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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不见黎彩英起码有三十年了，可是只要谁一提起她的名字来，条件反射似的，她的那张圆圆的脸就立马浮现在我的眼前，清晰而鲜活，几乎不沾岁月的痕迹。我们回到北京后，曾多方寻找过她，都没消息。有一个下雪的早晨，在王府井，我遇见一个跟她长相一模一样的女孩，跑过去拍了拍人家的肩膀，人家一回头，我赶紧就跟人家赔礼道歉，不消说，我是认错人了。黎彩英仿佛是石沉大海一样，意外地消失了，她的家人甚至不得不给她注销了户口。
大概是十年前，传说她回来过，等杜亦和尤反修她们赶到她家去看她，她家里人说，她只住了两天就走了，不放心家里养的鸡鸭和牛羊。问她家里人，她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她家里人说在云南云县，我查了一下地图，这个地方往北是大理白族自治州，朝南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向西则是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简直跟到了犄角旮旯差不多，她怎么会跑到那去了，问她家里，家里说不知道，她也不说。假如我们不去串联，她恐怕做梦也想不到要去那个地方落户。
总之，一九六六年的那一次的冒险，改变了我们几乎所有人的命运，使我们的人生履历得以改写。
现在，已经没有人再谴责黎彩英了，只要她回来，大伙儿一定会再凑到一起撮一顿，吃饱喝足了，再去“钱柜”吼几嗓子当年的那些革命歌曲，最后，一起合影留念，然后回家哄孙子睡觉去。不过话又说回来，叙旧肯定不会，很多往事大伙儿忘都来不及呢，谁愿意揭旧疮疤呀。
很多人推断，像黎彩英这么倔的人，肯定是一气之下，独自到乡下，扎根农村，在共同劳动中，与一个当地农民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后来结婚了，你挑水来我浇园，安安静静地过起了田园生活。有人甚至猜想，她起码有了三五个孩子，逼得她不得不围着锅台转，可是，凭她黎彩英要强的性格，她照旧保持着玲珑的体态和飒爽的作风，把她和她的孩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她回来，却不愿跟我们见面，这说明她对过去的一切仍然是耿耿于怀，难以忘却。
这些年，她是怎么过的？对我们来说，始终是个谜。她家里人说她很瘦，瘦得像麻秆，不过，还蛮健康的，这让她的女同学们羡慕不已，她的那些女同学现在体魄都很壮观，天天减肥，也不见成效。她家里人告诉我们，她变得不爱说话了，问她什么，她也不答，所以家里人对她的生活现状也知之甚少，知道她还活着，这就已经叫家里人感到庆幸了。
不知为什么，凭我的直觉，我觉得黎彩英三十年来一定经历过很多的坎坷，或者是灾难，但是她不会说，不会跟任何人说。
她已经不相信任何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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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是个四面环山的城市，本来以为它会很静谧很幽雅，结果竟发现它比我们到过的任何一个城市都乱，省委早被冲击了，主导这个城市的是那些来自大三线的工人纠察队，各个主要干线上都有他们在巡逻，我们从那里一过，他们锐利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们，盯得我们心里直发毛。到处都贴着“踢开党委闹革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标语，火药味极浓。最先感觉到危险的，其实不是我，而是江晓彤，他嘱咐大家队伍紧凑点儿，谁都别落队。我又附加了一句，低头走，都别四处乱看。显然，这是个不眠之夜，许多人正在熟睡着，就被揪起来，拉到造反指挥部，被告知如果你不投降，就叫你灭亡，也许有的人从此就从这个世界上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我们在半道上，就见到好几伙被从被窝里揪出来的人，踢踢打打地押在卡车上，呼啸而去。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悬着……
