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另一方面，有一种不尊敬任何人的品性在一些人身上存在着；具备这种品性的人认为自己的意见最好，任何人的意见都不会比自己的意见好多少，或者是差不多和像自己那样的一百个或者一千个人的意见一样好。当这种性格在一个地方的选民身上出现的时候，他们将不会选择任何不是或者至少不表明是和他们的思想感情一致的人，并且只有当这个人在行动中反映出那些思想感情的时候才继续选择他。如此一来，就像柏拉图在《高尔吉亚》中所说的，所有企求政治荣誉的人将会努力按照民众的样式去做，越相像越好。不可否认，完全的民主政治倾向于将选民的思想感情塑造成这个样子。
民主政治是不利于尊敬的精神的，它打破对单纯社会地位的尊敬，应当算是它的影响的好的方面，而不是坏的方面；虽然说这样一来它就将社会中培养尊敬精神的主要学校（仅仅就人类关系来说）关闭了。此外，在其本质上，民主政治极力坚持的不是一个人有权做到比别人更多考虑的那些事情，而是一切人有权被看做平等的那些事情，甚至似乎对个人优越性的尊重也是不够标准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除了其他理由之外，对于国家的制度来说，认为受过较多教育的人们的意见比受教育较少的人们的意见有较大的分量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将仍然坚决主张将复数选票给予经过鉴定的较高程度的教育，哪怕是仅仅为了将该种论调提交给公众舆论和感情，不管有没有任何直接的政治后果都无所谓。
当选举团体确实恰当地意识到在价值上，人与人之间存在着非常大差别之时，他们将会从种种迹象中判断出那些对他们的目的来说具有最大价值之人。实际的公共服务当然是判断的主要迹象：他们担任重要职位，并且在任职中做了重要工作，这些重要工作的结果证明了他们的这种智慧；创议了一些方案，从方案的效果来看它们是经过明智的拟定的；他们作的一些预言经后来的事件证明往往是正确的，很少或者从未有证明是不正确的；他们提出过意见，并且这些意见被采纳以后产生了好的结果，不被采纳就产生了坏的结果。无疑，这些智慧的迹象之中存在着很大部分的不确定性；但是我们要寻找的是可以被具有通常辨别力的人所运用的迹象。
除非经其他迹象所证实，他们最好不要过分依赖任何一种迹象；并且在估计任何实际努力的成功或者优点的时候，他们会重视熟悉问题的公正人士的一般意见。以上我所说的这些检验方法，仅仅适用于经过考验的人，其中就包括那些虽然没有经过实际考验但是在理论上受过考验之人，他们在公开演说或者出版物中讨论过公共事务，这就证明他们认真地研究过公共事务。这些人，凭着单纯政治思想家的地位，可能显示出他们相当有资格得到同在实际政治家的地位上经历过考验的人一样的信任。当有必要挑选出完全没有经过考验的人的时候，最好的标准是让他凭才能在知道他的人们当中闻名，让他得到那些已经受到尊敬的人们的信任及推荐。
一般来说，靠着这样一些检验标准，那些足够重视并且热心寻求智识能力的选民是能够找到超出常人水平之人的，这种人往往能得到选民的信任并且能依据自己的不受拘束的判断来处理公共事务；对这种人来说，让他服从在知识上不如他的人的命令而放弃自己的判断，将会是一种侮辱。假如真的无法找到这样的人，那么选民就有理由采用其他的预防办法；除非为了让比他们拥有更多知识的人可以为他们服务，否则他们不能将自己的特定意见放到一边。确实，他们在那时最好记住，一旦代表被选出后，假如这个代表是献身于他的职务的，那么就应该有更多的机会纠正原来的错误判断，而并非事先由他的多数选民决定他应当怎样去做。一般说来，这种考虑应该能够让选民不至于要求代表作出不改变他的意见，或者假如改变了就辞职的保证。除非是在出于必要，选民不得不选择一个他们并不充分信任其公正无私的人的这种情况下。然而当一个不出名的人第一次被选出当代表，并且是在没有经过某个大权威的明确保证的情况下，他就无法指望选民不把同他自己的意见一致作为首要的条件。只要他能够不把后来用坦率说明的理由改变那些经诚实声明过的意见当做一种断然撤回信任的理由就足够了。
甚至在假定代表具有久经考验的才能和公认的卓越品质时，都不应该完全撇开选民的个人意见不管。尊重智力上的优越不需要达到自我否定的程度，即不能否认任何个人意见的程度。然而当分歧不涉及政治原则时，无论选民在自己的意见上是怎样坚定，他都应该考虑到一个有能力的人和他意见不同，至少有非常大的可能是他自己错了，即使不这样，为了能够得到这种有能力的人在他自己不适于作判断的许多事情上为他服务的难以估算的好处，选民也很有必要在不是绝对根本性的问题上放弃自己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他经常用来调和这两种愿望的办法就是，在分歧发生时，劝告有能力的人牺牲他自己的意见。然而，致力于这种妥协对有能力的人来说，是对他的特殊职责的背叛，是放弃智力的优越所担负的特殊责任，这其中最神圣的就是在舆论叫嚣反对的情况下不放弃自己正当的主张，不让他的那些最需要用来服务的意见得不到实现的机会。
