就是说，我们几个成了你们对立双方较量的牺牲品了？江晓彤显然是愤怒了，两眼喷着火。
我们几个又拼命地添油加醋，煽风点火，无限夸大打人的那些人如何用侮辱性的语言侮辱了借我们地盘的人，而我们又是如何跟他们据理力争，驳斥他们的胡言乱语。
你们放心吧，血债要用血来还，借我们地盘的人果然被激火了，他们拍案而起。
他们两派的针锋相对一触即发，江晓彤也想加入进去，我劝他，我们还是不要浮出水面为好，乖乖地躲在阴暗角落里，养好伤。江晓彤最后还是采纳了我的建议。我们几个受的都是皮外伤，只有杨东升手腕子挫了环，到医院给贴了一副膏药。我们连续几天都没有去演出，就躺在住处，只有抱孩子的那个女人每天出去打探消息，然后转告给我们。起初，他们两派只是不断地发生些小的摩擦，后来就暴力事件不断，听说，明天双方准备真刀真枪地干一仗，用他们的话说是决一死战。你们要不要先避避风头？那个女人问我。我说，不必，怕什么！我虽然嘴上硬，其实，心里还是挺嘀咕的，真担心我们被裹进去。不过，还是小心点儿好，抱孩子的女人说。她不让我们四处招摇，出来进去买东西都由她代劳。这一程子多亏你帮忙，我感激地对她说。
可是尤反修不但不感激她，反而对她恨之入骨，我一见她就恶心，尤反修说。我说，她又没招惹你。尤反修说，她一天到晚总是跟人鬼鬼祟祟的，到处煽阴风点鬼火。我问尤反修，她跟谁鬼鬼祟祟的了？尤反修说，跟你！尤反修拥有娇嫩的肌肤、丰满的嘴唇，以及怪癖的小心眼。任何一个跟我有共同语言的女性，她都看着不顺眼。不知为什么，对她的小心眼，我一点儿都不反感，恰恰相反。我说，你别胡说八道，对了，我正想跟你商量个事。她的表情跟冰冻上了似的，你能有什么事跟我商量？我说，光闷在屋子里多腻味呀，咱们为什么不去橘子洲头看看呢？她眼前亮了一亮，跟着又黯淡下来，那么，抱孩子的女人是不是也跟着去呢？她问道。我摇摇头说，她不去，就咱们这些人——你说怎么样？太好了，我去通知杜亦她们去，她欢呼雀跃地跑走了。
那天，我们爬上了岳麓山，又久久地眺望橘子洲头，很遗憾，隔着湘江，没船，我们过不去，只能对着这个江心小岛高声朗诵“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玩到很晚很晚才返回住地，一进屋，发现那个抱孩子的女人正等着我们，手里捏着一支笔轻轻地敲着桌面，你们怎么才回来？她问我们。
她把我跟江晓彤叫到外边，告诉我们，借我们地盘的那一派跟对立面今天正面交火了，双方伤了八九个人，其中有一个生命垂危，送进了省人民医院抢救。她身上有一股淡淡的烟味，可能，在等我们的时候一直抽烟。我的意思，你们最好还是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不然凶多吉少，她说。我靠在一棵树上，对江晓彤说，借我们地盘那派的对立面很可能来报复我们。江晓彤认为我说得不错，但是坚持再观察观察动静，以静制动。抱孩子的女人说，他们要是到这里来找你们算账怎么办？江晓彤说，我们可以跟人家调换一下住房。好歹，这也算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我知道，江晓彤还心存侥幸，万一借给我们地盘的一方获胜了呢，也许我们还可以继续演戏，其实，他这种侥幸心理我也有。抱孩子的女人说，要换住房，也得换离这里远一点儿的地方。我们都同意。可是，郑建国他们却不大同意，我们原来的那间屋又朝阳又干净，为什么要换？我说，朝阳的地方晒得慌。
把郑建国他们安抚好了，接待站的人又来找麻烦，他们嫌我们住在这里太久了，外边还有很多串联的同志排队等着呢。我说，再有个三两天，我们的湖南农村运动考察报告就完稿了。
到底是三天，还是两天，接待站的人要更确切的时间。
那就三天吧，三天以后我们拔锚启程，我承诺说。可是，就在当天晚上，灾难就来了，借给我们地盘的对立面来接待站找我们，幸亏抱孩子的女人提前五分钟通知了我们，我们找了个梯子爬到了房顶子上，蹲下来，杜亦晕高，只好躲在树丛里，好在那些人对女生也不太留意。我们倾听着下边嘈杂的声音，心脏怦怦直跳，暗自祈祷他们快一点儿离开。他们大约折腾了有二十多分钟，才骂骂咧咧地走人。抱孩子的女人跟我们报平安的时候，我心说，谢天谢地，我们又逃过了一劫。
