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公度受到李、白重用的原因
王公度是广西永福人，原是书香子弟，在旧制中学毕业后，去桂林法政学校和北京大学深造，均未毕业。时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也在北大旁听，因王、李是广西同乡，而彼此又爱好京剧，以此密切往还，相见恨晚。宗义把王荐给他的兄长李宗仁，请以国士待之。适第一次国共合作，两广宣告统一。国民党首要纷纷保送子弟赴苏留学，以适应时代的潮流。此时王公度也得李宗仁的资助，同李宗义及其妻弟韦永成去莫斯科入中山大学学习。丁中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在学校时是最不用功的学生，天天下棋，拉拉胡琴，翻翻中国线装书，有些名士派。”王公度在莫斯科留学期间，唯对苏联共产党的组织的严密性，具有极深的印象。
李宗仁一介武夫，起得快，跌得也快。一九二六年北伐兴师时，他最初不过是国民党八个军中的第七军军长，到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再起重掌军权，李宗仁就一跃而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平起平坐。殊不知功高震主，易于遭人疑忌。一九二九年蒋介石以武汉分会擅自改组湖南省府为借口，大兴问罪之师，李宗仁终于在“蒋桂战争”中倒下来了。如果不是俞作柏、李明瑞出尔反尔，拥蒋反蒋，还不会给他以东山再起的机会。一九二九年秋张发奎在鄂西树起反蒋旗帜，分军经湘入桂，因广西局势突变，汪精卫才接受张定璠的建议，促李宗仁回广西领导桂军，促成桂张合作的局面。在此转变期间，王公度从苏联回到广西，他看到的是一个战火纷飞的混乱形势，没有其个人回旋和表现的机会。
然而不久机会来了，使王公度平步青云。
一九三〇年春，李宗仁联合冯玉祥、阎锡山反蒋，爆发了中原大战。李宗仁从广西倾巢出犯，企图与冯、阎会师武汉。
一九三〇年六月，李宗仁所统率的第一方面军，前锋已经进抵岳阳、平江，因后队黄绍竑未能依照作战计划及时开到衡阳，以至桂军被粤军蒋（光鼐）、蔡（廷锴）两师拦腰切断。李宗仁回师救黄，七月初洪桥一役，桂军大败。
此次衡阳之败，张发奎归咎于黄绍竑，黄绍竑自知处境困难，于八月二十一日从桂林良丰发出“马”电，自请辞去副总司令兼广西省政府主席职务，并向蒋介石呼吁“和平”。这是黄绍竑脱离所谓“桂系”的起点。张定璠原是白崇禧在北伐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时的参谋长，以后又任上海市长，蒋桂战争后被蒋下令免职，自此与汪精卫接近。黄绍竑发出“马”电后，汪派张定璠来对李宗仁、白崇禧说：“你们这几位广西佬，本来是以感情结合的，谈不上为一种政治主张而共同奋斗。到了个人利益和感情发生冲突时，就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黄绍竑最近的行动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汪精卫通过张定璠向李宗仁、白崇禧提出这样的建议：广西应成立一个秘密的政治组织，作为团结桂张军的领导核心，并重提“护党救国”口号共同奋斗以求其实现。李、白把这一建议同张发奎商量，张立即赞成。自一九二七年九月国民党特别委员会产生以来，张发奎就热衷于“护党”“拥汪”；汪精卫在香港建立国民党地下中央，也是以“护党救国军”的名号来发动张、桂军反蒋的，现在李、白为要同张发奎合作而与黄绍竑划分界线，只好因势乘便，继续使用“护党救国”这个招牌了。一九三〇年九月初，一个名为“护党救国革命青年军团”的秘密政治组织就在柳州诞生了，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为中央干事会干事，王公度为书记。王公度从苏联学来的那一套组织本领，现在派到用场了。后来王公度就依靠这个组织起家，一身兼任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政训处长、军校政训处长、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常委、广西省政府委员，并为李、白在香港、上海建立了一整套情报系统，专门搜集南京政府的情报。李、白注意外事活动和有计划地搜集国民党政府各派系的活动情况，首先是出自王公度的建议。
