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传》中说：“美好的成就来自长久的努力。”所以，《棫朴》一诗讲到培养人才，却要从周王的长寿说起，大概是希望有人能继承他的事业，使他的事业可以完成吧。我已经衰老了，大概还能见到这件事的完成，也算是幸运了。谨以此为序。
这三篇序言，它们的文字高尚简洁，深沉凝重，书中的内容，由此也可以略见一斑了。而想要了解王安石研究经学的方法，更多的是在他写的《书洪范传后》这篇文章中。文中写道：
古代的学者，学生们虽然用嘴来提问，但他的传授却是通过心进行的；学生们虽然用耳朵来聆听，但他要让学生能够接受，一定要通过意会的办法。所以说，作为老师要不厌烦，学生们才能有所收获。孔子说：“教导学生，不到他想弄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要说出来却不知怎么说的时候，不去启发他。教给他的知识，却不知道通过这一点来推想其他的方面，这样的学生也就可以不必再教他了。
”孔子难道敢于专爱他的道理，就在天下的学生面前拿架子，不愿他们早一点觉悟吗？我认为，孔子的意思是说，因为他们问得不恳切，听得就不专注；他们思考得不深入，得到的知识也就不牢固；不专注，又不牢固，那么，知识只是进入了他们的口、耳而已。而我所要教的，并不只是要求他们会说、会听啊。孔子去世之后，大道日渐衰落。随着时光的流逝，到了汉代，专门为经典作传和注释的学者出现了，做老师的只知道讲述却不管学生的回应，做弟子的只知道读书却不向老师提问，并不是不想问，只是以为经传的意思都写在这里了，我可以不用再提问就得到了；难道只是不再提问吗？也将不再思考，并非不想思考，只是觉得经传的意思都写得很明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他们的传注都做得很好了，却也只能使学生们说和听的能力得到提高，不能提升他们的心智啊，何况他们的学问本身也不是没有问题啊。这应该就是历经上千年，而圣人的经典终于暗淡，学者也不能根据他的言论来治理这个社会的原因吧。
读到这里，王安石自己如何做学问以及如何教导学生做学问，都看得很清楚了。用心来传授，用意会的办法使人接受，恳切地提问，深入地思考，把自己学到的东西施行于国家和社会，这就是王安石所追求的治学的理想境界。我想，难道只是研究经学吗？对于任何一种学问，都应该有这样的求学态度。如果不是这样，只是在课堂上听老师传授讲义，虽然能记诵很多知识，最终却不能有新的发现和发明，一个国家的学术也就不能有所进步。《宋稗类钞》说王安石闲居静坐，研究经义的主旨，精神非常专注，他在几案上放了百十颗石莲子，一边咀嚼，一边思考，石莲子吃光了，问题还没有想透彻，往往咬得手指流血自己还没有感觉。这种说法虽然不知道是否可信，但是他在求学时的坚韧刻苦，思考时的深邃细密，却可以略见一斑了。
黄庭坚的诗说：“荆公六艺学，妙处端不朽。诸生用其短，颇复凿户牖。譬如学捧心，初不悟己丑。玉石恐俱焚，公为区别不。”这可以说是持平的看法。自从元祐初年（宋哲宗年号，公元1086—1094年），国子司业黄隐毁了《三经新义》的书版，世间就很少流传了，元朝、明朝以来甚至就消亡了。清朝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年）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存《周官新义》一种，王安石遗留下来的言论才因此没有失传。我曾经找来读过，其中很多他的新发现、新阐述，不是后来的那些儒学大师能达到的。全祖望说：“王安石解读经典，最有孔、郑家法，言简意赅，只有牵扯到《字说》的那一部分，仍有穿凿之处。”这仍然是在赞赏王安石在章句方面的学问，但章句之学，恰恰是王安石学术中的糟粕。
后人动辄就说王安石曾诋毁《春秋》是“断烂朝报”，现在我们看看林希逸（字肃翁，号竹溪）在《鬳斋学記》中是怎么说的：