走吧，你们，抱孩子的女人对我说。
我们走了，你怎么办？我问她。她做个深呼吸说，我也走，这个城市太乱了。我清了清喉咙，要不你跟我们一块儿走吧。她坐下来，弓起膝盖，不，我习惯独自一个人走南闯北了，再说，还有我的儿子跟我做伴。想到从此我们将再也不能见面了，我突然有那么点儿恋恋不舍，那么，我能送你什么纪念品吗？她爽快地说，可以呀。我问她，你想要什么？她说，一盒烟卷。我颠颠地出去买了一盒烟，递给她，她破开，抽出一支来，你也来一支，她说。我毫不犹豫地接过来，点上。她说，临别我送你两句忠告吧，每到一个新地方，首先你要看看那里张贴的标语，如果那里到处都贴着坚决打击抢劫盗窃活动，那么你要小心了，说明这个地方治安有问题，抢劫盗窃成风；要是那里的标语是坚持农业政策，保障粮食供应，那么就是间接地告诉你，这个地方粮食供应紧张，吃不饱……我注视着她，她太睿智了，仿佛不是这个地球上的生物，那么第二个忠告是什么？我问她。她说，第二个就是敢于赌咒起誓，什么誓言毒，什么誓言极端，你就起什么誓，但是不必兑现，赌咒起誓只是你走向成功的一个辅助手段，只要博取了对方的信任，你就成功了一半。即使在黑暗中，我也能看见她炯炯有神的两只眼睛泛着光。
你怎么会懂得这么多？我喃喃地问道。她苦笑了一下，我见识得多，吃亏也多，所以我才懂得这么多，可是，我还是更愿意回到从前去，什么都不懂，仍然做那个成天围着锅台转的小媳妇。说半截，她转过身去，我听见她轻轻的抽泣声。
姐……我不知为什么要这么称呼她，我就是想这么叫她。她摸摸我的头顶，脸上的每一个线条都很柔和，要想活得自在，活得长寿，你就得示弱，不要充能耐，即便你有能耐也要隐藏起来，她说完这话，快步地走开了，长长的黑发像溪水一样的流淌。她头也不回一下。
你要保重啊，姐，我在她身后喊了一声。
我们什么时候转移，我回到我的住处，江晓彤正等着跟我商量去向问题。我说，说转移是好听的。那么不好听的说法呢？江晓彤问道。我说，不好听的应该说是逃跑。江晓彤用疑惑的目光瞅着我，你怎么了？我说，我没怎么，就是想静一静，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那么好吧，过一会儿我再来找你，江晓彤的嘴角抖了抖，躺回到他的床上。我拿枕头蒙上了脸，很快就稀里糊涂地睡着了，我本来想迷糊一下，结果醒来已经是转天早晨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即刻登程，假如那伙人再来寻衅滋事，恐怕我们就没有昨天晚上那么幸运了。于是，我们收拾行囊，江晓彤要去跟接待站交代一声，被我拦住了，那样做，就等于给我们的敌人通风报信，万一他们留一个人潜伏下来呢？我们最好悄悄地出村，打枪的不要，我说。全体集合之后，没见到那个抱孩子的女人，我问她去哪儿了？杜亦说，她昨天就抱着孩子走了，再也没回来。我半天没有说出话来，心里仿佛开掘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空洞。
我们顺着沿江大道默默地出了长沙城，不敢坐火车，也不敢坐汽车，唯恐他们在那些重要关口设伏。不知什么地方着火了，浓烟滚滚，柳纯沛说，咱们去看看是什么地方烧了。谁都没答理他。我们一口气走到开福寺才休整一下，毕竟这里离市中心远一点，安全系数也大一点。尤反修给我往嘴里塞了个什么东西，味道很怪，她说是槟榔，长沙人都喜欢含这玩意儿。我靠在墙根底下，望了望我们的队伍，那个抱孩子的女人已经不见了，我有点儿想她。短短的几天里，她给予我的东西比我的中学班主任还要多得多。五岁的时候，邻居大婶告诉我，只有长翅膀的动物才会飞，人没长翅膀，所以不能飞；六岁的时候，我的同桌又告诉我，只有男生才长鸡鸡，女生就没有，所以她们喜欢唧唧喳喳，所以她们才怕老鼠；七岁的时候，一次我爸跟我妈窃窃私语，我才知道，他们并不是一直盼望着要我这个孩子，而是同事结婚，前去参加婚礼的他们多喝了两杯，例行公事，所以有了我……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就是这么逐渐地建立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