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11月,朱自清到杭州第一师范任教,他的好友俞平伯也在那里执教。学校要朱自清邀请叶圣陶也去杭州。叶圣陶接信后欣然允诺,并在回信中说:“我们要痛痛快快游西湖,不管这是冬天。”不久叶圣陶成行去杭州。学校本来安排他们各住一间房间,可是叶圣陶嫌寂寞,于是两人合住一屋。他们时常做伴去西湖,或游湖,或饮酒。圣陶除备课外,勤奋地写小说与童话;朱自清则写诗。一天清晨,他们听见窗外传来工厂汽笛的声音,叶圣陶忽然高兴地说:“今天又有一篇了。”这就是童话集《稻草人》中的《大喉咙》。叶圣陶在杭州只待了两个月,但却写了不少作品。《火灾》中的《饭》、《风潮》等七篇小说和《稻草人》中的一部分童话都是这段时间写的。他每写完一篇,总是先给朱自清看,征询他的意见。叶圣陶、朱自清、俞平伯等还创办了《诗》月刊。冯雪峰、赵平复、魏金枝等组织晨光文学社,叶圣陶、朱自清被聘为顾问。
后来,叶圣陶应邀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不久回上海进商务印书馆编译部,家也搬到了上海。这一段时间,朱自清先后在浙江台州、温州、宁波、白马湖等地任教,有时他到上海就住在叶圣陶家中。1924年7月,叶圣陶、朱自清、俞平伯合编出版了丛刊《我们的六月》。同年10月,朱自清写出了著名散文《背影》,就刊登在叶圣陶主编的《文学周报》上。
朱自清1925年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1927年正式携眷去北京,路过上海时,叶圣陶等挚友为他饯行。那天晚上他们痛快地饮酒、交谈,席散后又结伴上街散步。他们走过爱多亚路时,已近夜半,叶圣陶对朱自清吟诵起北宋大词人周邦彦的词:“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不无惆怅之慨。第二天,朱自清便登船北上。
1931年至1932年,朱自清去英国留学,回国后仍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并兼任中文系主任。其后一段时间叶圣陶蛰居上海,朱自清则在北平,一南一北,但鱼雁不绝。1937年2月叶圣陶在开明书店出版的《文章例话》中把朱自清的《背影》与鲁迅的《社戏》、茅盾的《浴池速写》等佳作并列,热情称赞《背影》是篇好文章:“这篇文章通体干净,没有多余的话,没有多余的字眼。即使一个‘的’字,一个‘了’字,也是必须用才用。”抗战爆发后,叶圣陶从上海移居四川,从事教育和编辑工作,曾先后到过重庆、乐山、成都、桂林等地。
而朱自清先是到长沙主持由清华、北大、南开联合组成的临时大学中文系的工作,后临时大学改为西南联合大学,他随同迁往昆明。1940年,叶圣陶赴成都四川省教育厅任教育科学馆专门委员,而朱自清正携眷在成都休假,住在东门外宋公桥。两人在成都重逢,并合编了《文史教学》杂志。1942年,二人又合编了《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等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5年又合著了《国文教学》一书。抗战胜利后,叶圣陶回到上海,朱自清则回北平,复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因病不幸逝世。8月30日,叶圣陶、陈望道等与清华同学会联合举行了朱自清追悼会,并在会上致词,对失去一位文坛干将和诚挚知友而痛惜不已。