一个具有良心以及公认有才能的人应该坚持根据自己的判断认为是最好的那样去行动的充分自由，而不应当按照任何其他条件来进行服务。但是选民有权知道他计划如何去做，有权知道在一切关系到他的公职的事情上，他准备用什么意见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假如有些意见是选民们不能接受的，那么他就要使选民确信他依然值得做他们的代表。假如他们是明智的，那么为了他的一般价值，选民们将不去计较他的意见和他们的意见之间的许多巨大的分歧。但是有些分歧是选民们不能忽视的。所有关心他的国家裨益于自由人的那种治理的人，都对国家事务具有一些如同自己的鲜血一般珍贵的信念。他强烈地认为这些信念是真理，认为它们非常重要，因而不愿意有任何妥协，或者同意将它们放在次于任何人的意见的地位上，无论此人比他的地位高多少。当一个民族或者一个民族的相当大部分人中存在这种信念时，这种信念依靠自身的单纯存在，而不仅仅是由于它们可能建立在真理之上，就足够发挥影响。
一个民族要获得很好的治理，就不能违背他们主要的权利观念，即使这些观念在某些点上或许是错误的。假如能正确评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应有的关系，就不会要求选民赞同由一个准备在违反他们的根本信念的情况下来统治他们的人来当他们的代表。假如是在这个人同他们之间的重大分歧点不太可能被提出讨论的时候，他们利用这个人在其他方面提供有益服务的能力，那么在包含这些分歧点的问题产生之初，并且他们就这个问题提出自认为正确的意见，而且对这个意见来说，还没有形成肯定的多数足以使该特定个人的不同意见变成不足取时，他们就有理由把这个人免职。例如（我提到人名是来说明我的意思，并非对哪个人有所褒贬），在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期间，被认为是科布登先生和布赖特先生关于抵抗外国侵略的意见就有可能被忽略掉，当时还存在着和这种意见相反的压倒一切的民族感情，并且在同中国的争吵（尽管其本身是更值得怀疑的问题）中，这种意见还可能理所当然地导致选民排斥他们，当时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否占优势还是一个存在争论的问题。
作为上面所说的一般结论，我们能够肯定地说：除非因为不利的社会情状况或者不完善的制度，选民可选择的人被缩小到不得不选择一个假定受敌视他们的利益的偏见所影响的人，否则就不应当要求选民作出实际的保证；选民们有权充分了解候选人的政治见解和感情，而且往往不仅有责任拒绝一个在作为他们政治信仰的基础的少数信条上和他们存在意见分歧的人；选民们越是欣赏候选人在智力上的优越，就越应该容忍在他们的根本信条以外的其他任何事情上，候选人表达出的和他们不同的意见以及采取的相应行动；选民们应该坚持不懈地寻找具备才干能够被委托以充分权力且依据自己的判断来行事的代表；他们应当把尽一切努力将具有这种品质的人送进议会当做他们所担负的对同胞的责任；与由宣称在许多问题上同他们有一致意见的人当代表相比，对他们来说，由这样的人来当代表是有着更大意义的，因为这种人的才能所带来的是实际可靠的好处，而在分歧点上假定他是错的而他们是对的，则是一件非常值得怀疑的事情。
我是在这样一个假定情况下讨论该问题的：在一切以实体制度为依据的问题上，选举制度符合以上各章所阐述的原则。在我看来，即使是在这个假设之下，认为代表是使节的学说也是错误的，在实际运用上，它是有害的，虽然在那种情况下，危害会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然而，假如我努力用来卫护代议制原则的保证无法得到宪法的承认，假如不对少数人的代表权作出规定，也不允许依照选民的教育程度在选票数量上有任何的差别，那么在那种情况下，让代表有自由裁量权的原则的重要性就无论怎样被强调也不为过，因为那样一来，将是在普遍选举制下让多数意见之外的任何意见能够在议会表达出来的唯一机会了。
其他所有的人在那虚假地被称为民主实际上是专权阶级进行独占统治的制度下，既没有代表也得不到表达意见的机会，逃避最狭隘的阶级立法以及最危险的政治无知的唯一的可能将会存在于这样的一种倾向之中，即：没有教养的人也许必须选择有教养之人作为代表，并且尊重有教养的人的意见。或许能够合理地指望这样做是有某种意愿的，但前提是将该种意愿培养到最高程度。然而，假如实际起作用的阶级在取得了政治上的无限权力之后，自愿地同意通过各种方式严格限制自己的见解和意志，这些阶级的成员将证明他们比在专权的腐败影响下出现过的，或者我们能够冒昧地说，可能出现的任何掌握着绝对权力的阶级的成员都更加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