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在建立一座大厦之前，建筑家要先勘测和检查土壤，看它能否负担起建筑物的重量一样，理智的创制者不会从制定良好的法律自身着手，而是要事先进行考察，看他要为之立法的那些人民是否适合接受那些法律。正因为如此，柏拉图没有为昔昔尼人和阿加狄亚人制定法律，他知道这是两个富有的民族，他们不能容忍平等。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在克里特有坏人民而有好法律，因为米诺王治理的是一个作恶多端的民族。
有千百个向来不能容忍好法律的民族都曾显赫于世，并且即使是那些可以容忍良好法律的民族，也只在所有岁月中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内实现了这一点。犹如人一样，大多数民族只有在青春时代才是乖顺的，一旦年纪大了，就无法进行矫正了。一旦风俗确立了，偏见生根了，想再进行改造就是一件徒劳而危险的事情了。人民甚至无法忍受别人为了纠正缺点而触碰自己的缺点，就像胆小而愚蠢的病人一见到医生就会发抖一样。
就像某些疾病能使人们的神经产生振荡并让他们失去记忆，在国家的经历中，有时候也会出现某些激荡的时期。每当这个时候，革命给人民造成了某种重症，也给个人造成同样的情形，这是对过去的恐惧症替代了遗忘症。可以这样说，这时，被内战焚毁的国家又死灰复燃，而且脱离了死亡的怀抱，恢复了青春的活力。莱格古士时代的斯巴达就是这样，塔尔干王朝以后的罗马也是这样，当代驱逐了暴君以后的瑞士和荷兰曾经也是这样。
但是这种事情是极其少见的，只是一种例外；而它变成例外的原因，一般都能在这种国家的独特体制中找到。在同一个民族中这种例外不会重复出现。因为一个民族只有在野蛮的时候才是自由的，但是当政治精力衰竭之时，它就不能继续这样了。那时候，忧患足以毁灭它，而革命却无法恢复它；并且附在它身上的枷锁一旦被打碎了，它就会分崩离析，不复存在。从此以后，它就不是需要一个解放者而只是需要一个主人了。请自由的人民牢牢记住这条定理：“人们能够争取自由，却永远无法恢复自由。”
青春不是幼年。每一个民族都像人一样，有自己的青春时期，或许也可以说有着一个成熟时期，一定要等到这个时期才能使他们对法律服从。但是一个民族成熟与否常常很难识别，而且若是人们把这个时期提早了，这项工作是会失败的。有些民族生来就可以受纪律的约束，而有些民族即使等上一千年也仍然不能。俄罗斯人永远都不会真正开化，因为他们太早开化了。彼得有模仿的才能，但他不是真正的天才，没有那种白手起家的、创造性的天才。他做的有些事是好的，但大部分是不合时宜的。
他看得到他的人民是野蛮的，但他一点都没有看出他的人民尚未成熟到足以开化的地步；他设想过使他的人民变得文明，当时需要的只是锻炼他们而已。彼得首先想把英国人或者德国人造就出来，而当时却是先着手造就俄国人。为了使他的臣民们相信他们自己原本不是那种样子，彼得却成为了臣民们变成他们有可能变成的那种样子的阻碍。有一位法国教师也用这种方法培养他的学生，想使学生在幼年时候就声名显赫，但结果却一事无成。俄罗斯帝国想把全欧洲都征服了，然而最后被征服的却是它自己。它的附庸和邻居鞑靼人将会变成它的以及我们的主人，我认为这场革命是无法避免的。全欧洲的国王们都一直努力配合着推动它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