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哈文，曾经结婚10年不要孩子，就我们俩自己玩儿，因为热恋的时候总是分开，分怕了。分开是郁闷的，分开是猴急的，分开是想念的，怎么办？唯有看书，借书来打发时间，寄托情感。25岁之前，我读遍了尼采、荣格、弗洛伊德……与恋人分别催生出一个多愁善感的哲学青年。
大二暑假认识实习，我在上海新闻台，她在无锡电视台。我所在的栏目叫“浦江之声”，早上5点半到6点直播，我的工作时间从早上5点开始，一直要忙到晚上10点多。一天还好，天天如此，就十分枯燥难捱。
我一个人住一间宿舍，房间里有个小电视机，但没什么节目可选。大上海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陌生的花花世界，所以每天，我除了想哈文，想第二天的直播，余下的生活就是在屋里吃泡面，看书。
只要不当班，我就坐火车去无锡找她，大约两小时车程。要是不必当天返回，晚上我就在她们演播室里打地铺。赶上有个三五天不见面，那简直是百爪挠心。
有一天，我的导师卢嗣华微服私访到了上海，来我房间里看了看。
“你平时都看什么书？”
我从枕边拿起一本递给她，她惊得非同小可，一劲儿打量我，眼神有点接近于“肃然起敬”。
“你看《资本论》？”
“是啊。”
“看得懂吗？”
“看不懂。”我老老实实地说。
“你想入党？”
“我想早点儿睡觉。”
相思之苦啊。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那叫什么滋味儿？我不读《资本论》，难道去读汪国真诗集，那不是找死吗？
一个月，那本简明版《资本论》居然读完了，尽管每天看不了几页就睡着了，醒了起来接着看啊，咱有的是时间。我敢说到现在为止，在我的同龄人里，能读完《资本论》的没几个。要问懂没懂，懂得不多，但至少知道了什么叫“剩余价值”，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微妙关系。最后还得出一个歪论：燕妮夫人多么不容易啊！
我父亲和岳父都说过，读大学不是学专业，专业也学不完，关键是要在大学期间学习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这才是受用终生的。
同理，我对《资本论》理解得深入还是粗浅并不重要，关键是我见识过了。时隔多年，您跟我说起上句，我能大致对出个下句。更何况，它还帮我催眠了呢。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中央电视台，唯一的一个播音员名额啊，本来是一件大喜事。据说老家十里八乡都轰动了，整天高朋满座，我妈忙得都招呼不过来。甚至有些过去没能平反的“黑五类”也来找我爸了，“托你儿子向中央说个情。”
要是真那么天遂人愿，人生不就太平淡了吗？谁承想，还没摸清楚央视大楼子里面什么样，我在顺义接受完10天保密培训，就直接被发配到西藏电视台播《西藏新闻》去了。说是“帮助工作”，相当于下基层锻炼，一去就是一年。对于一个沉浸在热恋中，同时满怀抱负的年轻人，这是多么沉重的一个打击啊。
那年我23岁，一个人在西藏，开始读尼采。这个年龄的人，谁会读尼采呢？只有两种，一种是绝望的人，一种是有信念的人。到现在，我都不敢确认自己属于哪一种。
我承认尼采说的，孤独是强者的伴侣，可此时的孤独压得我难以喘息。我想哈文想得发狂。很难说这种想，有多少是出于爱她，多少是在安慰自己。虽然还不至于想成神经病，但也快了。
又开始每天一封信，倾诉思念，倾诉孤独。写信是一天中最让我期盼的事情，只有写信，我才感到幸福。多数时候竖着写，时间来不及就横着写。字尽量不写繁体，怕她不认识。虽然在我多年的熏陶下，她对繁体字的辨识度有了大幅度提高，但遇上欢快的“欢”、大众的“众”这类，简体繁体外形出入较大的，还是一头雾水。
写完信我就给她画信封，招数还是老的好使，轻车熟路。反正我有的是时间。只有在写写画画中，我的心跳才是真实的。
西藏到天津有多远？我心急啊，恨不得今天写的信明天就到。
我在信封上画了一个小飞机，飞机长得胖乎乎挺可爱，还忽闪着一对大眼睛。飞机下面挂着一块方形的小牌子，上写“航空”二字。
我以为写上航空，就航空了。
第二天，我还想航空，但不想画飞机了，于是画了一个火箭。火箭屁股上挂着一个条幅：航空。
第三天，与其让她睹物思人，不如干脆直抒胸臆。我在信封上画了一个光着身子的小“丘比特”，身后扑棱着一对翅膀，手里抻一副小旗，上书二字：航空。
看来看去，觉得全裸不妥，航空不得让空姐看见吗？怪不好意思的。于是又在丘比特两腿中间画上了一片树叶子，好歹挡挡。
我们俩大约每周通一次卫星电话，每次只能说几分钟。可是通了好几次电话，她还是没有收到我的“航空邮件”。
