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四星陆军上将白崇禧是那种具有双重性格的人物：他一生反共，但在抗战时期却主张运用八路军的战略战术；他帮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但后来又与何应钦合作逼蒋介石下野；在国共最后一次战争时期，他也主张用枪杆子解决问题，但最后又两次电逼蒋退职；他明知不能见容于蒋，但最后又到台湾去了，白崇禧与蒋介石的矛盾，贯穿了国民党在大陆后二十年的历史。本文以白崇禧与蒋悲欢离合为中心环节，揭露国民党内部激烈斗争的情况，以求准确地反映当时历史的本来面目。
白崇禧字键生，一八九三年三月十八日出生于桂林六塘山尾村一个回民的家庭，他不信回教（伊斯兰教），他任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时，在餐桌上唯有回教人士在座他才不吃猪肉。他的始祖伯笃鲁丁是一位阿拉伯人，直到明太祖朱元璋禁用外国人姓氏，伯笃鲁丁的后裔始改姓白。看来白崇禧生得魁梧高大，他的形象表明他有中东穆斯林的血统。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马松亭对笔者说，白崇禧的祖先是在十三世纪从中东经水道来到中国的。
白崇禧的父亲白志书以脑溢血早逝，家道中落，他兄弟四人，只有他自己和六弟崇祜有机会读书，白崇禧幼年曾为广西知名民主人士李任仁的入门弟子。一九〇七年白崇禧考入桂林陆军小学，成为蔡松坡的学生，次年以病疟退学。一九〇九年与六弟考入广西初级师范，未两年辛亥革命起，参加广西学生军北上武汉参战，后由武昌南湖陆军中学转入保定军校三期，与张治中为同室、同桌的“四同”同学。
白崇禧在保定军校毕业后，曾要求去新疆训练新军，以苏联十月革命爆发，交通梗阻，不能成行，后去广西参加广西陆军模范营。这一单位在一九二一年后五次改名，白崇禧从连长、营长做到统领。在他当连长的时候，刘斐是他这一连的排长，后来刘斐以战略家闻名，实际上是白崇禧一手把他培育起来的。杨东莼两次到广西工作，徐悲鸿在三十年代中期在桂林待得那么久，也是白崇禧刻意安排的。
一九二三年白崇禧在广州治足伤，受黄绍竑之托去见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白慰勉有加，即委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军长，后来广州大本营由李济深穿针引线，通过李宗仁、黄绍竑两人的努力统一广西，都是从这一突破点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九二四年，白崇禧代表黄绍竑说服李宗仁，请其同意先打陆荣廷（1859—1928，广西武鸣人，字干卿。游民出身。1907年镇压孙中山领导的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1911年升为广西提督。辛亥革命时，任广西都督职位，继被袁世凯收买，反对孙中山起兵讨袁。1916年护国运动期间，乘机攻占广东，成为桂系军阀首领。1917年，参加孙中山在广州成立的护法军政府，勾结政学系改组军政府，排挤孙中山。1920年被粤军击败，退回广西，次年被粤军逐出广西。1923年，受直系军阀吴佩孚指使，回广西活动，翌年又被驱逐。1928年在苏州病死。），后打沈鸿英的方针。一九二五年，沈鸿英盘踞桂林，唐继尧又引滇军主力入柳州，声称要到广州去就任副元帅职（孙中山先生曾任唐继尧为大本营副元帅，孙先生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病逝，唐即乘机与广州杨希闵、刘震寰的滇桂军合作，声称带滇军到广州就职）。白崇禧先轻军到桂北打败沈鸿英，然后回师击溃唐继尧军，如此劳师远征，在短期内连续打了两个胜仗，被人赠予“小诸葛”的盛誉，又有人称他为旧中国三大参谋人才之一。
一九二六年春，白崇禧受李宗仁之托，带湖南代表叶琪到广州，争取唐生智参加革命。白到粤后不久即发生“中山舰事件”，蒋介石趁机取得广东党政军政大权。白奔走于长沙广州之间，工作有卓越表现，所以北伐军兴，蒋介石又任命白崇禧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又因总参谋长李济深任广州留守，所以白崇禧是蒋介石身边的唯一幕僚长。一九二六年秋白崇禧指挥二、四、六、七各军在赣北歼灭孙传芳（1880—1935，山东历城人，字馨远。北洋武备学堂毕业。1923年，任福建军务督办。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后，驱逐了皖系卢永祥，任浙江军务善后督办兼闽浙巡阅使。1925年，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1926年，镇压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同年冬，其主力部队在江西南昌、九江被北伐军打垮，后投奔奉系军阀张作霖，任安国军第一军军团长。1927年8月，率部渡江反扑，在南京龙潭被国民党军打败。1935年在天津被刺死。）主力，自此蒋介石对白的指挥能力具有深刻印象。
为读者节省时间，本文只从白崇禧指挥东路军进取江浙写起，因为此后的二十年，正是国民党南京政府兴衰存亡的关键年代。了解这二十年，就会明白这一座从沙滩上建造的大厦怎样盖起来又怎样塌下去的历程。也许这只是这段历史的一个侧面，但见微知著，举一反三，只要抓住笔者所提供的时代脉络加以综合分析，就可以窥见此一阶段的历史全貌了。
白蒋结怨的根源
“四一二”清党之役，白崇禧在蒋介石身边参与密晤，可是四个月后，白崇禧却联合何应钦迫蒋下野
一九二七年春，蒋介石在南昌以国民革命军已经抵定两湖，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此时北伐军的任务，乃是进军东南各省，肃清孙传芳的残余势力。因任白崇禧（原任副总参谋长，代行李济深的总参谋长职务）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沿浙赣路进取上海；以程潜（原任第六军军长）为江右军总指挥，攻袭南京；以李宗仁（原任第七军军长）为江左军总指挥，出兵津浦路南段，切断孙传芳的退路。
白崇禧所指挥的东路军，以蒋介石的子弟兵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第二师（师长刘峙）、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和周凤歧的第二十六军所组成。一月二十九日，白崇禧率军入浙江，与孙传芳的孟昭月部在兰溪开始接触，孟部败退杭州。孙传芳即派他的警卫旅（旅长武铭）和驻在浙东的段承泽旅反攻桐庐、诸暨，以图挽回颓势。桐庐东枕富春江、北临子水河，山水相连，形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
二月十二日，白崇禧以刘峙守桐庐，自率其余各部采取大胆的迂回包围战略，直接袭富阳、新登，敌见侧后受到威胁，不战而退，其不及撤退的警卫旅，悉被缴械，旅长武铭也被俘。二月十八日薛岳师占领杭州，浙江军事至此结束。
孙传芳见主力损失殆尽，主动把上海地盘交给直鲁军毕庶澄部防守。毕兼直鲁军渤海舰队总司令，一面拟采取陆海军联合作战保卫上海，同时又派人来杭州向白崇禧密洽投诚，以白部不入上海为条件。二月二十三日，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从福建到杭州，与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赴嘉兴前线视察，他们考虑到上海有外国租界，情况复杂；同时毕庶澄又派人来求和，建议蒋介石宜静观一时，再定进止。蒋一时不置可否。
可是自二月十九日起，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的领导下，为响应北伐军进取上海的军事行动，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罢工，驻泸直鲁军为制止罢工运动，大规模地捕杀参加罢工的工人和学生。到二十二日，罢工工人在闸北袭击警察署，缴去枪支颇多。驻北伐军总司令部的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电示随东路军前进的尼基京将军说：“我们如不及时进攻上海，则武装起义的罢工工人将有被镇压的危险，务必说服白（即白崇禧）趁敌人混乱之际开展对上海的攻势，总司令进军令随后下达。”（《加伦在中国》第6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东路军奉到进军令后，何应钦和白崇禧分担进袭宁泸、泸杭两路任务，何应钦统率的一路向苏州的平望进攻，并在长兴和太湖沿岸发展。白崇禧所统率的一路，则以占领上海为目标。三月十七日何应钦攻入宜兴，白宝山、冯绍闵、郑俊彦三师退集常州，原驻上海的常之英旅奉张宗昌电召率部离开上海去无锡。张宗昌亦电上海防守司令兼渤海舰队总司令毕庶澄云：“沪宁路受敌威胁，请克日率部回南京。”可是毕庶澄在上海吃喝玩乐无所不为，舍不得离开这个花天酒地的不夜之城，卒未遵命。后来毕庶澄为此被张宗昌所杀。（四月五日，毕庶澄被张宗昌密令诱到济南枪毙，其罪名为在上海暗通赤党，贻误大局。）
