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十三世达赖喇嘛真的凭吊益西嘉措的囚禁地，他岂不是在推翻自己的谱系？中央政府、格鲁派和藏族人民都认为仓央嘉措是真六世，至此已经二百年了，他去凭吊一个假的，岂不是说自己也是“假达赖”？所以，如果十三世达赖喇嘛凭吊，也只能凭吊仓央嘉措的遗迹；如果是益西嘉措的，他看都不会看，何谈凭吊？即使遛达到这儿看一看，念21天的经怎么解释？既然十三世达赖喇嘛主观上根本不可能凭吊益西嘉措的遗迹；那么，这种字面分析又有什么用呢？
好笑的是，按照这个思路分析下去，只能证明藏文版《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的记载，被囚禁的肯定是仓央嘉措，那么，用这个结论反驳“五台山囚禁说”，岂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死亡说，这是见于正史记载的观点。
但它是否是历史的真相呢？
首先我们来看“死亡说”的第三种——自杀说。这是可信度比较低的说法，其疑点在于，仓央嘉措有没有自杀的动机和可能？事实上，他没有自杀的必要，无论是康熙皇帝还是拉藏汗，只是说他有过失，是“假达赖”，尚没有议罪。况且，在藏族人的观念和生活习俗中，是不赞成自杀的。
同时，他也没有自杀的可能，如果拉藏汗真想将他押送到北京，怎么可能不派人严加看管？哪里有条件自杀呢？
那么，“自杀说”是从哪里流传出来的呢？无外乎是青海湖地方的一个民俗活动：当地的藏族同胞有每年向湖中抛食物的民俗，据说流行了三百年，用来纪念仓央嘉措，并传说仓央嘉措“自溺”于湖中。
这显然是藏族版本的“屈原投江”的故事。可汉族地区端午节包粽子抛入江中的习俗，就一定说明屈原是投江自溺的吗？目前学术界对屈原的死因和死亡方式有了更多的研究成果，几乎完全推翻了“端午习俗说”成立的可能性。“屈原自溺说”的根据无非是他的《怀沙》诗一首，是典型的以诗歌作品推测出人物生平的事例。可笑的是，既然仅凭一首诗不能证明屈原自溺，怎么就凭仓央嘉措的诗说他有情人呢？既然端午习俗不是屈原自溺的证据，凭什么青海湖投食就一定是为了纪念溺水而亡的仓央嘉措呢？
“自溺说”明显是民间心理揣摩出来的产物。况且，这一说法也没有充分的文献资料记载，就连青海湖投食的民俗，除了当地有此民风，外界也不见记载。
那么这个民俗是怎么形成的呢？很可能跟“死亡说”的另一种说法“病逝说”有关。因为在这个说法中，仓央嘉措病逝后，和硕特蒙古人将他的尸骸抛弃掉了，也许这使得青海湖畔的人民认为扔在了湖里，因此每年往湖中投食物祭奠。这大概就是青海湖投食民俗的来源。
所以，“自杀说”很可能是“病逝说”的民间演绎版本。当地群众怀着某种特殊的心理和情感，不接受他英年病逝的事实，由“抛尸”这一细节出发，创作出更为悲壮的死亡方式，以烘托典型人物的典型悲剧色彩，这是可以理解的。
于是，我们关注的焦点转向了“病逝说”。
然而，又很有可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先是谋害，之后在上报中央政府时以病逝为由开脱罪责，或者谋害在先，但后世为了给某些人文过饰非，故意篡改历史档案，伪造了病逝的理由。那么，“谋害说”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
当代有一些持“谋害说”的学者，国外研究者也曾撰文提及“谋害说”。比如，罗马大学的东亚历史研究专家伯戴煦（Luciano Petech）著作《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和西藏》中记载，“（仓央嘉措）于1706年11月14日死于公噶瑙湖附近。虽然按意大利传教士的说法，传闻他是被谋害的，但汉、藏的官方记载都说他死于疾病，而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可以怀疑它的真实性”。
从这段记载看，国外学者认为“谋害说”是个传言，并没有什么证据证实，虽然它是意大利传教士说的，但该国的藏学专家、国外藏学研究公认的泰斗杜齐（Tucci，1894年～1984年）在《西藏中世纪史》中只简单地说，“在黑河附近，仓央嘉措丧命”，看起来同是意大利人，他也未必认同“谋害说”。