(57)悲愤1926年1月,东北的张作霖和湖北的吴佩孚取得“谅解”。奉系和直系的重新握手言和,意味着他们背后的日、英帝国主义企图联合干涉中国人民的革命。果然,2月22日,上海《字林西报》公开扬言要用十万兵力,北攻天津,中攻沪汉,南攻广州,两年内征服中国。2月27日,北京群众四万余人,在天安门前召开了反英讨吴的国民大会,揭露了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高喊“打倒吴佩孚”、“反对张吴联合”、“反对英国封锁广州”、“要求国民政府北伐”等口号。3月初,奉系渤海舰队企图在大沽口登陆被国民军击败,3月12日下午,日本军舰驶入大沽口,并有奉舰尾随,驻守炮台的国民军发出警告,日舰公然开炮轰击,国民军死伤十余名。事后,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不接受国民军抗议,反而借口辛丑条约,无理要求国民军撤离,并纠合英、美、法等八国公使于16日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并限定48小时内答复。
朱自清一直密切地注视着时局风云的变幻,他和北京广大民众一样,为帝国主义的蛮横挑衅,感到无比愤怒。3月18日,北京200多个社会团体,十多万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朱自清跟随清华学校队伍前往参加。***是大会主席之一,他在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大家“要用五四精神,五卅热血”,“反对军阀卖国行为”。大会通过决议后开始了示威游行。队伍来到执政府门前空场上,这时府门前两边站着200余个卫队士兵,都背着枪。不一会,队势忽然散动了,清华学校的领队高呼:“清华的同学不要走,没有事!”朱自清发现大家纷纷在逃避,赶忙向前跑了几步,向一堆人旁边倒下,这时他听到了噼噼啪啪的枪声。过了一会,觉得有鲜血流到他的手臂上和马褂上,心里明白屠杀已在进行了。只听见警笛一鸣,便是一排枪声,接连放了好几排。枪声稍歇,朱自清茫茫然跟着众人奔逃出去,这时他身旁的两个同伴又中弹倒下,便不由自主地跟随着一些人向北躲入马厩里,藏卧在东墙角的马粪堆上。不到两分钟,他忽然看见对面马厩里有一个兵手拿着枪,正装好子弹,似乎要向他们放,于是大家便立即起来,弯着腰逃出去,走出马路到了东门口。
枪声仍在噼噼啪啪的响,东门口拥塞不堪,他看见地上躺着许多人,他们推推搡搡,拥挤着从人身上踏过去。他看见前面一个人,脑后被打伤,在汩汩地流着血。他终于从人堆上滚了下来,后来才知道,那人堆里有不少是死尸。朱自清和两个女学生出东门沿着墙往南行,枪声又响了,他们想进入一个胡同躲避,刚要拐进去,一个立在墙角穿短衣的男人对他们轻轻地说:“别进这个胡同”!他们听从他的话,走到第二个胡同进去,这才真的脱了险。事后得知街上还有抢劫的事,大兵们用枪柄、大刀、木棍,打人砍人,而且还剥死人的衣服,无论男女,往往剥得只剩一条短裤。据统计,这一天当场被杀死47人,受伤200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为鲁迅所指责的“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在这一天,朱自清算是历尽艰险,死里逃生了。
段祺瑞政府为了掩饰血腥罪行,在21日《申报》上发表了一个“指令”,污指共产党人“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并说此次惨案系***等“率领暴徒数百人,手持枪棍,闯袭国务院,泼火油,抛炸弹,以手枪木棍袭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致互有死伤。”
既屠杀于前,复污蔑于后,人间竟有如此卑鄙之事。朱自清看了报纸,勃然大怒,觉得“除一二家报纸外,各报记载多有与事实不符之处”。他在房间里踱着,心想:“这究竟是访闻失实,还是安着别的心眼儿呢?”考虑了一会,他乃决意写一篇自己“当场眼见和后来可闻的情形,请大家看看这阴惨惨的20世纪26年3月18日的中国!”
23日,朱自清怀着满腔义愤,开始写《执政府大屠杀记》,强烈抗议段祺瑞政府屠杀爱国群众的滔天罪行。夜是异样的宁静,心血却激烈地搏腾。他点燃一支香烟,略一吟思,便提笔写道:3月18日是一个怎样可怕的日子!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个日子!
这一日,执政府的卫队,大举屠杀北京市民——十分之九是学生!死者40余人,伤者约200人!这在北京是第一回大屠杀!