三月二十日白崇禧率第一军第一师薛岳部进攻毕庶澄军防守的松江第三十一号铁桥， 同时派便衣队从浦南抄出明星桥，切断毕军与上海的供给线。次日，薛岳占领泸南的龙华， 闻报上海总工会所属的工人纠察队在普遍袭击各警署夺取武器弹药后，正向驻车站的直鲁军猛攻，双方相持不下，白崇禧据报以机不可失，立即派兵到北站协助工人纠察队，夹击直鲁军，一个冲锋，直鲁军便放下武器投降；有一部分向外兵缴械，为租界当局收容；毕庶澄原想投诚， 后在混乱中逃入租界避难。这样，白崇禧在上海工人的大力帮助下，兵不血刃而占领上海。 南市开欢迎大会，到者五万余人。
三月二十二日蒋介石接到白崇禧的捷报，知上海克复，即从九江乘“楚同”兵舰东下，二十三日到安庆晤李宗仁，邀其去上海会齐，谓将有要事待商。二十六日蒋介石抵上海，由白崇禧迎往江苏交涉使署。蒋对白崇禧说，南京于二十四日克复，唯在北伐军进城时，有穿着军服的整队匪徒，向外国领事馆、机关、学校和住宅袭击及抢劫，英美兵舰即开炮袭击南京市区，死伤军民颇多。后经第六军军长程颂云（程潜）入城震慑，枪毙抢劫犯数人，并护送外人登外舰。此事暂告平息，但遗留问题仍待解决。
蒋介石将两个月来他与武汉方面的争执情况简单地告诉了白崇禧，蒋说到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三月十日起在汉口举行，会议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条例”等案， 其主旨在提高所谓党权，抑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权利。依照上项决议，邓演达的总政治部隶属于军事委员会，使蒋本人深深感到屈辱。会议期间，亲蒋的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被排去职，第四军副军长张发奎兼任第十一军军长，党内斗争发展到军队里面来了。
蒋介石提到他已得中央四老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的支持，决定“清党”。日内即在上海举行会议。 他在离南昌前已电李任潮（李济深）、黄季宽（黄绍竑）兼程来泸，会商一切，蒋问白崇禧：“在上海‘清党’，要用多少军队？”白说：“第一军第一师与上海罢工工人关系密切，要调离上海，留下刘峙的第二师和周凤歧的第二十六军便够了。”
三月三十日，白崇禧依照蒋介石的命令，由东路军前敌指挥部发表布告，宣布上海水陆戒严，并调出第一师到镇江，其驻地由第二师接防。上海民众多人到龙华东路军前敌指挥部请愿，向白崇禧提出下列要求：挽留第一师，拒绝第二师。白崇禧说：“部队调动是蒋总司令作出的决定，我不能予以变更。”这些代表泱泱失望地走了。
四月一日李济深、黄绍竑从香港乘“比亚士总统”号抵上海，白崇禧派他的参谋长张定璠去接他们到龙华总指挥部同三日前抵泸的李宗仁住在一起。自北伐以来，今始异地重逢，私衷自有说不出的欣喜。白崇禧告诉他们说：“关于对付时局方针，第一军内部意见也不一致，所以蒋需要我们予以积极的支持。”
白崇禧还说了一个故事，显示蒋在军事上的孤立情况，原来蒋派了白崇禧保定军校三期的同学徐培根乘一艘军舰去南京接南京卫戍司令兼第六军军长程潜来上海开会，可是程潜溜到武汉去了。这说明蒋在政治上要有什么行动，只有我们这些人同他站在一起。
四月二日上午蒋介石来龙华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看望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等，强调指出武汉中央已为中共所左右，不能继续北伐。当天下午七时，在蒋介石的布置下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李宗仁、古应芬、黄绍竑、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在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故居举行紧急会议，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列席。会议由蔡元培主持。会上讨论了吴稚晖提出的“国民党内跨党分子与共产党谋叛案”，作出决议时胡说：“据各委员分别报告，共产党在湘鄂赣皖及上海各地区所为，皆有暗受外人指使，不利于国民党之事实，扰乱社会，捣乱后方，事态非常严重。故全体一致通过，咨请执行委员会予以非常紧急处置之决议。”但当时在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三中全会后正在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所以上海监委作出上述决定是非常荒谬可笑的。
打铁趁热，蒋介石导演的“清党”闹剧本来打算跟着继续上演。可是由于汪精卫突于四月一日从法国回到上海，把蒋介石发动政变的时间表打乱了。汪精卫是于去年三月二十日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离粤赴欧的，抵沪后一面同蒋介石会晤，一面于四月四日电武汉云：“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钧鉴：兆铭遵命启程回国，已于一日抵沪，应如何工作，敬候指示。”
蒋介石为要争取汪精卫合作于四月三日发出拥汪通电曰：“汪主席病假逾年，不特全国民众渴望仰慕，党国要政亦蒙受重大影响。中正曾经迭电促驾，今幸翩然出山，恍若大旱之获甘霖，莫名欣慰。自今以往，所有军政、财政、外交事务皆须在汪主席指导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统率全军而服从之。使汪主席得以完全自由行使职权。真正党权集中，达成本党革命任务，以促进三民主义之实现。”
蒋电发出两天，政治风云突变了。四月五日上午十时，蒋邀集汪精卫、吴稚晖、蔡元培、李济深、黄绍竑、李宗仁、白崇禧、古应芬、柏文蔚、宋子文、甘乃光等，在上海道尹公署楼上举行谈话会，一开始吴稚晖就拿出一份当天上海报纸问汪精卫道：“今天上海各报刊出汪先生与陈独秀联名发表的宣言，引起人们误会，难道中国从此就由国共两党共同统治了吗？”汪精卫挥手大笑说：“这是看报的人文理不通，全篇宣言只是说两党不要发生误会，并无国共两党共同统治中国的话。”吴稚晖受汪奚落了一下，不禁恼羞成怒，又说：“本党总理之所谓联俄，和汪先生之所谓联共，皆有其界说。‘联共’两字在国民党文献中并无所闻，去年五月在广州虽有国共联席会议，但其意旨仅在疏解双方友谊的误会，决谈不上‘联共’。”这一番辩论，使汪感到难堪。在汪个人看来，吴稚晖是蒋介石的代言人，蒋一面发出拥汪通电，另一面又使吴当众对他质问，这是一种两面手法。想到这里，心中极为不快。尽管当天谈话最后决定于四月十五日在南京召开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以和平方法解决党内纠纷，但汪在散会以后，即秘密搭上江轮前往武汉了。
汪一离沪，蒋介石即以手令下达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关于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派副主任郭沫若来上海设置总政治部办事处，郭到沪后不向总司令部报到，且有越轨言行。应由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派其将该办事处查封。此事虽小，乃蒋对武汉采取强硬手段的前兆。四月九日汪精卫抵汉口，即接任中央党政主席职务。蒋看到事不宜迟，即示意由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吴稚晖等于是日发出通电，斥责武汉方面最近以来的种种谬举，这是蒋介石实行清党的第一声。并将中央监委四月二日作出的决议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办理。当日蒋介石委白崇禧、周凤歧为上海戒严正副司令。蒋已部署就绪，即往南京坐镇，并邀黄绍竑偕行，蒋要黄到芜湖对第七军官兵讲话，传达“清党”精神。