那么，谋害有没有可能呢？
答案是：有可能，但很难。
有可能，是基于拉藏汗的心理出发，他一定是想除仓央嘉措而后快、并拥立代表自己利益的益西嘉措。据传，益西嘉措是他的儿子。
但是，想法可以有，但行动起来很不现实。首先，拉藏汗是打着将仓央嘉措“押解京师”的旗号的，半道弄死了算怎么回事？那又如何交待？其次，他应该是坚信，仓央嘉措送到京城就必死无疑，那么现在何必心急？这么急着下手自己岂不是被动？第三，虽然仓央嘉措名义上被“打倒”，但是，拉藏汗是和硕特蒙古人，蒙古人早已服膺藏传佛教，尤其和硕特部更是坚定的信徒，就算拉藏汗有这个心，手下人谁来下这个刀？
从现存史料上来看，“谋害说”并没有充分的证据，即使是国内学者也都是像伯戴煦的行文一样，猜测性的语气比较多。如此，“死亡说”只剩下“病逝说”这一种观点了。
“病逝说”观点有很坚实的史料证据，这就是《清圣祖实录》：“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庚戌，理藩院题：‘驻扎西宁喇嘛商南多尔济报称：拉藏送来假达赖喇嘛，行至西宁口外病故。假达赖喇嘛行事悖乱，今既在途病故，应行文将其尸骸抛弃。’从之。”类似的记载也出现在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的《起居注》中。
此外，民国时期洪涤尘著《西藏史地大纲》中说，“假达赖行至青海，病死，时年二十五岁，康熙四十六年也”。（这里说的“二十五岁”是虚岁）
我国藏学学科的创建者之一的王辅仁与索文清合著的《藏族史要》中也持此观点，“公元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仓央嘉措在解送途中，病死在青海湖畔”。
以上是近代、现代、当代三个历史时期中“病逝说”的代表。至于他患了何种病，有学者认为是水肿病。
可是“病死说”显然又是有疑点的。当时，康熙皇帝已经派护军统领席柱、学士舒兰为使入藏，一方面是封拉藏汗为“翊法恭顺汗”，另一方面便是押送仓央嘉措入京。拉藏汗先是不肯，后来又主动押送。可是，将仓央嘉措的“死讯”上报朝廷的人，却是驻扎西宁喇嘛商南多尔济，为什么朝廷钦差不报告？他们的奏折在哪里呢？
此外，尸骸的处理也耐人寻味。史料上记载是“弃尸”，即使仓央嘉措此时被认定为“假达赖”，但这么大的政治问题，如此处理不显得过于草率吗？这不是明显要造成“死无对证”的情形吗？难道康熙皇帝对此没有一点疑心？
疑心是应该有的。早在这年的十月，康熙皇帝派席柱去西藏押解仓央嘉措入京时，朝廷上就有反对意见，皇太子和很多大臣问，把一个假达赖弄来干什么？康熙解释，这是因为仓央嘉措虽然是“假达赖”，但是毕竟有这个名号，“众蒙古皆服之”，因此，他怕准噶尔部将他弄去，那样一来，准噶尔部就可以号令整个西部，“如归策旺阿拉布坦，则事有难焉者矣”。这个策旺阿拉布坦就是噶尔丹的侄子、此时准噶尔势力的首领（台吉）。事实证明，康熙皇帝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后来准噶尔方面果真要迎请仓央嘉措前去。
如此看来，康熙皇帝对仓央嘉措的处理是非常周密、并且还比较有前瞻性预见的。而如果他“病故”，既没见到尸首骨灰，也没见到钦差的奏报，事后更没有追查，难道他真就相信仓央嘉措死后抛尸了？
这岂不令人疑心？
以上关于“死亡说”的证据，还有一项正史史料从未涉及，那就是《清史稿》。让人琢磨不透的是，在《清史稿·列传·藩部(八)西藏》一节中只说，“因奏废桑杰所立达赖，诏送京师。行至青海道，死，依其俗，行事悖乱者抛弃尸骸。卒年二十五。时康熙四十六年”。
这就是说，《清史稿》只说其“死”，死因却不明说。为什么不沿革《圣祖实录》的记载明确地说“病逝”呢？《清史稿》编纂的时候，世上已经流传着仓央嘉措死亡时间及死因的种种说法，会不会是编纂者受到了什么民间影响呢？
这一民间影响，很有可能就是“遁去说”。这一说法虽不见于正史，但野史、传闻比较丰富，甚至有人见过实物证据，由此一直受到极大的关注。