嘿，你们几个是哪一部分的？中途，有人审问我们。
我们是北京来串联的，江晓彤回答。
这一趟，够辛苦的，对方说。
万里长征我们刚刚走完了第一步，我赶紧说。
我发现尤反修的嘴唇有点儿抖，就过去跟她并肩走，她也就势拉住我的袄袖子。我说，别担心，没什么了不起的事。话没落地，事就来了，几个拿垒球棒的民兵拦住了我们，个个横眉立目，看上去来者不善，我虽然嘀咕，但还是硬撑着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尤其是当着这么多女生的面。你们是做什么的？民兵问我们。我们尽可能详细而审慎地介绍了我们的情况。突然，其中一个问道，你们有烟没。我赶紧声明，我们刚上初中二年级，不会吸烟。他们不信，说是要翻翻我们的口袋，好证实一下我们撒没撒谎，我们当然不干，双方就动起手来。
女生帮不上忙，只能大声尖叫，这就吸引来更多的民兵，他们七手八脚地将我们几个男生按倒在地，将挎包里、裤兜里和贴身衣服的夹缝里的钱都搜走了，然后一哄而散，都拿钱买烟去了。我们坐在地下，心头隐隐郁积着怒火。女生过来搀扶我们起来，劝我们破财免灾，别跟这些野蛮人一般见识。我说，难怪我奶奶说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呢。江晓彤拍拍屁股上的尘土说，别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们哭丧着脸找到一所学校，将铺盖安置好，我就单枪匹马地溜出来，就到挨抢的地方蹲守。到天蒙蒙亮的时候，这群民兵都去省委大楼歇着去了，我尾随着他们。我一下子变得歇斯底里起来，经历着饱受屈辱的人通常都会有的恶劣情绪的折磨，愤怒、羞耻、委屈和不顾一切，我唯一的信念就是，要把我们的钱讨回来，一分钱也不能少。
我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了。
但是并不急于动手。
我在等待，等待他们都睡着了。
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个猎人，等适当的时机才下手将猎物一网打尽。
一个多钟头以后，我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就沿着走廊寻找着抢劫我们的那几个坏蛋，其中一个给我腮帮子一拳头，我牙床子破了，流血了，嘴里咸津津的。我心说，不给他们一点儿厉害尝尝，就不足以平民愤。就在我越来越接近目标的时候，有人在我身后拽了我一把。
我回头这么一瞅，竟是杜寿林，他小声对我说，你赤手空拳能对付得了他们吗？
你小子怎么跟来了？我咬着他的耳朵悄悄问道。
他冲后边努努嘴，我细一看，江晓彤、郑建国他们都跟来了，人人手里都提溜着练刺杀时用的木头枪，他们也递给我一把。江晓彤问我，侦察清楚他们睡觉地点了吗？我点点头，你们跟着我走，他们两个睡在组织部隔壁那屋，三个睡在会计室旁边，都躺在办公桌上。
我很感激他们，同时也理解了同仇敌忾一词的真正含义。我们跟电影里摸敌哨一样，踮着脚尖，一点一点地接近敌人，猛地打开灯，拿个破报纸往两个敌人面上一盖，接着就是棍棒齐上，打他个屁滚尿流，然后从他们兜里翻出他们抢来的钱，几个人一递眼神，掉头就跑。当时，满脑子都是把被抢走的钱重新抢回来，也没考虑后果如何。仓皇地回到住处以后，我们才想到对方一定会搜寻我们，并加以报复。怎么办，他们肯定要把车站封锁起来，我们要一走了之都不可能了，江晓彤说。我说，先隐蔽起来再说。江晓彤还嘱咐我们，这事一定要对女生保密。让我不快的是，他偏对我一个人说，仿佛就我嘴快似的。杜寿林要把借来的木头教练枪还回去，意外地发现，我的枪上有血迹，这让我一阵阵后怕，也不知对手的伤势如何。我花了很大的气力，才使自己冷静下来，谁叫他们先欺负我们的，他活该！我们只不过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而已，我安慰自己说。等到尤反修来找我的时候，我已经坦然了许多，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你跟出去以后，我一直替你担着心，后来怎么样了？尤反修关心地问。从表情上看，她是真的替我担心。