我认识王公度，得力于许高阳的介绍。许是鄂籍的一个青年军官，因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之变到桂避祸。一九二九年我在李明瑞的广西编遣特派员办事处中与他共事。十月李明瑞反蒋失败，我们又离散了。一九三〇年八月，李宗仁率领的第一方面军，从湖南失败归来，在柳州进行休整时，我同许高阳一起在总部工作。许为人好学不倦，勤于探索，他多次提起，我应当与王公度谈谈关于广西今后的做法问题。在许力促下，我与王公度终于见面了。王公度对我的印象似乎不坏，是他和许高阳做介绍人，把我吸收到新成立的“护党救国革命青年军团”去的。我初不知这个秘密组织的后台是谁，到加盟时，才赫然发现是总司令李宗仁。
我受李宗仁、白崇禧赏识，以后又成为李宗仁的心腹，得力于王公度的援引。他负责主持组织工作，不能唱独角戏。那时李、白在北伐时起用的干部，如潘宜之，麦焕章在北平参加“扩大会议”未归；总政训处长黄同仇是黄绍竑的人，就要把他排挤出去，副处长韦永成虽与李宗仁有戚谊，但不是适于搞秘密工作的人。王公度找来找去，结果以我为最适宜于做他的助手。在一九三〇年十月白崇禧把滇军赶跑后，陈济棠的粤军主动自宾阳退桂平以东地区，邕柳路复通，李宗仁把他的总部从柳州迁到南宁去。李、白为要把这个秘密组织健全领导体制，完善规章制度，特嘱我和王公度去陆氏花园（即共和路118号）同白崇禧住在一起，全力以赴地去发展组织，重建领导中心。
那时王公度已有三十多岁，生得中等圆胖身材，戴着一副八百度的近视眼镜，为人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好与人僻室长谈，在个别谈话中善于揣摩对方心理，而登台演讲则非其所长；他爱下棋，唱京戏，有时对客自拉自唱，意气甚豪，为人不修边幅，在人前搓香港脚（脚气），边搓边嗅，不拘形迹。白崇禧对人像蒋介石那样，重仪容，讲外表，后来王公度逐渐失欢于白崇禧，与他的名士气派大有关系。
一九三一年春，蒋介石把国民党内所有反蒋势力统统肃清了。黄绍竑前往南京投蒋，李宗仁局促南宁，一筹莫展。可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二月底蒋介石突然把胡汉民扣留起来，陈济棠从来靠胡当后台，自此在胡的智囊古应芬策动下，联络李宗仁一起反蒋。四月下旬，陈济棠派人到南宁向李、白求和；四月二十五日，李宗仁派王公度去广州招聘。王公度到粤后电李、白说，广州组府反蒋，要拉汪精卫下水才行。李宗仁于是派白崇禧、张发奎于五月二十日到广州，见陈济棠、古应芬后即去香港跑马地找汪精卫。在白崇禧、张发奎游说下，不仅汪答应赴穗共商组府大计，连受蒋之命南下做说客的孙科也被拉到广州去了。以后虽因“九一八”之变，召开上海和会，倡言宁粤合作，但粤桂团结对蒋的割据局面，竟维持至六年之久。
以后王公度到上海，找他在北京读书时认识的好朋友郑士襄医生，利用后者在上海法租界所开设的医务所，设置一个情报机构，专门搜集蒋介石政府的情报。例如蒋组织蓝衣社，广西知道得很快，文件和名单，王公度都能搞到手。那时李宗仁为稳定陈济棠的反蒋立场，长期住在广州百子路孖棚岗公馆，广西军政事务，完全由白崇禧个人主持。白崇禧为了不使王公度暴露搞情报的身份，所有支付王公度使用的机密费，完全由白崇禧写特支条子给我，由我具名向总部经理处领下来，然后再交给王公度，王公度得到的情报，也是由我当面交给白崇禧。这个办法一直维持到一九三四年我去欧洲学习为止。王公度利用郑士襄做情报工作，连韦永成身为王公度的副手——总政训处副处长也不知道。例如韦永成在《王公度案》一文中说：“郑是学医的，居然做起总政治部的训练科科长，脾气古怪，替王公度得罪了不少人。”于此可见王公度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到家。