四月十一日深夜，白崇禧取得上海帮会头目黄金荣、杜月笙的帮助，借到了一大批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服装和符号，于是密派精锐官兵穿着蓝衣，袖缠“工”字符号，混进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工厂，这是罢工工人的总指挥部所在地。等到部署完成，一声号令，便把工人纠察队包围缴械了。
四月二十二日，上海总工会为纠察队缴械事件，号召全市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同时罢工工人集会追悼被暗杀的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游行到第二十六军和第一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发还被缴械的武装，在宝山路上与军队发生冲突，死伤游行工人百余名，这就是“四一二”血案。
四月十三日，白崇禧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派兵查抄原有的上海市政府及工会，并取消上海总工会和工界联合会，并得黄金荣、杜月笙之助，派人组织“工人统一组织委员会”。对发动“四一二”清党事件来说，白崇禧为蒋立了一大功。
宁汉双方分道北伐，冯玉祥发起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武汉出师东征，蒋介石被迫下野
“四一二”事件，蒋与武汉方面公开决裂了。武汉中央因张作霖的奉军循京汉线源源南下正忙于进行援豫军事，并促冯玉祥速由潼关出豫西，会师中原。四月二十九日唐生智、张发奎率部自汉口北上应战。因此，对蒋在南京成立的国民政府，只好暂不理睬。
与此同时，南京方面也受到张宗昌、孙传芳两军从津浦南下的威胁。五月九日蒋介石在南京决定三路北伐计划，第一路何应钦（1890—1987，贵州兴义人，字敬之，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1916年返国，历任黔军第四团团长、贵州讲武学校校长、第五混成旅旅长、黄埔军学校总教官，后升任师长、军长。1930年，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抗日战争期间，代理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签署了《何梅协定》。后任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国防部部长等职。败退台湾后，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及中日文经协会会长。）任总指挥，由镇江攻扬州，直趋淮海；第二路自任总指挥，以白崇禧代理，担任津浦铁路正面作战；第三路李宗仁任总指挥，由芜湖渡江袭津浦路侧面的鲁军，两路均以攻取蚌埠为目标。
蒋介石以白崇禧代他指挥第二路军，遂于五月十一日任杨虎为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又任陈群为上海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由于他们两人在上海滥杀无辜，人们称杨虎、陈群为“狼虎成群”。五月十六日蒋介石任命黄郛（1880—1936，字膺白。曾到日本留学并加入同盟会，在振武学校认识蒋介石、张群等人。参加武昌起义，与陈其美、蒋介石一起参加“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并与陈其美、蒋介石订为“盟兄弟”。曹锟下野后，被任命为代理内阁总理。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被任命为上海特别市市长。蒋介石下野，随同辞职。1928年蒋重新上台，被任为外交部长。1933年秉承蒋介石授意，在华北推行对日本帝国主义屈辱妥协的外交方针，后遭到全国民意所指而被迫辞职。1935年托病避入莫干山开始所谓“读书学佛”的“隐居”生活。1936年因肝癌病逝上海。）为上海特别市市长。黄是蒋的拜把兄弟，这一年年初从北京南下南昌晤蒋，蒋随请他到上海拉拢江浙财阀。当时人们对蒋黄勾结，说成国民党“军事北伐”；北洋派则“政治南伐”。
五月下旬，津浦、京汉两路的北伐军均取得胜利。在津浦线上，李宗仁军于二十二日攻克临淮关，张宗昌退走徐州；在京汉线上，唐生智、张发奎两军迫使河南奉军向黄河北岸溃退，六月一日冯玉祥军与唐生智、张发奎的部队在郑州胜利会师。六月二日，白崇禧指挥的王天培部占领徐州。孙传芳闻讯即放弃淮阴，退向海州转入山东。
冯玉祥进军中原，对宁汉对峙取得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六月十日他发起了郑州会议，邀武汉方面党政军要人汪精卫、谭延闿（1880—1930，湖南茶陵人。光绪进士。1909年，被推为湖南咨议局议长。1911年，参与发起成立宪友会。辛亥革命时，杀死湖南都督焦达峰，夺得都督职位。后任省长兼督军。1922年后，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内政部部长、秘书长。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1927年后，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等职。）、孙科、顾孟余、唐生智、张发奎等出席，会上决定：1. 河南地盘交给冯玉祥；2. 唐生智、张发奎两军回师武汉。与此同时，蒋介石派孔祥熙到郑州做笼络冯玉祥的工作，冯于是派李鸣钟到南京招聘，建议举行徐州会议，商讨当前一些重大问题。
六月十六日，蒋介石偕李鸣钟到徐州晤李宗仁、白崇禧，说是为了召集徐州会议做准备。十九日起，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胡汉民、吴稚晖（1866—1953，江苏武进人，原名眺，后改敬恒。1902年参加上海爱国学社，与章炳麟等参加《苏报》工作。1905年在法国参加同盟会，出版《新世纪》报，鼓吹无政府主义。1924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1953年死于台湾。）、李石曾、蔡元培等一连举行会议三日，会后蒋冯发表联合宣言，声明两人所部均三民主义信徒，屡经艰险牺牲均所不顾，必期尽扫帝国主义之工具，以完成三民主义之使命。
冯玉祥个人另电汪精卫、谭延闿等武汉要人：谓综合郑州会议时大家所提出之意见，均不满意武汉方面共产党人之行动。经决定请苏联顾问鲍罗廷归国，如此在武汉之国民政府委员除愿出国休息者外，余均可合而为一。此为南京方面同志一致欢迎，务请汪谭诸公，速决大计；并请唐孟潇兄（唐生智）将所部调到郑州，协力北伐。
但唐生智所部并不应邀北伐。武汉方面于七月中一面举行所谓“分共”会议，一面出师东征讨蒋。唐生智的刘兴军向安徽进犯，驻皖的王普、夏斗寅连电蒋介石告急，蒋急电在山东临城作战的李宗仁第七军调到安徽芜湖布防，所遣第三路军总指挥一职，由贵州部队第十军军长王天培代理。此时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主力集中在江西，张以叶挺、贺龙两军为先锋于七月底进入南昌，目标在进攻南京。
冯玉祥看到宁汉两方在长江下游秣马厉兵，就要大动干戈，特于七月二十四日电告宁汉两方，主张在开封举行会议，消除双方意见，解决党内纠纷。在开封举行会议，冯就成了东道主，他的发言地位就更加提高了。刚巧这时因王天培作战不利，孙传芳、张宗昌复占徐州，蒋不想在兵败之余出席和会，决定率贺耀祖军反攻徐州，对冯电所提建议，暂行搁置。
霹雳一声，“八一”南昌起义爆发了。第二方面军分裂为三部分：贺龙、叶挺的起义军从南昌出发，经赣东闽南到潮汕与彭湃和农民武装会合；张发奎所率的黄琪翔第四军由韶关开回广州；蔡廷锴的部队则开到福建去跟他的老上司陈铭枢去了。八月十日受命为第八路总指挥的李济深派代表去江西晤张，张发奎表示仍拥护他的旧军长李济深。
八月六日蒋介石反攻徐州失败，回到南京，神气沮丧，意志消沉。七日蒋在三元里总部召集第一、第二、第三路总指挥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举行会议，检讨军事形势。当时唐生智的部队继续向安徽急进，张宗昌、孙传芳敌军也由津浦线南下，南京西、北两面均受威胁，情况严重。蒋介石在会上说，此次反攻徐州失败，主要是第十军军长王天培不听指挥，贻误戎机，言下犹有余愤。