尹和靖说：“王安石并没有废除《春秋》一书。废除《春秋》并把它当作‘断烂朝报’的，都是后来那些肆无忌惮的人，假托王安石说的话。韩玉汝的儿子韩宗文，字求仁，曾经给王安石写过一封信，请教六经的主旨，王安石都一一作了回答，只有说到《春秋》的时候，他说：‘此经和其他的经比起来尤其难解，大概是三传都不能相信吧。’王安石也有解释，只是他说得非常简略，有疑问的地方一律空缺。后来有人印成书，名叫《易义》，但不是王安石写的。”尹和靖与王安石隔的年代并不算远，他这么说，还是很公道的。今人都以为‘断烂朝报’是王安石的罪名之一，太冤枉了。
王安石的《答韩求仁书》被保存在他的文集中，确实如尹和靖所说，王安石不仅没有回答韩求仁对《春秋》的询问，对于他问到的《易》，也没有回答。大概这两部经典的微言大义，和其他的经典相比更加博大精深，如果不是口传心授，是很难理解的，如果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推测经典的含义，用这种方法研究这两部经典，没有不错到千里之外的，所以，王安石不敢乱说。这正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东西往往采取有所保留的态度。我辈正应当因此而赞美王安石的，怎么能因此诋毁他呢？何况古代的学校，春秋之时教授《礼》、《乐》，冬夏之时教授《诗》、《书》，而孔子讲各地通行的话，也仅仅是在读诗、读书和行礼的时候。难道不用它讲授《春秋》的大义吗？是的，因为这不是对谁都可以随便讲的。所以说，王安石只在官学中设立“三经”的课程，也是仿效古人罢了。
（考异十九）
周麟之《孙氏春秋传后序》说：“王安石想要阐释《春秋》并颁行天下，而孙觉的这部《春秋传》已经出来了，一见便有了忌恨之心，自知不能写得比人家还好，于是，诋毁《春秋》经典并废除它，说它是‘断烂朝报’，不把它列为学校的必读书，也不用于科举考试。李绂（穆堂）驳斥这种说法：‘王安石想要阐释《春秋》，尚未著书，他人怎么知道一定不如孙著？见到孙著而心生嫉妒，诋毁他的传也就够了，为什么因为传而诋毁经典呢？诋毁他的传很容易，诋毁经典却很难，舍弃容易做的，去找困难的做，愚蠢的人都不干，难道王安石会去做吗？而且根据邵氏所辑的序文，说孙觉晚年因为儒生们的穿凿附会而心生忧虑，于是为《春秋》作传。那么，孙觉的这个传是在晚年写成的，应该没有问题。王安石死于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死时六十八岁。孙觉在这一年才开始做谏议大夫，而死在绍圣年间（宋哲宗年号，公元1094—1098年），死的时候六十三岁。这说明孙觉比王安石小十几岁。
他晚年所著的书，王安石大概没有见过，嫉妒的说法又从何而来呢？周麟之妄造这种卑鄙的谎言，后来的一些人还相信他的说法，这些人的丑陋和周麟之没有什么不同。”又有人说：“断烂朝报这种说法，曾经从知名的前辈那里听说过，说是从《临汝闲书》（作者南宋人李璧）中看来的，大约是在讽刺解读经典的人，而不是诋毁经典本身。王安石的学生陆佃和龚原，都研究《春秋》，陆佃著有《春秋后传》，龚原著有《春秋解》，遇到疑难问题就看做是‘阙文’。王安石笑着说，阙文如此之多，《春秋》成了断烂朝报了。
大概是讽刺他们，即使对经典不能完全理解，也不能作为‘阙文’来处理，意思其实是尊重经典而并非诋毁经典。”今天来看孙觉的《春秋传》，不单周麟之有跋，杨时（字中立，世称龟山先生）也有序。杨时说：“熙宁之初（公元1068年），尊崇儒生和儒家经典，启发开导了许多学生，以为《春秋》三传的异同，没有办法考证，在六经中尤其难学，所以不把《春秋》列入学官的教学之中，并非废弃不用它，而学生们因为要急于应付科举考试，于是老师就放弃不讲了。”这种说法与尹和靖的说法恰好相同。杨时平时最喜欢诋毁王安石的学问，他这样说，为什么后来的人不注意，偏偏相信周麟之的说法呢？
王安石平生的著作，有《临川集》一百卷，后集八十卷，《周官义》二十二卷，《易义》二十卷，《洪范传》一卷（今存集中），《诗经新义》三十卷（今佚），《春秋左氏解》十卷（今佚），《礼记要义》二卷（今佚），《孝经义》一卷（今佚），《论语解》十卷（今佚），《孟子解》十卷（今佚），《老子注》二卷（今佚），《字说》二十四卷（今佚）。
王安石平生对于书没有不看的，到了老年更加有感情，他在晚年有《与曾子固书》，其中写道：