一九三三年，两广外交特派员甘介侯介绍留美同学邱昌渭到广西来，先后任总部、省府秘书长。王公度的工作班子绝大多数是留学生，如谢苍生任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张威遐、李一尘、陆一远、曾希颖、 闭有清等任军校政治教官，高理文任师专讲师等等。王公度对留美学生非常敏感，认为邱昌渭入桂后将大量引进留美同学，成为他的隐患。其实，这一点王公度估计错了。后来在李、白面前攻击王公度的不是邱昌渭，而是潘宜之。潘是湖北广济人，有仪容，擅辩才，在一九二七年东路军出上海时，当过白崇禧的秘书长，但笔墨非其所长。一九三〇年“扩大会议”失败后潘赴英学习，一九三四年返广西，白迫王公度将总政治部主任一职交潘接任。徐亮之在《亮斋随笔》中写道：“诸将以李、白夙右公度，敢怒而不敢言。外客稍稍敢言者，亦惟潘宜之一人而已。”这是事实。
王公度在“两广事变”中的表现
胡汉民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二日因脑溢血逝世，两广局势随即起了激烈的变化。首先蒋介石派王宠惠、孙科等以吊丧为名来广州，要陈济棠将广东军政两权交还中央，陈不肯照办，因强拉李宗仁一道反蒋，从而爆发了从六月一日开始的“两广事变”。六月二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决议：“电请中央北上抗日，收复失地。”粤桂两省部队同时向湖南出动。实际上这是真反蒋、假抗日的一出闹剧。
蒋对两广事变的策略：一方面派兵到湖南衡阳防堵，一方面分化广东内部。七月四日起，广东空军开始叛逃到香港、南昌。八日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又发通电拥护蒋介石。陈济棠见众叛亲离，遂于十八日离粤赴香港，两广与南京对峙五年的局面于是宣告结束。
陈济棠失败后，蒋介石要乘机解决广西问题。七月二十五日，蒋发布明令：调李宗仁到南京当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白崇禧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同时令黄绍竑回桂收拾广西局面。当时派陈诚为广州行营主任，集中大军，指向西江。大有李、白不听调动，即用军事解决之势。
李、白不甘示弱，决定抵抗。七月二十七日，李济深应李、白之邀偕胡鄂公到南宁，商组府反蒋大计。数日后他又回到梧州家乡，八月八日，李济深复偕张文抵南宁，与李、白商讨反蒋政略与战略，同时起用十九路军将领翁照垣编组一个师，在广东南路活动。八月二十四日，在南宁总部召开一个各党派、各团体代表的联席会议，由李济深主持，参加的有：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杨东莼、王公度、李任仁、张文、胡鄂公、刘斐、刘芦隐、蔡廷锴、何思敬、夏威、彭泽湘、邱昌渭、章伯钧等。在会议中，王公度和胡鄂公一样，主张在广西开府反蒋。而李、白因参谋总长程潜已于八月二十日衔蒋之命派唐星来南宁谈判，和议尚未绝望，未予积极支持。当时决议：关于组府问题将“中华民国国民救国委员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两案电张学良、刘湘征询意见，俟得到答复，再行决定。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意存观望，静候局势发展。
九月二日，蒋介石派居正、程潜、朱培德为代表到南方商谈和平。三日晚上，李宗仁召集白崇禧、黄旭初、潘宜之、王公度、李任仁在广西省政府大楼举行会议，讨论和战问题。会上王公度仍主张团结进步党派，在南宁另创新局面，直到深夜，未有结论。四日上午继续讨论。李宗仁说：“‘六一运动’（即两广事变）以来，虽与各方面有密切联系，但只有救国会（杨东莼代表）寄予精神上的支持；张学良尽管坚决抗日，但倒蒋未必参加，刘湘则始终不肯一同露面。在上述情况下，广西独立支撑，财政断难持久。如果蒋答应抗日，而又维持广西现状，应以和为上策。”于是拟订了九条和议方案。于九月四日下午一时派刘斐偕居、程、朱三人飞粤见蒋，蒋桂对立就这样妥协了。显而易见，蒋桂妥协是王公度极不惬意其出现的一种局面。后来据刘斐在《两广“六一”事变》中追述：王公度曾同胡鄂公一样，主张在广西开府反蒋。胡鄂公系于七月二十七日偕李济深从梧州到南宁，他的意见与李济深如出一辙。可知在两广事变时，广西内部已有派性存在了。