李宗仁说南京目前两面受敌，不是追查军事责任的时候。回忆上月下旬，冯焕章先生曾建议在开封举行会议，解决党内纠纷。现在何不旧事重提，以消除长江上游的军事压力。蒋介石说：如果要同武汉方面合作，我就下野。白崇禧说：总司令休息一下也好。蒋介石听白这么一说，就注视着何应钦，可是何一声不吭，会议不欢而散。事后蒋深恨何，指其与白崇禧联合迫他下野。
八月八日，南京方面由李宗仁复冯玉祥一电，谓对武汉以前之容共，表示谅解，对今后党政措施，只有整个之善后，并无两派之争执，以开第四次中央全会促全国三全大会之进行为宜；对军事则建议由李济深坐镇南中，唐生智肃清长江上游，蒋中正、冯玉祥、阎锡山直捣幽燕。蒋介石虽列名此电，但他已准备下野。
八月十一日冯玉祥电复南京李宗仁等，建议在中央全会举行前应否开一预备会，或筹备会，并提出开会地点最好以安庆为宜。十二日李宗仁等复电冯玉祥，赞成安庆会议之举。请冯决定会期并准时莅临，蒋也署名此电，但即日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实行下野。行前将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枪毙。这是蒋在被迫下野前杀人泄愤的开端。
八月十三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下野宣言，首先申述他的反共经过，然后提出宁汉合作、并力北伐、彻底清党的三大愿望。文中着重提到：“既认中正为团结一致之障碍、则固已一再言之矣，苟利于党，一切皆可牺牲。”这就无异自己坦白，他的下野为促成宁汉合作所必须。
但以后在台湾出版的《蒋总统传》则将蒋此次下野完全归咎于李宗仁、白崇禧对他施压所致。《蒋传》原文如下：
“北伐以来，蒋总统向得广西将领的拥护，这些将领在南京者为李宗仁及白崇禧，他们目击南京全局有崩溃之险，颇怀异念。八月八日，在南京之各要人致电在汉口之汪精卫，庆贺其驱逐共党，并赞同其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之意见。在此电中，蒋总统名列第四，而由李宗仁领衔，是则南京此时权力的消长可以想见。
“其实，广西将领咸认为与汉口言和，始能解被包围之险。由于蒋总统被视为和议之障碍，他的旧日同志遂不免对总统施压力，以消灭其权力。在此环境中，蒋总统雅不愿保持其权位。于是在八月十二日，他便辞去总司令之职，带同卫队二百人，前往上海。”
庐山会议、龙谭战役、特别委员会的产生，蒋汪合作激起了“西征”战争和“驱李之役”
蒋介石下野到上海后，在上海市市长黄郛的祁齐路公馆住了一晚，即返回奉化溪口老家。
胡汉民、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1877—1950，江苏吴江人。1906年在新加坡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回国。1924年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次年当选中央监察委员。后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1927年后，任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政府全国建设委员会主席、浙江省政府主席。后因四肢瘫痪逐渐脱离政治活动。1938年去欧洲治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去美国。1950年9月在纽约病逝。）表示与蒋同进退，八月十四日以挽留蒋介石为名前往上海，到时蒋已离沪，因电冯玉祥请取消安庆会议之举。文中有云“介兄远矣，故现幡然改安庆之行，各为故里之游”。并谓“一柱擎天，惟有公”！对冯建议对武汉妥协，颇有不满之意。
八月十五日，南京开一次党政军临时联席会议，由李烈钧主持。李宗仁表示应即电请在汉沪各地的中央委员来京共商善后。程潜继起发言表示支持。当即决议宁汉沪三方合作，统一党权。十七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依照联席会议的决定，通电全军，表明在蒋未回前，军政、军令均由本会负责处理，各部队仍隶本会统一指挥。
南京方面以唐生智的东征仍沿江东下，十八日由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联名电汪精卫、谭延闿，请令唐军停止前进。十九日汪、谭电李、何、白云：“东下各军只有急难之谊，若有他图，岂复人类！请一意渡江作战，俾收夹击之效。”但李宗仁对唐军东下仍有戒心，决定去九江与汪、谭会商，解决此一问题。
八月二十日，白崇禧在上海就淞沪卫戍司令职，白并以他的参谋长张定璠继黄郛为上海市市长，到此上海军政大权遂掌握在白崇禧手中。回顾五个月前，白曾指挥东路军进入上海，今卷土重来，当可收驾轻就熟之效。白曾在上海交涉署召集上海各界知名人士举行茶话会，报告军政形势，并呼吁上海财界帮助解决财政困难。虞洽卿代表商界表示，建议尽速恢复水陆交通，扩大沪、汉物资交流，财政困难不难解决。对当前局势表示了向前看的态度。
八月二十二日李宗仁抵九江，在宋子文的岳父家里与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陈公博、唐生智等进行会谈，协商宁汉合作问题，几经反复磋商，最后作了两项决定：一、武汉政府九月三日迁往南京，与宁府合作，武汉改设政治分会。谭延闿、孙科先行同李宗仁去南京部署一切。二、武汉方面的部队，以程潜的第六军开往南京以西，协助第七军作战；刘兴的第三十六军与何键的第三十五军向安徽北部出击，协助宁方肃清津浦线南段之敌。
八月二十四日李宗仁偕谭延闿、孙科乘“决川”舰从九江去南京，经大胜关江面，忽见江北孙传芳大军从寻里渡江，适陈调元所率的上驶军队专轮也由下游迎面而来，遂与“决川”舰官兵对孙军分攻合击，孙军即被击退。李宗仁对谭延闿说：“敌人可能采取声东击西的手法，在大胜关渡江，吸引我军于南京以西地区，而以主力从下游南犯。”谭亦以为然。
果然不出李宗仁所料，八月二十六日凌晨，孙传芳右翼军趁大江浓雾迷漫之际，从江北的通江集、望江亭等地向南岸的乌龙山东侧登陆，以牵制南京方面左翼军队，然后以主力突向栖霞山、龙潭等地强渡，与何应钦所统率的第一军发生激战。由于孙军占领了龙潭，这就把宁沪铁路线切为两段，第一军的主力在龙潭以东地区，而何应钦在南京城内，首尾不能相顾，南京面临的形势极为严重。
事情来得十分偶然，白崇禧原定八月二十五日由沪晋京，因为与上海商界人士开会筹款，把行程耽搁了，专列推迟一日开行。二十六日车抵无锡，据报前面有一列煤车刚开过镇江，便因路轨被孙传芳的便衣队破坏而倾覆。以后军报如雪片一样飞来，白知道孙军主力渡过龙潭，攻防战在栖霞、龙潭之间展开，遂在无锡设立指挥所，指挥东路军前往应援，李宗仁亦由南京调第七军夹攻，战事打得十分激烈，栖霞山两度易手。
李宗仁与白崇禧取得联系后，约定八月三十日从东西两侧向据守龙潭之敌总攻。是日凌晨，何应钦指挥第一军第二师（刘峙）、第十四师（卫立煌）从东洋镇进发，协同李宗仁指挥的第七军（夏威）、第十九军（胡宗铎）从栖霞山向东会攻龙潭。白崇禧指挥的第一军第一师（王俊）、第三师（顾祝同）等部亦依时攻到龙潭以东地区，与西面一、七两军协同作战。经过两天的浴血战斗，登陆江南的孙传芳军主力被歼灭。九月一日，白崇禧的淞沪卫戍司令部发表最后捷报称：孙传芳军于数日内渡过六个师和两个混成旅，国民革命军以第一、第七两军联合海军应战，缴得枪械四万余杆，毙敌二万余人，俘敌三万余人，孙传芳的军队几全部覆没。龙潭战役证明了蒋介石下野后，他的子弟兵第一军的士气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也证明了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三人能够在危急关头和衷共济，并肩战斗。由于军事告一段落，宁汉合作问题又提到议程上来。
经过一系列的交换意见，国民党宁、汉、沪（西山会议派（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分子邹鲁、谢持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举行会议，反对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后在上海环东路44号成立中央党部，与广州中央对立，人称为“西山会议派”。））三方代表人物于九月十一日上午九时在上海戈登路伍朝枢家里举行会议，由谭延闿主持，会期三天，决议：成立特别委员会，统一党务；宁汉两政府合并改组，国府委员、各部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等一律由特别委员会决定之。特别委员会宣言由汪精卫起草，经三方面主要人士同意公布，其中最重要的一段指出：“今临时会议已一致议决，推定委员，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执监委员会职权，改组国民党政府，并于三个月内筹备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从前峙立之三党部，均不复行使职权，从前三方面互相攻击之言论，皆成陈迹。”会议显示了大团结的气象。