（前略）我自诸子百家的书，一直到《难经》、《素问》、《本草》以及各种小说，没有不读的，农夫女工，没有不进行询问的。然后对于治理国家的学问才算懂得了一个大概而没有疑问。大概后来的学者，他们所处的时代，与先王的时代不一样了，如果不这样学习，就不能全面地理解圣人的道理。扬雄虽然说过，他不喜欢非议圣人著作的书，但像墨子、晏子、邹衍、庄子、申不害、韩非等人的书，有哪些他没有读过呢？他是为了获取知识才去读这些书的，读书时又能有所取舍，所以，各种各样的学说都不能使他迷惑。也正因为他没有被别的学说所迷惑，所以能够有所取舍，并用来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你看我读了这么多书，就认为我可能被别的学说所迷惑吗？那你太不了解我了。如今迷惑人的，不是佛教，而是那些学者、儒生所沉溺的个人的名利欲望，互相吹捧，不懂得自己约束自己，你以为是不是这样呢？
王安石晚年更加潜心于哲理的研究，以求得到道的本质，在佛学和老子的学说方面都有心得，但他最根本的一条，还是要对治理国家有所帮助。他有一篇读《老子》的文章说：
道有根本的道，有具体的道。根本的“道”，是万物赖以生成的元气；而具体的“道”，是由元气的运动、变化而生成的万事万物。根本的“道”出于自然，所以，它不依赖人力而由万物自然生成。而具体的“道”，由于涉及具体的事物，所以，它必须依赖人力才能造成万事万物。对于不依赖人力就可以生成万物的根本的“道”，圣人固然可以不说话，没有作为；至于依赖人力才能造成万事万物的具体的“道”，圣人就不能不说话，也不能无所作为了。所以，昔日高高在上而以造就万物为自己任务的圣人，一定要制定四种措施。这四种措施就是礼、乐、刑、政，这就是万物能够生成的原因。所以，圣人只是致力于怎样造成万物的生长，而不去议论谁生成了万物，大概就是因为万物赖以生成的元气是自然的主宰，不是人力所能干预的。
可是，老子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凡是涉及具体事物的，都不值得议论，也不值得去做。所以他要去掉礼、乐、刑、政，而只讲一个“道”字。这是因为他不能洞察事理而一味追求高深的过错。根本的“道”既出于自然，又何必去干预它呢？正因为具体的“道”涉及具体的事物，所以才要依靠人来议论它，并且要人们去做啊。《老子》讲：“三十根辐条集中在一个车毂上，中间有个轴孔，车子才能动起来。”车毂和辐条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其原因固然在于车轮中间有个空无的轴孔，但工匠制造车轮的时候，从来没有对轴孔的空无给予过特别的关注。因为，空无的轴孔，是自然形成的，工匠可以不去管它。如今制造车子的人，只管制造车子的车毂和辐条，而从未把精力用在“无”上。不过，车子造好之后，由于车毂和辐条都已具备，这样，轴孔自然就会发挥它的作用了。如果只想着发挥轴孔“无”的作用，却不去制造车毂和辐条，那么，这种造车的办法也太离谱了。
现在，人们只知道轴孔的“无”对车子起作用，人们的“无为”对天下起作用，却不知道它为什么能起作用。其实，“无”能够对车子有用，正是因为有了车毂和辐条；“无为”能够对天下发挥作用，正因为有了礼、乐、刑、政。如果有人造车子要去掉车毂和辐条，治理天下要废除礼、乐、刑、政，坐在那里等待“无”发挥作用，那就和愚蠢离得不远了。
今天西方学者谈论哲学，并以此来推动像社会学、国家学这样的学说。他们的理论很多，总的来说，不外乎两种说法：一个是说，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自然生成的，都是由自然规律支配的。反驳他们的人则说，优胜劣败，老天并不发慈悲，或优或劣都是人们自己选择的。根据前面这种说法，就要遵从命运；根据后面这种说法，就要遵从力量。遵从命运而忽视人的力量，就会造成放任自流而社会就不会进步；遵从力量而不了解自然规律，就会过分干涉自然的发展演变，社会也很难进步。明白了人的力量与自然的力量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相互作用，差不多也就明白了社会发展的道理。王安石的这种观点，大概是有所创见的吧，两千年来学者们谈论老子，没有像王安石这样精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