思路顺势而下,他迅笔疾书,细致地描写了当时群众请愿游行的情景,然后,以自己在这次大屠杀中所见所闻为线索,紧扣反动当局的种种污蔑,一环紧一环,一层深一层地揭露事实的真相。他把见闻与感想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使作品具有扣人心弦的叙事揭理的特色。他绝不就事论事,也不抒发空洞的言论,只是抓住大屠杀是反动政府策划已久的大阴谋这一要害,择选最有说服力的典型事例进行描写,以血的事实,批驳墨写的谎言。他寓理于事,于事揭理,文章叙事过程就是对军阀政府的暴露和控诉的过程,无情地揭露了段祺瑞的狰狞面目。在结尾处,他写道:
这回的屠杀,死伤之多,过于五卅事件,而且是“同胞的枪弹”,我们将何以间执别人之口!而且在首都的堂堂执政府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屠杀之不足,继之以抢劫、剥尸,这种种兽行,段祺瑞等固可行之而不卹,但我们国民有此无脸的政府,又何以自容于世界!——这正是世界的耻辱呀!
朱自清万万没有想到,他到北平刚刚半年,就历经了这么一场黑色风暴,而且成为目击者,以亲身经历为这黑暗的一天,写下了血的纪实。
最令他感到伤心的是,清华学校一个叫韦杰三的学生当场被枪击倒地,是同学们冒死把他抬出来的。韦杰三他是认识的。有一天,他正坐在房里看书,忽然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一个温雅的少年,这就是韦杰三。他是由朱自清的同学苏甲荣介绍来的,说是前晚来过,因先生不在,所以这回又特地来的。闲谈了一会,就很有礼貌地告辞了。后来,韦杰三的国文课被分配在别的老师班里,他很想转到朱自清的班上,没有成功。韦杰三家境并不宽裕,父老弟幼,因家贫弟弟失学,他自己的学费,一小半是靠休学做教员赚来的,一大半是靠向人告贷的。他虽穷,但绝不愿平白接受人家的钱,年纪虽轻,却极有骨气,朱自清对他很有好感,觉得他很可爱。3月18日早上,朱自清还碰到他,和平常一样,他微笑着向老师点头问好。游行回来的晚上,朱自清得到消息,说他已经很危险,第二天早上,传闻已死了。朱自清很是痛惜,不料无意中在学生会布告栏上得知他还活着,不禁大为高兴。翌日,便进城往协和医院看望,谁知迟了一个钟点,医院不让进。朱自清怅惘地在医院门口徘徊了一会,问门房道:“你知道清华学校有个韦杰三,死了没有?”
“不知道!”门房回答道。
朱自清呆到傍晚,无法可想,只好怏怏而归。21日,得到消息,韦杰三不幸于当天早上1时48分去世。朱自清十分后悔,那天若是早去一个钟点,还可见着一面!
23日,清华同学入城迎灵,朱自清12点才知道,已来不及去了。下午,在旧礼堂入殓,朱自清走到棺旁,只见韦杰三的脸已变了样子,两颧突出,颊肉瘪下,掀唇露齿,完全不是平日见到的温雅模样了。仪式之后,棺盖合上,礼堂里一片唏嘘声,他对着棺柩默念道:“唉,韦君,这真是最后一面了!我们从此真无再见面之期了!死生之理,我不能懂得,但不能再见是事实,韦君,我们失掉了你,更将何处觅你呢?”4月2日,他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写了《哀韦杰三君》一文,以志自己的哀伤之情。
1948年5月间,上海学生发起了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签名运动,这一反帝爱国风暴立即波及全国。6月9日,北平学生集会举行反美扶日示威大游行。当时,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通货膨胀,一包香烟要数万元。为了欺骗收买知识分子,他们发了一种配购证,可用低价购到“美援面粉”。这一香甜的诱饵,对贫困的知识分子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6月18日,朱自清正坐在籐椅上闭目养神,吴晗来到他的家里,给他看一份《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面写道:为反对美国之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德和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之污蔑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之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之一切施舍之物资,无论购买的或给与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给证,特此声明。
朱自清看毕默不作声,伸出颤动的手,拿起笔来,一丝不苟地在宣言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他知道,这一举动对自己家庭的生活将有很大的影响。晚上,他在《日记》上写道:在拒绝美援和美国面粉的宣言上签名。这意味着每月的生活费用要减少六百万法币。下午认真思索了一阵子,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要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逃避个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