王公度与张云逸访桂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李宗仁、白崇禧接到张学良密电，请派人去西安一谈。李宗仁于是派刘仲容为代表前往西安晤张。刘仲容到时，西安事变已爆发，张学良接见刘仲容时说：“立即同李宗仁、白崇禧电报联系，呼吁广西的支持。”
一九三七年五月，刘仲容奉派从延安回到广西。他在延安时曾见到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此行是为中共中央代表张云逸访问广西做准备的。
刘仲容在桂林见李宗仁后，李即嘱王公度为张云逸访桂予以安全保护和交通便利。
原来王公度在香港设有秘密机构，他很快同张云逸建立联系。张云逸和周恩来副主席于五月离开延安到西安。六月底，张云逸偕秘书李实（即“文化大革命”前的广东统战部秘书长罗理实）到香港，依照王公度的布置，从香港乘船到梧州，到时由梧州市公安局长李一尘负责接待。李一尘是广西桂平人，王公度的留俄同学，曾任南宁军校政治教官。此时他调任梧州公安局长，是专门为张云逸访桂安全而作出的人事部署，于此可见王公度煞费苦心。
七月六日，在李一尘的安排下，张云逸偕秘书李实从梧州乘汽车去桂林，刘仲容预先在荔浦汽车总站迎候，下榻乐群社，由王公度陪同去八桂厅访李宗仁。
李宗仁对张云逸访桂异常重视，七月四日夜即召集白崇禧、李任仁、李品仙、黄同仇、王公度、黄旭初、潘宜之等举行会议，讨论张云逸访桂问题。王公度说，中共现在采用的是逼蒋抗日的方针，与我方态度是一致的。应乘此次张云逸访桂的机会，建立比较密切的合作关系。黄旭初说，在抗日问题上，共产党极力与国民党争领导权，务须注意此点。当晚未有结论。
七月五日继续开会。根据黄旭初当天日记，会上有人说，目前政治必须把握下面三点：一、抗日；二、民主政治；三、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即根据上述三点制定其方针政策，所以广西与中国共产党在奋斗目标上实无二致，应与深相联合。这是谁的意见，黄没有写，就后来桂局发展来估计，当属李任仁、王公度无疑。
黄旭初是最反对上面观点的人。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应树立自己之理论，不能抄袭共产党理论、方针与政策，此为政治家应有的态度，如果从学究态度去搞政治，必败无疑。”从上面所述看来，足见当时双方针锋相对，争论激烈。会上只有李任仁、王公度站在一起，其他都是反对派。李宗仁为人厚重，不作左右袒。白崇禧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蒋介石与共产党，也不会即席表态。
反动派精心炮制杨陶增案来陷害王公度
两广事变爆发后，潘宜之负责的总政治部设有一个防谍（对付蒋特）的组织，由韦贽唐负责。韦贽唐是韦永成在去德国学习前介绍到政治部去的，其人异常反动，因受郑士襄排挤，恨王公度入骨，以去王而后快。及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这个组织就利用其职权转而对付王公度。
在韦贽唐、黄钧达（广西省党部常委）、蒋培英（南宁高中校长）三人密谋下，一九三七年七月中的一天，白崇禧在南宁处理总部结束的工作，南宁高中校长蒋培英来向白崇禧报告，说他的学校有一位教员杨陶增，在南宁高中发展“托派”组织，反对抗日。白即接受蒋培英的建议，派黄钧达协同调查。黄钧达审讯杨陶增时，后者信誓旦旦地说：“王公度是广西托派的领袖，我是直接受命于王公度在南宁高中发展组织的。”后来白崇禧亲自传讯杨陶增，他也这样说。白将此情况报告李宗仁，李令韦贽唐负责调查。韦永成对此非常感慨地说：“我以前派韦贽唐、庞耀辉等负责的工作是专为防谍的。想不到今天竟用在王公度身上。”
杨陶增这个人，现在还在，我的一个旧部下陈大文有一次同他谈到王公度案。杨陶增说：“当时是黄钧达要我这样说的，以在物质上给我优厚待遇为交换条件。”事后，李宗仁、白崇禧批给杨陶增每月生活费二百元。这就证明了杨陶增诬说王公度是托派头子完全是受人指使的。李、白也被蒙蔽了。