中央特别委员会于九月十六日正式成立，十七日选出了丁惟汾等四十七人为国民政府委员，以谭延闿为主席，以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谭延闿为常务委员；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以白崇禧、何应钦、朱培德（1888—1937，云南盐兴人。早年入滇军。参加过护国战争，曾任滇军司令。后入广东，加入中国国民党。1923年所部改为孙中山大本营警卫部队，历任广州革命政府陆军部代部长、警备司令。1925年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北伐军占领南昌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指挥、江西省主席。1929年调到南京，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军训总监等职。）、程潜等十四人为主席团；政府各部部长名单是：财政部长孙科，外交部长伍朝枢，交通部长王伯群，司法部长王宠惠。特别委员会以叶楚伧为秘书长，综理日常事务。西山会议派的谢持提任组织部长。由于李宗仁与张继关系密切，人们遂指此时的南京政府是李、白与西山会议派紧密勾结的产物。
但很奇怪的是汪精卫，特别委员会这个名称，原是汪精卫提出来的，李宗仁发表谈话说：“当时我对于特别委员会的产生非常怀疑。恐怕以后有人以此为借口，加以攻击。在伍宅开座谈会时，我曾问过汪氏：‘假使有人反对特委会，我们如何应对？’汪即为我解释，现在特别环境之下，可少顾法律，注重现实。且特别委员会的产生也有前例可援，廖仲恺被难后，也组织特委会以行使中央职权。现既在特殊环境之下，特委会当然无可疑议。”（见邹鲁著《澄庐文集》第三集。
）后来汪看到他在党政方面均未取得领导地位，遂与蒋介石合作反对特别委员会，以便东山再起，掌握大权。
蒋汪合作出自蒋介石的主意，据陈公博（1890—1946，广东南海人。1921年参加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曾出席中共一大。1923年被中共开除党籍。1925年后，历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工人部部长，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国民党民众训练部部长、军委会第五部部长、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1938年12月，随汪精卫投敌叛国。1940年后，任伪立法院院长、上海市市长兼保安司令、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汪精卫死后，继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抗日战争胜利后逃亡日本，后被提解回国。1946年在南京被枪决。）回忆说：蒋介石到日本后，多次派人来看汪精卫，表示竭诚合作，合作的办法是这样：南京既为特别委员会所控制，他去不了，便打算来广州。广州还不是李济深的天下吗？于是蒋就要求汪策动张发奎率第四军返粤以后，也想驱李便成了蒋汪合作的既定政策。（陈公博《苦笑集》，第114页。）
在广州驱李以前，蒋介石派黄郛、蒋百里秘密去汉口见唐生智，要唐通电反对特别委员会，蒋已示意他所控制的江、浙两省予以响应。又说，唐对桂系，能打就打，打不赢就退到湖南去，保存实力，蒋就在经济上予以支持。唐得到蒋汪在后面指使，遂于九月二十一日组织武汉政治分会，表示不受南京的管辖，九月二十八日，唐生智控制的武汉政治分会发出通电，声讨特别委员会违法篡党。唐于一九二六年春参加革命时才加入国民党，迄今党龄不愈两年，居然指责由多数同盟会老党人联合发起的特别委员会“篡党”，可谓不择手段，亦复滑稽可笑。
九月二十六日，何应钦将第一军扩编第一、第九、第三十二军，以刘峙为第一军军长，顾祝同为第九军军长，钱大钧为第三十二军军长，何本人专任第一路总指挥。十月十四日白崇禧组建第十三军，自任军长，以熊式辉为副军长兼第一师长，张定璠为第二师长，李明扬为第三师长，侯莅霜为第四师长。十月十五日南京军事委员会筹备北伐，驻沪宁路的第一路军准备渡江北上，第四十四军贺耀祖渡江赴浦口，在明光与孙传芳军对峙。夏威的第七军和胡宗铎的第十九军也以北伐为名渡江，可是一到浦镇，即转而向西急进，开往安徽境内。唐生智虽派叶琪住在夏威家中打听消息，对此也毫无所知。十月二十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唐生智，以李宗仁和程潜分率江右、江左军溯江西上直取武汉，所向势如破竹。唐部刘兴军在蕲春、兰溪一带与李宗仁军激战，卒被击破。唐生智知事不可为，遂于十一月十二日通电下野，所部李品仙、何键、刘兴各军均向湖南退却。李宗仁于十一月十六日随第七军、第十九军进驻汉口。
李宗仁抵汉口的次日，广州即发生“驱李”的军变。汪精卫因为与蒋介石合作，以驱逐李济深为既定政策，但李在广东享有威望，根深蒂固，要使他离开广东，只能计取，再无其他捷径。在汪与张发奎、陈公博等密谋后，一条锦囊妙计制订出来了。
刚巧蒋介石于十一月十日从日本返抵上海后，即电汪精卫去上海商谈党务。汪即邀请李济深同行，后者不知是计，欣然答应。李电黄绍竑来广州为他代行广州政治分会和军分会两主席的职务。黄绍竑于十一月十五日赶到广州，曾到江干为汪精卫、李济深送行。次日深夜，李济深的亲信广东财政厅长冯祝万来访黄绍竑，说第四军今晚调兵遣将，将有异动，你最好躲避为妙。黄匆匆化装离寓，徒步走到他的秘书石楚琛家，沿途见到军车来往频繁，军警搜查行人，心知不妙。不久，枪声像鞭炮似的从远方传来，他摇电话到家里也不通了。看来在广州也不安全，遂离石家出西堤，过文德路时，见李济深的公馆也被包围，黄始知事态极为严重，乃搭乘省港轮船去港，这就是十一月十七日张发奎、黄琪翔所发动的广州事变。
对于此次事变，陈公博回忆说：驱李之役很简单，只是出了一张布告，由黄琪翔用第二方面军的名义，会同署个名。再则派了些军队搜查李任潮公馆，戒了一夜的严。当时所苦的只是黄季宽，不仅他及时而逃，连冯祝万等都闻风先走，大概四军中人都是旧日袍泽，没有发动之前，就能知他们预早避开了。（陈公博《苦笑集》第115页。
事变发生后，李济深即向在上海举行的四中全会提出紧急动议，以张发奎、黄琪翔于十一月十七日在广州称兵作乱，围捕黄绍竑同志，济深才离粤境，而住宅被搜劫，此外粤境军事机关及黄埔军校均为逆军所袭击，似此逆迹昭然，罪大恶极，岂复在丝毫容赦之余地！而在广州之中央委员顾孟余、陈公博、甘乃光、陈树人、王乐平、潘云超、李福林等或参与逆谋、或甘心附逆，应勒令他们退席，并交监察委员会查办，以肃党纪，而维国法。
李案提出后，汪派委员即提出答辩，主张将广州事变问题，交四中全会公平解决。在此时期，原驻北江的广西黄旭初师向西转进与驻西江的伍廷飏师取得联络，归黄绍竑指挥；驻福建的陈铭枢第十一军，由福建分水陆两陆运回广东。十二月五日，李济深直接下命令，任陈铭枢为东路总指挥，节制所部及钱大均、陈济棠两军，会同西路黄绍竑，南路徐景唐合击广州，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张发奎、黄琪翔迫于形势，将第四军全部调到东西两线布防，广州市区空虚，十二月十一日，历史上有名的广州起义爆发了。张发奎等以变生仓促，猝不及防，匆忙跑到河南（广州市区对面）李福林的第五军司令部避难，尽管张发奎回师将广州起义的武装击退，但悠悠之口均指向汪精卫和张发奎。人们一致认为，如果没有十一月十七日的广州事变，那就不致爆发十二月十二日的广州起义。汪、张应负完全责任。
蒋介石因为有过蒋汪合作以驱逐李济深的特殊关系，一心一意保护张发奎。十二月十三日蒋亲电张发奎，要他戴罪立功自赎，随即将此稿一并送给李济深，意思是要李适可而止。但李济深此时愤慨极了，认为对张发奎非发兵不可。十三日下午八时李济深亲复蒋一函，着重指出：“今退十万步而言，专就军人谈军事，如果军中稍有法纪存在，张发奎亦属罪不容诛。此而可赦，则恶风助长，天下必然乱，我公总领师干，将来恐难以指挥一班长一排长，世间祸乱，势必层见叠出也。”蒋无可奈何！