后来我才知道，别说当时根本没有航空，就是有，也得先去邮局交了钱，人家才给你航空。
终于等到快要回来的日子了。怀着难以名状的心情，我又在灯下给哈文写信：
夜已深了，可我睡不着，想着和你相见，想着见你以后该说些什么，想着那一刻的心情和感觉，反正是什么都想，复杂极了。
一年就快过去了，叹一声，时间真是飞逝。说来也奇怪，平日里总觉得时间过得慢。站在意识之外去观察，似乎用来形容时间速以流逝的句子，要远比哀叹时光慵慢的繁多。我在想，弗洛伊德对人类心理本质精神的实际贡献，同时我也遗憾，遗憾那种理性甚至是缺乏本质对时空的看待。
如果像对伊德老夫那样对待时间的研究，会为人类解决多少难题，希望也会重重减轻正在恋爱中的我的苦恼。当然了，也为你，但条件是，你的心情和我一样。
好几天没听到你的声音了，理解我想你的心情吗？是因为你忙？没时间？还是忘了，远疏于我？
当然，所有的可能都是存在的。但我不敢多想，真的不敢。
那时我喜欢用长句子，显示思绪和文字的流畅。西藏是一个很宁静的地方，没有干扰，让人一下子看很远，想很远。
而此时，近乡情怯。积蓄已久的思念、爱恋、渴望竟然全部化作了不安和不自信：一年没见，这姑娘不会早被别人骗走了吧？
我订好了回程的机票，却特意地，没有告诉她时间。
飞机在首都机场落地，我便开始一路马不停蹄。
先回台里报到。和我的老长官坐同一个电梯上楼，他居然没认出我。我喊了好几声“吕主任”，他都只是看看我，礼节性地点点头。最后我怒了——在西藏学得很糙，大喝一声：“老吕！我是李咏！”
他无比诧异，掉转头对着我上上下下打量，确认这个扎小辫儿、留络腮胡子的人真是李咏，上前几步搂着我，在我脸上摸了又摸，“孩子，瘦了。”眼里泛着泪光。
报完到，我赶紧去“四联”理发，又变回原来的小分头。然后回去洗澡、刮胡子，换上新衣服，新袜子，连脚趾甲都剪得干干净净。
穿戴一新，坐地铁到西单，在华威商场买了一枚蓝宝石戒指，花了我9个月的工资。又在一家花店买了99朵玫瑰，仔仔细细包好，庄严地捧在怀里。
接着，我赶到长途汽车站坐小巴直奔天津。为什么不坐火车？火车倒是便宜，太慢，我等不及啊。
车到天津，已是暮色四合。我捧着99朵玫瑰站在路边发傻。上次来是白天，有人接送，现在这黑灯瞎火的，哪儿是哪儿啊？
没办法，只好又打了一辆出租车，把我送到了天津电视台。
逡巡片刻，我来到哈文的宿舍门前。沉住气听了听，屋里没有声音。
我的心里，除了紧张还是紧张，竟然没有了半点“期待”。
我举起手，“当当当”，在门上轻轻敲了三下。没人理我。
“当当当”，又敲三下。
“谁呀？”哈文的声音，有点儿不耐烦。
我不吭声，继续敲门，“当当当”。
“谁呀？！”除了不耐烦，多了几分警惕。
我直到今天还依然记得，那一刻，我心中的忐忑。我怕啊，生怕她对着门外，喊出另一个男人的名字。不，别说名字，就算她兀自在屋里嗔怪地说上一句“真讨厌”，老子就能一脚把门踹开！
我还是不吭声，屏着一口气。“当当当。”
紧接着就听见咚咚咚咚一溜儿小跑。“吱扭”一声，门开了。
房间里没别人。
我看着她，她看着我。愣愣的。
她还是短发，比过去胖了点儿，脸上起了几个青春痘。我皮肤黝黑，两腮凹陷，衬得一双小眼儿炯炯有神。一年里瘦了4斤，倒是不多，但全瘦脸上了。
“我回来了。”相视半晌，我说。
流泪的不是我，而是她。她的泪水把我的心都融化了。
这99朵玫瑰，此时可真多余啊。想拥抱她，都腾不出手。
进了屋，我们俩不太适应，一时无话。于是没话找话。
“今天忙吗？”我问。
“还行，采访王朝酒厂去了。”
说话间，我们都有点儿不好意思看对方的眼睛。
“哎，他们还送我瓶白葡萄酒，要不，开了吧？”她提议。
“行，开吧。”
面对面坐下来，我给她倒了一杯，也给自己倒了一杯，轻轻一碰，干掉。庆祝我们的重逢。
正是意醉情迷，可惜肾不争气，就在这节骨眼儿上，我突然一阵内急。可能是刚才太紧张了，没顾上往这儿想。我拔腿冲向楼道里的公共卫生间，飞流直下三尺，把这一年的孤独、委屈、牵念、不安，都彻底地放走了。
这时，我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情感才“轰”地一下涌上脑门。
热恋中的情人，阔别一年，难道只是不痛不痒地聊聊天，喝杯酒？我想象过千百次的拥抱呢？亲吻呢？我要怎么样，才能表达我压抑了太久的爱和思念！干柴烈火啊！
您一定会想象接下来即将发生什么。此处本应省略1250字，别了，太符合常理，就不叫故事了。
两分钟后，我走回房间门口，往屋里一看，傻了。哈文居然和衣倒在床上，睡着了，睡得还挺香。
我这才想起她不胜酒力，平时从来滴酒不沾。
我走到床边，俯下身，轻轻地吻了她的脸。然后独坐在桌旁，自斟自饮，饮尽了瓶中的酒。
这，就是我们的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