据李一尘对我说，在王公度拉到广西工作的留俄同学中，只有陆一远、张威遐、区渭文三人参加过“托派”，其他都不是。后来我参阅了所有关于记载“托派”的文件，其中包括《文史资料选辑》所刊载的《中国托派的产生和兴亡》一文，也证实了这一点。
黄旭初是主张去掉王公度最力的一人
张云逸访桂所得的唯一成果，是李宗仁、白崇禧十分赞赏中共中央所提出的“逼蒋抗日”的方针。在两广事变后，蒋介石多次派人到广西邀李、白入京，共赴国难，他们都一一婉辞，并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只要蒋介石不抗日，他们就不到南京。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蒋介石以“蒸午”电任李宗仁为庐山暑期训练团团副（团长蒋自兼），李不应。仅派黄旭初、夏威两人去庐山就训。七月三十日，庐山训练团教育长陈诚约见黄旭初、夏威，说蒋要他们两人电李、白入京，同时蒋派刘斐持蒋函去桂访李、白。刘过九江时上庐山晤黄旭初，说蒋迫于形势，只好抗日。八月二日，蒋介石亲电李、白，邀白崇禧入京共济艰巨。根据当时情势估计，蒋要白入京以增强他的政治声势。八月三日，白电复蒋允应邀入京。八月四日，白乘蒋派来的专机从桂林飞抵南京，潘宜之、刘斐、黄季陆同行。八月六日，蒋在召开的军事会议中宣布任命白崇禧为代参谋总长（因参谋总长程潜在平汉线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八月下旬，黄旭初、夏威在庐山受训完毕，到南京晤白崇禧，时王公度也从香港到了南京。在临别时，据黄旭初在日记中写道：“健公（白崇禧）对余云：思想纠纷问题，嘱回报德公（李宗仁）早日处置。特使王公度随同回桂，免其他适。”黄日记中所说的思想纠纷问题，即联共抗日与反共问题。王公度当然是主张联共的。至于“使王公度随同回桂，免其他适”，又预示着等王公度一到广西，就要把他抓起来。黄旭初当时是广西省政府主席兼“革命同志会”政治委员会主委，专门处理有关这个秘密组织中的政治问题。他鉴于抗战爆发后，李、白均将离开广西，后方由他负责，而王公度是负责组织的，有群众基础，必须搞掉王公度，才能消除心腹大患。如要达此目的，他个人还不行，必须联络潘宜之、李品仙才能做到。不久，潘宜之也应邀回到广西。
说到潘宜之，还应补述一事，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蒋派财政部长宋子文由广州飞抵桂林，商谈广西金融问题。原来蒋桂在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广西银行发行以毫洋为单位的桂钞，究竟同中央银行的法币的比值如何确定，迄未得到解决办法。宋抵桂后，李、白派潘宜之负责同他商谈。结果宋得蒋的授意，十分慷慨，答应以法币一元兑取桂钞二元，并不查问广西银行发了多少桂钞。这无异在财政上帮了李、白一个大忙。有没有交换条件呢？肯定是有的。后来看到潘宜之那样热衷于搞掉王公度，因知木有本，水有源，固非偶然。
八月二十二日，李宗仁听取了黄旭初关于白崇禧所说“思想问题”的传达，第一次召集李品仙、夏威、黄旭初三人讨论此事。黄旭初在日记中写道：“经年悬案，现在始获初步决定。”他为什么说“经年悬案”呢？原来这一问题，在两广事变时已经存在了。这关系到联共反共问题，黄旭初是最反共的。他在七月四日日记中写道：“共产党极力争领导权，我应用最新式之方法打倒之。”“我欲打倒共产党，应树立我自己之理论。”观乎此，就可概其余了。
王公度被害的经过
在黄旭初、潘宜之、李品仙等人策划下，自八月二十二日起，派韦贽唐负责调查王案，这就给韦以落井下石的机会。韦报告王公度有其自己的组织体系，竟说得那么神秘：“核心之中有核心，外围之外有外围。”示意王公度是利用“革命同志会”来做幌子以发展其个人组织的。根据黄旭初日记，八月三十日，李宗仁下令将王公度、谭裕看管，并电南宁将谢苍生（谢那时已任南宁军校政治部主任）、韦干等扣留查办。
黄旭初在九月一日的日记中写道：“前日检查王公度之行李，有《目前工作计划大纲》，赫然王公度欲自为首领，企图破坏团体（即“革命同志会”的代名）。该文件之字迹，极似何作柏手笔，讯之果然，因即扣留。”