汪精卫鉴于形势对他不利，曾于十二月十日在上海举行的四中全会第四次预备会中突然提出请蒋介石续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议案，当即通过。汪想借此来缓和自身所处的困境，并乘机谋取党政的重要地位。可是经过广州两次事变，谤满天下，连蒋介石也要过桥抽板了。在一次谈话会中，吴稚晖曾批评汪精卫说，不能因为随时可以改革的特别委员会小问题激起兵变，致与共党以机会。汪实在气急了。十二月十七日，汪知蒋有意抛弃他，遂从上海乘轮出洋。
蒋介石策动汪精卫在广东驱李时，曾从上海汇给广州中央银行一笔巨款，现在李济深得到李宗仁、白崇禧的支持，决定对广州用兵，蒋就密电张发奎退守韶关，宋子文又派林子峰持手函来，叫陈公博把中央银行迁北江。经过讨论后，认为在黄绍竑、陈铭枢、陈济棠、徐景唐等大军压迫下，韶关也是守不住的，中央银行迁往北江太危险了。
当时第四军已由缪培南继黄琪翔为军长，看到广州两面受敌，不能坐以应战，特先出击长江，然后再回师打黄绍竑，一九二八年一月上旬缪培南在五华岐岭打败了陈铭枢的东路军，一月十日缪培南从惠州回师，在河源被黄绍竑击溃，第四军师长许志锐阵亡。余部向江西退走。这是北伐以来，四、七两军自相残杀的一幕惨剧。张发奎、黄琪翔此时都避居香港，成为汪蒋合作的牺牲品，黄琪翔且通电引咎下野，随汪赴法。
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李济深从上海回到广州。黄绍竑对他说：已下令裁撤广州临时军事委员会。这表明李仍以第八路总指挥名义指挥两广部队。
蒋白在裁军问题上的歧见
白崇禧对蒋复职所作的部署，打下北京天津以后蒋桂冯阎四派的激烈斗争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广州事变发生以后，白崇禧看到情势严重，于二十一日赶到汉口与李宗仁会晤，商对粤局应付办法。
白崇禧说：任潮同汪去上海会晤蒋介石，这是蒋汪事先商定的“调虎离山”之计，目的在推翻任潮在广东的局面，不能掉以轻心。
白崇禧判断，蒋汪合作的结果，汪必拥蒋复职，汪派中委顾孟余、陈公博、甘乃光、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陈树人在上海即将举行的四中全会预备会中居多数，起决定作用。如果蒋真的复职，我们必须确切控制两湖（湖南、湖北），以便紧靠两广后方，把两广两湖打成一片，进攻退守，运用自如。李宗仁认为白崇禧这一设想很有道理。
李宗仁采纳了白崇禧的建议，回到南京向谭延闿建议由白崇禧留在武汉，代李宗仁指挥第三路军，完成西征未竟任务；李宗仁则去上海参加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十二月十日，汪精卫提出拥蒋复职通过后，谭延闿即依李宗仁的提议，由国民政府于十二月十九日公布一条命令，派白崇禧赴武汉慰劳西征军，并代李宗仁指挥第三路军准备在必要时进攻广东，以靖为后方。白崇禧奉电后，即电辞淞沪卫戍司令。蒋介石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入南京复职后，即授意国民政府在一月十日第三十一次会议中作了决议：白崇禧仍任淞沪卫戍司令，出征期间以熊式辉替代，后来熊与张群、杨永泰、吴铁城深相结纳，成为“政学系”的“四大金刚”，极得蒋的信任，于是蒋又恢复对上海的控制。
白崇禧到武汉后，积极部署征湘军事。此时湖南唐生智旧部，由李品仙指挥，仍用第四集团军名义从事扩充，除原有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军外，还新编周斓部为第十七军，叶琪部为第十八军，由李品仙、何键、刘兴以第一、三、四方面军总指挥名义统率，声明防止外军侵入及制止共产党。张发奎、陈公博发动广州事变后，曾以广州政治分会名义电慰李品仙，谓武汉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之举，与吾人在广州所采取的行动实无二致，此事待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解决，望继续努力。如果张后来不失败，自会与李品仙联合一致。
白崇禧进军湖南，收编李品仙部，加强了李宗仁的政治资本，蒋介石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的内因。蒋桂冯阎四派的军事势力基本形成
一九二八年春节前夕，白崇禧指挥的第三路军和程潜指挥的第四路军开始对湖南采取军事行动。程潜的第六军和叶开鑫的第四十四军沿粤汉铁路线南下，由陈绍宽指挥的海军掩护，一月十五日起开始进攻岳州；白崇禧指挥的夏威第七军、胡宗铎第十九军经通城攻湖南平江，一月二十一日两路均进抵汨罗河北岸。相约次日总攻渡过汨罗河。
二十二日叶开鑫第四十四军在阵前倒戈，掩护渡过汨罗河北岸的廖磊部协同袭击第六军，情势十分危急；白崇禧不顾一切，从平江渡过汨罗河，包抄敌后，并将叶开鑫部包围缴械。一月二十五日白崇禧偕程潜进驻长沙。二月八日，白崇禧率军占领衡阳，李品仙部退湘西。白崇禧派人持函到湘西对李品仙说：你们不要跑了！大敌当前，我们还是捐弃宿嫌，携手合作吧！白崇禧并挽叶琪从中斡旋，促成改编。
李品仙是广西梧州人，保定军校一期毕业，他自恃资格老，看不起保定三期的白崇禧，他曾夸口说：“嘻，白健生，在保定的时候他总打不过我！”可是这一次白崇禧征湘，总是以少击众，他才心服了。廖磊是广西陆川人，平素崇拜关公，讲信义，他坚持一定得到唐生智答应，才肯改编。结果白崇禧派人到上海去，请唐孟潇给廖写一封信，他才改变初衷。后来事实证明，廖对白忠诚，实为李品仙所不及。
到三月底，白崇禧收编湘军完成，以李品仙为第八军长兼第十二路总指挥，叶琪为第十二军军长，何键为第三十五军军长，廖磊为第三十六军军长，周斓为第三十七军军长。这样一来，李宗仁、白崇禧就控制了两湖地盘，达到了白所设想的紧靠两广为后方的夙愿。这一形势的发展，蒋自然注意到了。
且说蒋介石到南京后，他对以前所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那个头衔已经不感兴趣了。一月十八日特授意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任他为“北伐全军总司令”。随后即集中全力来开四中全会，重新布置中央人事。二月七日四中全会最后一日推出蒋介石、于右任（1879—1964，陕西省三原县人，原名伯循，字诱人，晚清举人。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因鼓吹反袁被通缉，一度亡命日本。归国后参与组织陕西靖国军，任总司令。1924年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曾任国民党北京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1926年参加五原誓师，1928年任国民党政府审计院院长，后长期担任监察院院长。1949年离开大陆。晚年怀念大陆故土。1964年11月10日病逝于台北。）、戴季陶（1891—1949，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早期干部和理论家。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名传贤，字季陶，晚号孝园，笔名天仇。1911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创办《民权报》。1927年，积极参与策划“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8年以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职。1949年2月在广州自杀。）、丁惟汾、谭延闿为党务委员。还留四个名额给出国同志，这实际是留给胡汉民这一派的，因为蒋与汪的关系已经结束了。此外还推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并以蒋介石、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朱培德、程潜、冯玉祥、杨树庄、阎锡山、谭延闿十一人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蒋介石为主席，交国民政府特任。
二月九日，蒋介石带了一些随从参谋，到徐州视察军队，此行实际上是要把何应钦的第一路军重新整编。蒋召集刘峙、顾祝同、陈调元、贺耀祖等举行会议，唯不使何应钦参加。二月十三日，蒋自徐州电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谓已征得第一路总指挥何应钦的同意，取消第一路军名义，改为第一集团军，中正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下设三纵队总指挥，以刘峙、陈调元、贺耀祖任之。