如果我们的考证之旅再周密、谨慎一些，还会发现更为复杂的情况。在前面我们分析“病逝说”和“谋害说”的关系时提出，有可能发生谋害在前、伪说病逝在后的情况，而实际上，也完全可以遁去在前、同样以病逝为由交差了事。
也就是说，在青海湖畔，无论是仓央嘉措自己逃跑的“失踪说”、蒙古人恳请他逃跑的“放行说”，还是其他政治势力将他接走的“营救说”，其结果都是以仓央嘉措病逝、抛尸为结论上奏朝廷，匆匆结案。所以正史记载他“病逝”了，而真相很可能是“遁去”了，两种说法是完全可以并列出现的，并不意味着否定正史记载。
那么，以上三种“遁去”的方法，哪一种更有可能呢？
“失踪说”明显有神话色彩和附会痕迹。此种说法认为，仓央嘉措是用“大法力”从刑具中脱身，之后飘然而去。后来他又使用过好多次“大法力”。比如给人救命、降伏魔障等。民间流传比较广的是“拘狼”的故事，话说他云游到阿拉善，以为人放羊为生。有一天，他放的羊被狼吃了，主人大怒，要惩罚他。仓央嘉措不认罚，于是一声口哨将狼招来，对主人说：“你的羊是它吃的，你和它理论理论吧。”见到此等“大法力”，蒙古人才知道这就是达赖活佛。
很明显，这太过神奇了，是一种对有传奇色彩的人做传记时常用的笔法。不过，“失踪说”本身倒也未必没有可能，但是，别相信他施展了什么“大法力”，要是真有神通他也不会被捉住了。如果此说成立，他只不过是趁人不备逃走的。
逃走，这有可能吗？
有可能，但很难。
第一，他是被押赴京师的，看管一定极为严密，更有史料说格鲁派僧兵曾三次营救但都告失败，蒙古大军必定层层设防，一个二十多岁又没练过武功的人跑得出来吗？第二，往哪儿跑？回拉萨只不过面临第二次被捉，而且肯定又要刀兵相见，而跑到别的地方就那么安全吗？正如不存在自杀的理由一样，他同样没有逃跑的必要。
反对“遁去说”的学者提出意见：以当时的严冬天气，在冰天雪地的青藏高原上，在远离家乡、举目无亲的荒滩野岭中，逃出去岂不是找死？如果要逃，最好的地点应该在甘肃或者蒙古地区。
这是基于常识上的推理，但是，却忽视了另两种可能——“放行”和“营救”。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以“跑出去也是死”“没到跑的时机”而根本否定“遁去说”，如果真的“放行”，那么，也就存在蒙古人送给他足够的衣食的可能性，至少，被“放行”的仓央嘉措是可以讲一讲条件的：既然“放行”，必然是拉藏汗方面遇到了不得不放的难题，此时的仓央嘉措应该清楚，走是可以的，但怎么走、怎么保证自己走得安全，他是有说话的主动权的。另外，如果真的有其他政治势力“营救”，他也不至于冻饿而死。
如果“放行说”成立，那么，拉藏汗为什么要放、而且必须放呢？放了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如果“营救说”成立，那么，是谁将仓央嘉措接走，又是在什么情况下接走的呢？
于是，关于仓央嘉措身后行踪的最大谜案，渐渐浮出水面。
“营救说”，记载在蒙文的《哲卜尊丹巴传》中，但要说明的是，这种“营救”并不是格鲁派僧兵三次武力救援那种军事行动，而是在几方政治势力达成政治交易后，将仓央嘉措“接走”了。不过，这种说法仅见于蒙文材料中，没有充足的证据，而且，它本身也不太可能。
因为“营救说”的最终落脚点还是“阿拉善”，而它的产生背景、发生条件、事后情节等都与“放行说”差不多，所以，了解了“放行说”，“营救说”也就基本上真相大白了。
持“放行说”的正史主要是法尊大师的著作《西藏民族政教史》，其中说，1706年桑杰嘉措遇害身死以后，“康熙命钦使到藏调查办理，拉藏(汗)复以种种杂言毁谤，钦使无可奈何，乃迎大师晋京请旨，行至青海地界时，皇上降旨责钦使办理不善，钦使进退维难之时，大师乃弃舍名位，决然遁去……尔时钦差只好呈报圆寂，一场公案乃告结束”。
法尊（1902～1980年），俗姓温，法名妙贵，字法尊，是现代著名佛学家、卓越的翻译家，也是少见的获得藏传佛教最高学位——拉然巴格西的汉族僧人，正是他第一个把藏传佛教的显密理论系统地介绍到汉地的。他的《西藏民族政教史》著于民国时期，是为汉族佛教徒撰写的第一部介绍藏传佛教历史的专著。
法尊大师的观点是现代“放行说”的代表，但他所述的这段文字漏洞颇多：
其一，整个事件原委与正史记载有些许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