关于何作柏被扣一事，丁中江在《广西王公度被杀的前因后果》一文中说得比较详细。丁文说，与王案有关而一度任过白崇禧的侍从副官陈寿筠说：“党所毕业的同学（即李任仁主持的党政研究所），有一个叫何作柏的，原先是军校政训处的处员，后来调总司令部任秘书，但是他真正的工作是跟王公度任秘书。王被扣时，他也一同被扣。潘宜之提他到潘公馆单独同他谈过两天的话，并把他的太太莫栖迟也接了去，威胁利诱，由何写了一份自白书，然后根据这份自白书来定王的罪状。”“所谓在王的行李内搜出他指导干部的工作纲领，也是何作柏这样供的，说王公度在被捕前，住在桂林大华饭店的时候，曾经召集了十多个工作干部谈话，指导如何工作，当场决定一个夺取政权的工作纲领，而这个纲领，又是注明王公度口述何作柏笔记的。”
有了这个所谓“工作纲领”，李宗仁遂以此为依据，于九月六日中山总理纪念周中“宣布王公度破坏团体、争取政权之阴谋”。实际上所谓破坏团体夺取政权，只因这个“纲领中有前方争取地位，后方联络中共”两句话罢了。
至九月二日李宗仁召集的讨论党案会议中，已成立了一个审讯王公度委员会，以李品仙为委员长。韦永成也是审讯王案的成员之一，他在《王公度案》一文说：“王公度被押后，此案不审不问，终不是个道理，一般人总是说：捉虎容易纵虎难。李（宗仁）为解决此事，指定高级干部审讯此案，我一看参加审讯的名单，就知道王公度非死不可……一般高级将领以及省高级干部，除李任仁外，都对王公度不好，也可以说是怕他。他们认为如果王公度的小组织发展成功，下层干部都听王公度，权力可以超过李、白，一般高级干部哪能不怕。”徐亮之也说他“开罪军人”是他致死的“远因”。
九月五日，即李宗仁公开宣布王公度“罪状”的前夕，以李品仙为首的审讯委员会，“判极刑十三人，李德邻逡巡不忍，逾旬无执行意。时廖磊率军北上抗日，扬言说‘公度不死即屯兵不前’”。李宗仁不得已乃于九月十五日由“第五路军总司令部将王公度、谢苍生、区渭文（参加过托派）、韦干（共产党员）、陶保垣（共产党员）、崔真吾（南宁高中教员）枪决，并密令党政军知照”。黄旭初得意扬扬地说：“此为本省第二次清党，距第一次清党适为一十年。”黄旭初把杀害王公度等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视齐观，是则王公度案的本质如何，已不难想见了。
丁中江在《广西王公度被杀的前因后果》一文中引述了陈寿筠的回忆：据说当天早晨（即九月十五日），宪兵团长邓光伦亲携酒肉到王公度被扣押的房间，请他吃酒，王公度不料有此结局，大吃一惊，大声喊道：“李宗仁竟要杀我！”曾向邓要求见总司令，邓不许。王公度喝了一碗酒，就被绑至南门外刑场枪决。
事情再没有比这更凑巧的了，九月十八日我应召从欧洲返国参加抗战，同陈济棠、林翼中等乘意大利邮船CONTE YERDE号从威尼斯到新加坡，上岸访《星洲日报》编辑黄征夫，当天该报便以横额彩色大字标题发表“广西发现托派活动，王公度已被判处决”的消息，当时不禁在想：如果我不去欧洲学习，有我这样善于调处人事关系的人从旁缓和广西内部矛盾，王公度或不至于有这样的悲惨结局。
王公度被害以后的反响
一九三八年初，军事委员会在武汉进行了一次改组。我那时以副参谋总长办公室秘书的名义在白祟禧身边工作。白把我介绍给蒋介石，说我一目十行，过目成诵，那当然是过誉了。蒋为此把我任为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副处长，那时处长是胡宗南，康泽是代处长。
一九三八年国民党临全会闭幕后，蒋要白崇禧介绍一些广西政治干部到中央机关去工作，指名要李任仁留在中央，但李坚决拒绝。白看到广西缺乏政治人才，不禁大骂王公度案处理不当，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像王公度那样的人，只要关他几个月，就可以放出来重新予以任用，万万料想不到竟死了那么多人！”特别是王公度的副手谢苍生能说能写，诗文并茂，兼白崇禧的赏识，现在抗战军兴，需才迫切，白崇禧时时想起他来，认为王案损失太大了。