与此同时，蒋介石要何应钦的同乡、中央党部书记长李仲公带信给何应钦，要何担任总司令部参谋长。蒋介石对李仲公声色俱厉地说，他所以要撤销何应钦的职务，主要是因为他曾与白崇禧联合逼他下野。何接到蒋函，十分恼火，竟欲不就，但在蒋的威吓下，始于二月二十二日就职。从此何被剥夺军权，不再指挥部队，直到抗战后期，始出任陆军总司令。
二月十六日蒋介石到开封、与冯玉祥结为金兰，十八日蒋亲写一个兰谱给冯玉祥，说“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生死不渝”。二月二十八日，蒋即以军事委员会主席任命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冯辖第一方面军孙良诚，第二方面军孙连仲，第三方面军韩复榘，第五方面军岳维峻，第八方面军刘镇华，第九方面军鹿钟麟。阎以商震为左路总指挥，徐永昌为右路军总指挥。其中以冯的声势最为壮大。
李济深应蒋介石之邀于三月十八日从广州抵沪，即入南京见蒋，蒋介石对他说：我将北上督师，请你代行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并任李济深为北伐全军总参谋长，李于三月三十日就职。出于李济深的动议，四月八日蒋介石才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内定白崇禧率李品仙的第十二路军北伐，其余第二军鲁涤平，第六军程潜，第七军夏威，第十八军陶钧，第十九军胡宗铎，第三十五军何键，第四十三军李燊，第四十四军蒋锄欧均留作湘鄂警备队。
此外，三月七日中央政治会议推蒋介石为主席，李济深为广州分会主席，李宗仁为武汉分会主席，冯玉祥为开封分会主席，阎锡山为太原分会主席。蒋后来又推谭延闿在他北上期间代行中央政治会议职务。
白崇禧在郑州会晤，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蒋冯之间的矛盾，蒋故意冷落李宗仁，白崇禧在小汤山会议上反对裁兵，关内军事结束
一九二八年四月四日，对张作霖的北伐大战开始，第一集团军从津浦路，第二集团军从京汉路，第三集团军从正太路，以打下北京为目标，分途攻击，联镳并进。
第一集团军四月十七日攻下藤县，十九日克复邹县，并在巨野将孙传芳的主力予以完全消灭。二十二日攻占泰安、肥城，张作霖的奉军因受京汉路第二集团军牵掣，不能赴援。张作霖积极部署后方防御，以德州、保定为第一线，马厂、长辛店为第二线。四月二十七日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兰封野鸡岗会晤，商进攻济南的作战计划。张宗昌以第一集团军方振武，第二集团军孙良城于四月二十九日晨抵济南近郊，即于当晚十时离开济南赴德州。
五月一日，第一集团军陈调元、刘峙、顾祝同等于上午十时入济南，是晚蒋介石入城，委方振武为济南卫戍司令。次日，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一进入济南，在正金银行设立司令部，方振武晤日军旅长，声明负责维持社会秩序，保障外侨安全，请撤销日军警备。五月三日，日军主动挑衅，袭击第四十军第二师的两个营。并以毒辣手段残杀国民党交涉员蔡公时（1881—1928，济南“五三惨案”著名烈士。1928年春随军北伐。5月1日进驻济南，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山东交涉员。5月3日，日军寻衅挑起事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五三”惨案。是日下午，日军将山东交涉公署包围。此时，蔡公时刚接手交涉公署工作。日军以暴力手段将交涉署人员捆缚。蔡公时操日语，严厉谴责日军破坏国际法、粗暴侵犯中国外交机关及外交人员的行径。日军官恼羞成怒令士兵举起刺刀，对被捆绑的蔡公时等“各人之头面或敲击，或刺削”。蔡公时耳鼻均被割去，血流满面，仍怒斥日军兽行。并高呼：“日军决意杀害我们，唯此国耻，何时可雪？野兽们，中国人可杀不可辱！”同仁闻言皆放声大哭，痛骂日军。日军更怒，将蔡公时等17人，撕去衣服，百般凌辱后全部枪毙在交涉公署院内。他们在赴任不到一天之内，壮烈殉国。蔡公时等被杀害，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人几乎全部被杀害。蒋介石令部队退至城郊，星夜渡河，以免事态扩大。
蒋介石以第一集团军受济南事件的影响，不能由津浦线北上，决定进军北京的任务交给第二、第四集团军。五月十八日，蒋介石偕宋美龄、宋子文、邵力子到郑州晤冯玉祥，洽商上述计划，并给白崇禧一电：“请即到郑州一谈。”白接电后于十九日离开汉口北上，二十日在郑州与蒋介石会谈。蒋当面对白崇禧许诺，第四集团军的军饷由宋子文负责拨付。白晤蒋后即赶到武汉与李宗仁详商调第十二路军李品仙部参加北伐，他本人也随即北上督战。
五月下旬，奉军在保定作战失利。五月三十日凌晨一时，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离保定北上，七时到达北京，与张作霖举行军事会议后，即下令前线总退却。看来北京、天津和平接收在望，再没有什么激烈战斗了。六月一日，蒋介石在石家庄会晤冯玉祥、阎锡山，将接收京津交给阎锡山负责，内定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冯意极不悦，会后即返道口。蒋冯矛盾自此更加激化。
六月八日阎锡山在保定就京津卫戍总司令职，商震率第三集团军入北京，原在北京维持治安的奉军鲍毓麟旅依照双方早已商定和平交替办法，自可安全撤出，但冯玉祥部下为发泄对阎锡山独占京津的不满情绪，在鲍旅撤到通州时即为冯治安部所阻，后又为韩复榘部包围缴械，致引起北京公使团交涉，冯玉祥为避免事态扩大，特令北京近郊的第二集团军各军退到固定、静海候命。
阎锡山为避免刺激冯玉祥，特邀白崇禧于六月十一日一同进入北京，有挟白以自重之意。阎锡山表示，他的责任只是维持治安，政治问题候中央解决。蒋介石为了安抚冯玉祥，特任冯的亲信何其巩当北京市长。
白崇禧入京引起各方注目。天津《大公报》于六月十四日以《珠江流域之思想与武力》为题发表社论说：“广西军队之打到北京，乃中国历史上破天荒之事。”当时白崇禧住在香厂东方饭店，也以喜悦的心情对采访的记者说：“太平天国时两广军队曾一度进抵天津，诚然其为破天荒也”。（《国间周报》卷五、二十二期《青天白日旗下之京津》。）此种宣传，过于强调地方色彩，自会引起不良后果。
蒋冯在祭灵问题上玩手法，白崇禧反对裁兵，蒋令白进军滦河，白杨会谈引起的谣言
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蒋介石授意国民党中央常会于六月十四日作出决议：北伐为总理素志，今大功告成，特派蒋中正赴北京向总理灵前祭告，并视察一切。这是贪天下之功为己功的一种手法。
后来蒋察觉个人去北京不够排场，又于六月十九日要国民政府决议：续派冯玉祥、阎锡山会同蒋总司令前往北京总理灵前省视。冯对蒋令阎锡山接收京津极度不满，现在他的报复机会来了。
六月二十五日，冯玉祥电李宗仁，请北上郑州，以便同赴北京。这是对李宗仁表示，四个总司令，蒋独不邀请你，令人有不平之感，今我陪你同去，难道蒋介石会挡驾吗？这当然是冯演给蒋介石看的。
蒋对冯用心看得一清二楚，为了不让李宗仁被冯玉祥拉过去，特于六月二十六日从南京乘军舰去汉口亲邀李宗仁北上，这样李宗仁就有面子了。六月三十日，蒋介石偕李宗仁由汉口北上，七月一日到郑州，冯玉祥自新乡来迎，蒋邀其偕行，冯以病辞，但答应稍迟即到。后来冯在七月五日赶到北京。
七月六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到北京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祭告典礼，蒋主祭，冯、阎、李襄祭，白崇禧、吴稚晖等与祭。蒋伏读祭文，状极哀痛，人们以为他故意做戏给大家看。是日天津《大公报》以《今日碧云寺之告祭》为题发表社评，用崇敬孙中山先生的辞藻，“崇敬蒋冯阎李白诸公”。当时白崇禧的地位已经突出地显现出来了，他那时只是三十五岁，已经在报纸上同老资格的蒋冯阎等平看齐观了。
阎锡山是有意拉拢白崇禧的：原来五月间张学良在保定地区发起攻击时，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受到重创，处境致为危殆，刚巧白崇禧率领的第四集团军赶到，与晋军夹击奉军，才把战局转败为胜。阎锡山为了报白的恩情，从六月中旬起，将石家庄、保定等地的第三集团军防区让出来，交给第四集团军驻防，白崇禧的前锋部队进驻南苑及北京近郊。由于自有实力，颇为人所重视。