我就是把他们抢去的钱要了回来，我说。她担心地上下打量我半天，问道，他们打你了没有？我故作很汉子似的说，他们敢，借他们俩胆子。结果，不知谁嘴快，还是把情况告诉了她，而且添油加醋，我俨然成为一个英雄，她和她的女伴赞叹之余，又都忐忑不安，生怕那些民兵来找后账，拼命鼓动我们赶紧溜之大吉。最后，江晓彤也被她们说动了，决定绕开公路、铁路，走蜿蜒小路立即离开贵阳，确保我们的安全。去什么地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赶紧离开那些民兵的势力范围。于是，转天傍晚，我们就奔龙里方向转移。步行到三个多钟头，就都走不动了，打尖休息，脱鞋一瞧，脚后跟都走起了泡，很疼。要不是两个拿背篓背孩子的苗族妇女给我们带路，我们早就迷路了。到龙里，我们才找到火车道，挣扎着坚持到贵定，躺到铁道边上再也爬不起来了。尤反修却显得兴高采烈，她嘴唇半启地微笑着，好了，这下子总算是虎口脱险了。我却无法释怀，我在想，那些民兵盘问我们的时候，我跟他们提没提到我所在的学校？如果提了，他们会不会找到北京去？如果找去了，他们该如何惩办我？越想越怕，越怕越想，我为这些莫须有的问题折磨得疲惫不堪，可是尤反修她们居然还拿我当个英雄来供着。
杜亦悄悄塞我手心里两块话梅，给你，含着败火。
我发现江晓彤他们的神情都显得很不自然，我赶紧跟杜亦说，你知道吗，要是没有江晓彤和杜寿林他们援助我，我恐怕早叫那群坏蛋给报销了，那些坏蛋真的是心狠手辣。
这么一说，显然缓和了江晓彤他们的情绪，江晓彤说，我们出来就该休戚与共，生死相依嘛。杜寿林和郑建国也说就是。这时候，一个养路工过来，提醒我们别在铁道上睡觉，前天就有个喝醉酒的汉子，躺在铁轨上睡了，结果叫火车给当腰轧成了两截，吓得我们浑身一激灵，赶紧离铁轨远远的。天一黑，沿线一座座隧道阴森可怕，还总碰见守卫的解放军叔叔，一遍遍地审问我们，手里都攥着钢枪，仿佛随时都可能扣动扳机。幸好，一路上，我们已经无数次地介绍过自己的情况了，张嘴就来，一点儿不磕巴，所以也没叫人怀疑我们。中途，我们每个人都在铁路沿线的一个板房喝了一碗米粥，虽然连咸菜都没有，却仍然觉得这顿米粥宛如美味佳肴，回味无穷，主要是太饿了。我们给钱，人家不要，我去买了一盒前门烟，送人家，人家还跟我们客气半天，说你们陪我们说说话，就挺感谢你们的，我们在这十天半个月也遇不见个人，怪闷得慌的。
经扳道工的指点，我们在一个小站上了一辆货车，才算结束了这次长途跋涉。货车运行得很慢，很自然地就让我联想到老牛破车这个词，我推算要进湖南境内起码得两天，结果仅仅一天，它就到终点站了，不往前开了，我们只好又爬上另一辆货车，继续我们的行程。我们打发时间的唯一方法就是聊天，跟我聊得最多的是尤反修，她说她这些日子所走的路、见的事，比她一辈子的总和都多。我说我也是。她睡的时候，就偎在我的怀里，起初江晓彤他们还拿白眼关注我们，一天以后，他们也就见怪不怪，习惯了。我们还意外地碰见过一些侵略者，都是当地农民，想爬进我们的车厢，我们跟他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最后把他们赶走了，我发现我们的脾气越来越坏，越来越暴躁，跟爆竹捻一样，沾火就着。短短的几天时间，我们个个都晒得跟黑地梨似的，尤其是女生，仅从脸色上看，就跟个村姑差不多，甚至还不如村姑，村姑头发没她们那么蓬乱。我敢说，她们要回到北京，恐怕没人再认识她们，包括她们的父母双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