徐亮之（梗生）在海外一度住在我的隔壁，他同我谈到王案时郑重地对我说：“所谓王公度是‘托派’完全是假的。当王公度处死后，立刻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对外要怎样解释呢？就是说要加给他什么罪名呢？对此，李宗仁绕室彷徨，一筹莫展。我因建议道：‘何不给王公度扣上托派的帽子？’德公纳议，遂定案。”韦永成在《王公度案》一文中则提供了另一说法：“杀了王公度说是要公诸世人，有一天潘宜之叫总部当秘书的徐梗生（徐亮之）来，吩咐写一篇文章发表王公度案的经过。王公度等罪名是加上托派的阴谋，这是潘宜之亲口杜撰的，也是我亲自在场所听见的。这消息发到广西、香港各报，于是大家都相信王公度是托派了。”韦文还说：“白健公（白崇禧）与我谈起此事，白说处理王公度案，当时未能详加考虑，即仓促处决王公度、谢苍生、区渭文等，实是广西很大的损失。”
白崇禧对王案做了一些善后工作，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从武汉分电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第五路军总部总参谋长夏威，将王公度案受嫌在押的李一尘、张威遐等立即释放，并调到安徽工作。那时廖磊以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席，对李一尘、张威遐等深资倚重，并不歧视，白电到后，其他王公度案中人潘欣提（判三年）、陈大文（三年）、陈寿筠（三年）、韦开（三年）、戴家瑾（二年）、杨赞中（一年）、谢殿栋（二年）、韦勉之（一年）、王心恒（六个月）等通通无条件地释放。其中陈寿筠到白崇禧那里当侍从副官，王心恒在一九三九年到我主持的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当设计委员。从此看来，王公度等死得多么冤枉！
通过王公度联系访问广西的张云逸，抗战爆发后任新四军副军长。在他安排下，新四军四支队在台儿庄战役中归李品仙指挥，运动于淮河流域，牵制从津浦南段北上的日军。在这样北动南不动的情况下，使李宗仁得以集中兵力，克敌制胜，取得台儿庄的伟大胜利。（许高阳著的《国防年鉴》，明确注明新四军四支队归第十一集团军战斗序列内）王公度死而有知，亦可告慰他在天之灵了。
一九六五年七月，我同李宗仁回国后，一直致力于为王公度做翻案的工作。一九六六年八月，那时北京正在酝酿天翻地覆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但是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依旧在北戴河海滨陪同李宗仁过着优哉游哉的避暑生活。一天，吃中饭后，我们在走廊里聊天，刘仲容忽问李宗仁：“德公，当年你为什么杀王公度？”李宗仁听了，一声不吭。依我看来，他有难言之隐。因为他屈服于南京、广西两方面顽固派的压力而杀害王公度，事后且不能透露真相，而随便加以“托派”的罪名，这样一桩不光彩的事，他能够说些什么呢！
“四人帮”垮台后，刘仲容去问一位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王公度究竟是不是托派？”他所得到的答复是：“康生说他是托派。”一天，刘仲容同我谈及此事，十分恼火，他说：“康生含血喷人，他给王公度戴上托派的帽子，这无异给周总理脸上抹黑。”言下犹有余愤。因为西安事变前后，正是周总理派他通过王公度去联络李、白的。那时，康生的问题还没有被揭露，刘仲容卒无如之何，不久他就与世长辞了。
一九八一年，我对王公度案的调查工作有了重要的突破。一个朋友从美国写信给我说，在美西部黄旭初的家属那里发现了黄旭初的全部日记，但一次只能借阅一本。我请他把一九三七年的那本借来，并把七、八、九三个月有关王公度案的部分复印给我，与此同时，徐梗生在香港逝世后，他的夫人赵湘琴女士回到桂林定居，她带回徐所写的《亮斋随笔》和丁中江所写的《广西王公度被杀的前因后果》。另外，许高阳的未亡人黄纫秋女士又把韦永成在台北《传记文学》第三十二卷第一期所发表的《程思远、马君武、王公度》一文影印给我。有了这些珍贵材料，加以我个人多年调查所得结果，博证总考，认为对王公度案作出结论，以正视听，是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