北京自六月二十日依照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改称为北平。七月六日北平政治分会成立，委员阎锡山、白崇禧、马福祥、鹿钟麟均宣誓就职，唯冯玉祥表示不就委员，迄未到会。原来六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委员名单时，蒋故意指定李石曾为北平政治分会主席，在李未到前，由阎锡山代理，蒋实际上是李阎负实际责任。蒋又任商震为河北省政府主席，是要阎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冯对此有抵触情绪，故不愿屈就。
蒋介石此次北来向孙中山先生灵前举行祭告仪式，那不过是表面文章，实际上是利用此一机会，举行裁兵会议，实施赵匡胤当年杯酒释兵权的故伎。当五月蒋介石北上督师时，政学系分子杨永泰已得到了黄郛、张群的介绍，在蒋左右出谋献策，六月初打下北京、天津以后，他给蒋写了一封信，主张“在军事上化整为零”，“在财经上化零为整”。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削藩论”。此一建议，主旨在“强干弱枝”，深得蒋的赞赏。六月下旬蒋从南京去汉口时，杨永泰与张群两人同蒋的卫队由津浦路北上，以备咨询。
蒋对阎锡山施恩施惠，将京津河北军政两权统交给他，既有所予，也有所取，蒋示意阎首倡裁兵，以利于蒋有所凭借。阎锡山果然于六月十九日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张开“军缩”会议，并促进财政、交通之统一。蒋就以此为依据，将此问题交五中全会讨论。阎锡山一不做，二不休，又于六月二十三日电军事委员会，力陈裁兵必要，于是蒋提出裁兵计划就振振有词了。
六月二十七日，在蒋授意下，宋子文在上海召集全国经济会议，开始讨论关于裁兵、统一财政、统一交通三问题。二十八日全国经济会议通过：“请国民政府即日裁兵从事建设案。”七月二日，何应钦依照蒋的指示，在总理纪念周报告中说：全国现在军队八十四军，约三百师，兵额共有二百二十万人，每月军费至少六千万元，蒋总司令希望只留八十师、兵额一百二十万人。这是蒋介石以裁撤集团军名义，改军为师的裁兵最初设想。如果集团军没了，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那些人统统到南京供职，蒋就高枕无忧了。“化整为零”，多么神妙！
西山碧云寺祭灵前一日，即七月五日，蒋在北平向各司令部、总指挥发通电称：“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非厉行军政、财政之统一无以裁兵。我同志必当以真正的觉悟与全国人民切实合作，以完成此重大之职责。中正尤当竭其绵薄，与我同志共勉之。”蒋电目的在造舆论，以期强加于人。
果然在七月六日碧云寺祭告大典结束后，当晚蒋即在碧云寺旁李石曾宅召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举行谈话会，提出他的《军事善后案》，该案全文甚长，主要是说，全国统一，建设开始，军费太多，有碍经济发展，必须裁兵才有出路。现在全国有三百个师，必须裁汰二百五十师，留下五十师，共八十万人。各人因看文件，大家都不说话。吴稚晖提议，主张找一个僻静的地点进行讨论，于是决定于七月十一日在汤山举行会议。
七月十一日开始的汤山会议，首先是用谈话会的方式，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冯玉祥根本不主张撤销总司令、总指挥的名义，以资酬庸北伐作战有功的将领。李宗仁、白崇禧则主张兵工政策，化兵为工，从事建设。十二日白崇禧作了长篇的发言，他提出自己愿带广西军队十万人去西北开发边疆。恰巧七月七日，新疆发生政变，该省主席杨增新被他的部下樊耀南刺死，愈日新疆民政厅长又捕樊处以死刑。白说：“看来新疆从此多事，我自愿以身作则，去边疆实行兵工政策。且我是出身回族，到西北去人地相宜。回顾我在保定军校三期毕业时，曾约徐培根同去新疆见习，后以交通梗阻，始不果行，现在是我贯彻初衷的时候了。”白说得很诚恳，但看来蒋根本听不进去。
七月十三日开始讨论蒋介石提出的《军事善后案》，该案最基本的是下面两条：一、取消各集团军总司令，组全军编遣委员会，主持编遣事宜。二、以师为部队单位，全国编五十至六十师。一、二、三、四军集团军，每个集团军编成十个师。蒋介石说，这只是一些原则，实施办法容以后开全国编遣会议详细研议。经过他这么一说，大家也不好详谈。所以汤山会议草草了之。
但是当日下午，蒋介石就向新闻记者公布：关于裁兵，经四集团总司令议定，准备提交中央五次全会，其内容大要如下：
甲、组编遣委员会处理一切，该委员会成立后，所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集团军总司令，一律取消；
乙、将来军队以师为单位，留国防军五十或六十师；
丙、编宪兵二十六万人直隶中央，水上警察及海军，亦改为宪兵；
丁、兵工计划先从导淮做起。
最后一条，就是明示否决白崇禧带桂军十万到新疆的建议。白在以后的二十年中每次同笔者谈起此事，都感到遗憾。白说，如果蒋那时接纳他的开发边疆计划，则一九二九年以后的连年内战，就根本不会发生，那么国民党的历史发展，就是另一个局势。他说：“兴亡成败，起于一念之间而已！”
蒋介石七月二十五日离开北平南下前，约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话别，决定以白崇禧代行总司令，肃清关内军事。原来张作霖于六月四日在其专列经过皇姑屯时被日本人预置的爆炸装置炸毙后，张学良看到日本人对东北的野心，一面尽撤奉军出关，一面派代表邢士廉、王树翰、吕荣寰、徐祖贻到北平商议和平统一问题。但直鲁军张宗昌、褚玉璞残部仍盘踞滦州，企图抵抗到底，张宗昌并声言要破坏张学良的易帜进程，因此蒋予以肃清关内军事的任务。
八月三日，白崇禧开始令李品仙的第十二路军自玉田向山海关进击，但张学良通过徐祖贻带来口讯，可令张宗昌、褚玉璞下野，以其所属的直鲁军交由中央改编。白崇禧答复，愿假以时日，静候张学良从容解决。但改编直鲁军事并无任何进展。延至八月三十日，蒋介石从南京电白崇禧，从速进兵滦河，肃清直鲁残部。
白崇禧九月一日访问驻北平的英、美、法、日、意、荷各国使节，告以进军肃清津东直鲁军残部，请各国在天津及开滦矿区驻军不必发生误会。九月二日，白崇禧从北平去天津，誓师东征。张宗昌的司令部从唐山移往开平，直鲁军亦东退，集中主力于唐山开平之间。三日，张学良电白崇禧：“已派何丰林赴滦向张宗昌作最后警告，同时派第三、第四方面军入关，防堵张部东窜。”
九月四日，白崇禧的东征军开始采取行动，向盘踞宁河的张宗昌部进攻，八日克复羊润，十日克复唐山，同日国民政府下令通缉张宗昌，十一日克复开平，十三日克复滦州。当时在滦河东岸，有张学良的奉军在昌黎堵截直鲁军东退，张宗昌向奉军提出要求，准许所部眷属专列开过滦河铁桥，奉军准其所请，唯当眷属车开过去时，直鲁军乘机冲入奉军防地，并立即破坏滦河铁桥，阻止白崇禧部追击。
九月十四日，昌黎奉军与直鲁军发生激战，奉军失利，张宗昌即发出通电，谓即率军回奉，清除张学良左右奸佞。张学良急派总参谋长杨宇霆（1885—1929，历任奉军参谋长、东北陆军训练总监，奉军第三和第四军团司令，安国军参谋总长。张作霖死后，杨欲夺取东北军政大权，后被张学良卫士枪毙。）入关指挥，并电请白崇禧进兵滦河东岸，以收总攻合围之效。十五日，白崇禧部分三路渡过滦河进攻昌黎。张宗昌、褚玉璞两面受敌，无力抵抗，十九日去安山见杨宇霆，要求停战接洽收编。二十日张学良电白崇禧，谓张宗昌、褚玉璞两部已准予收编，关内军事可告结束。九月二十六日，白崇禧下令班师，指定李品仙驻兵唐山，叶琪军开返武汉，他本人仍住北平。二十八日白崇禧电蒋介石，谓东征任务已告完成，请辞代行总司令职权。
七月七日，白崇禧与杨宇霆在滦州会晤，商军事善后问题。白、杨有南北两小诸葛的称号，这一次滦州会谈，颇引人们的注目，南京方面故意派人送情报给张学良，说白崇禧与杨宇霆秘密勾结，白要杨到奉天后采取行动，取张学良以自代；杨如需要援助，白可就近派兵支援。十月十三日白崇禧派叶琪去奉天，商关内外交通统一问题，又有人制造谣言，说白派叶与杨宇霆密洽，将对张学良不利。诸如此类的谣传，足见南京方面居心叵测，不可究诘。
《蒋总统传》说得更离谱，胡扯“蒋总统为着解决东北的局势，曾与主张武力征服东北并废置张学良之李宗仁及广西派发生激烈的争议。”（董显光《蒋总统传》第一卷138页，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蒋介石当时已被任国民政府主席，竟如此无中生有，实属匪夷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