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十六年前后豫东、豫北的几次血战，河南局面，虽暂告安定，但长江流域和冀、晋原野，都燃起了连天的烽火。宁汉间的局面时弛时张，意见迄不消释，而亲痛仇快的战幕不免终于揭开。幸而变化微妙，急转直下，干戈忽又化为玉帛；跟着是要人下野，党部改组，上海发生了特别委员会的组织，直到宁汉政府合并，南京组成国民政府，共推谭组庵先生为主席。这期间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新的局面，都有别种记载可查，这里不必细说。同时，在北京借称大元帅之名的张作霖，自从攻豫失败，积极重振旗鼓，添聘了许多日本顾问，备办了充足的军火，另新发动了攻晋攻豫的战争。山西以傅作义驻涿州，被奉军重重叠叠地围困起来，傅作义坚毅沉着，守着涿州后，与奉军死抗，奉军左攻右攻，受了巨大的损失，仍然未把涿州撼动分毫。在这个长时间的涿州县城争夺战中，傅作义将军的英名轰动了全国，而我方平汉路军事全局，亦因此获得很大的便利。
阎百川先生就任了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誓师讨奉以后，我的驻晋代表李子晋从太原回到郑州，见了我，说了许多的拐弯话，我和他说：
“我的性情素来直率，不善应酬，你们在外边为我代表，必须替我弥补这个缺点，尽力地随和随和，说些好话，以便与各方感情日臻融洽。若你们也到处得罪人家，那便不是我的本意了。”
他听了我的话，很表示他抱屈，半晌才说：
“我本有许多话要向你报告，现在你既然这么说，我就不必说了。但有两件事实还是说一说，请你记着：第一，张学良盘踞彰德的时候，山西本就要发动，打算出兵石家庄，抄袭奉军的后路以与我们呼应，收夹击之功。可是张学良事先听到风声，即请乃父张作霖备办大量礼品，送了过去，向对方表示好感，并请山西方面一块儿先把青天白日旗制好，容给他们三天考虑的时间。这个要求，对方竟然答允。哪知道是奉张的缓兵计，三天过去了，不但未曾践约易帜，反把他们的炮兵开了过来，对之猛轰。吃了这一个闷心亏以后，才决定发动；这是自误误人的一个事实，很值得记住的！第二，我在山西多时，一直没听见一句肺腑中的实话。只有一天，我们谈了五六个钟头，直到夜深两点钟。当时越谈话越多，越说越高兴，俗话说‘言多语实’，一天我听到两句实话，我永远都不忘记。他告诉我他的处世秘诀就是：话说得越彻底越好，事做得越不彻底越好！他把话说出了口，马上就自悔失言，我心里也感觉得很不痛快。我们彼此瞪着眼，很久没有再开口。这两句话是极可珍贵的，因为确实是他肺腑中的真话。”
这位李先生的眼睛生得有点斜，我就只好开玩笑似的和他说：“你是眼斜心不正！好话你记不牢，偏偏记牢了人家的坏话！”
现在回忆当时的情形，仍然使我想起李先生那些话而生无限感慨。
在那时，平津为军阀势力的大本营，那方面的动态情报是我们所最需要的。张敬舆先生时居天津，于此项工作极是出力。他以五千元办一无线电台，请丁春膏等负责，专与我们联络情报，一天之中发几次电报。另外他自己又设法与我们通递书信，数日一次。此事张先生热心帮忙，花了不少的钱，费了很多的心力。后来张作霖侦知，一日请他吃饭，即在宴会席上将张先生杀害。公公道道地说，张先生实为革命最忠实的朋友，他身冒危险，大量地垫钱，什么也不图，只要助成北伐革命。张先生之死，系为革命牺牲，他的功绩是值得纪念的。在北京，也有一个朋友帮着做情报工作，也冒了许多的危险。
军阀们在他们的防区内企图消灭革命势力，简直无所不用其极，对于革命党员固然大肆捕杀，即普通人稍微有一点与革命有关的痕迹，亦都加以拘捕。北平街上受我们拖累者甚多。有某布店因本军某团专在他家买布，竟被罚款数万元；又有一家米面店和一家药铺因与本军有买卖关系，老板亦被捉去压杠子打鞭子，弄得九死一生，结果仍是罚款释放。试问商家买卖，何来仇恨， 又有什么政治关系，真是暗无天日。有位朋友王弼臣，在保定府住家，因为他在客厅中悬挂过我的一张相片，便成为了不得的大罪，被军阀们的爪牙抓去，待之如江洋大盗，手上脚上都给戴带铁链，百般地勒索讹诈，结果罚了一万多元，闹得倾家荡产，一家几十口都没饭吃。住在北平的国民军官佐的眷属被拘捕的更多，也有父母入狱，也有兄弟被捕的，甚至一个曾在本军当过伙夫的平民也被捉去一打二罚，走投无路。本军将领之中，刘菊村做过京兆尹，张之江做过察哈尔都统，李鸣钟做过绥远都统，鹿瑞伯做过北京卫戍总司令。我们的部队，自成立左路备补军第一营，直到此刻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止，除开短期在浦口常德和谌家矶驻防外，其余的时候，大都驻在华北一带。华北几省无论城市或乡村，到处都有革命军的亲故，到处都有国民军的朋友，他们受我们的拖累，遭殃被祸的真是不少。万想不到军阀暴虐无理，以至于此！说军阀所在的防区即是人间地狱，实在一点不假。
在山东方面我们派去做秘密工作的朋友被张宗昌杀害的也很不少。其中有一位王君，曾充本军旅团团长，住在山东，为我们常常通信，后来即遭枪杀之惨。张宗昌在豫东苏北战败，回到济南，一肚子气愤无处发泄，迁怒所及，横施虐杀。郑金声被姜明玉叛变劫获，即被解赴济南，同时被押的尚有田瑞霖及一位从安徽捕去的马君。此时他为发泄气恨，便把他们三个人提出来，想着加以处置。见了郑金声，立刻迫令下跪，郑不跪，怒道：“你要枪毙我，请赶快下手，不要多话。我为三民主义为中国国民革命而奋斗，什么都不怕！”闻者均为之落泪。张宗昌改变态度，许予大官，郑金声即满口“土匪”、“卖国贼”，对之痛骂。张恼羞成怒，把他们三人同时枪决了 ( 其中田瑞霖为陆大速成班第一期毕业，河南沈邱人，为人热诚勇义，随段先生任事时为最敢言之人，故有 “田大炮”的别号，学识能力实为国家有用之材)。后来二十二年郑继成刺杀张宗昌于济南车站，便是为他的叔父郑金声报仇。张宗昌祸国殃民，落得如此下场，想来还有点死有余辜。
豫东之战，我们在考城方面截获张宗昌部十几尊大炮，运到后方查验，发现每尊大炮的弹膛都已炸毁。大家猜度原理，究竟是他们退却的时候自己故意炸坏的呢？抑或是另有他故呢？许多人都莫测玄奥。我知道从前袁世凯曾特意令兵工厂制造一种爆炸性的枪弹及炮弹，专门用来炸毁败退时不及抢走的枪炮，以免资敌。我想莫非张宗昌也备有这类的炮弹吗？后来打听，才知道并不是那回事。原来那完全是兵工厂里的工人作弄的把戏。他们痛恨军阀，同情革命，故意仿制了爆炸性炮弹杂于普通炮弹之中。及至运到前方应用，好好的大炮多在开火后炸坏，无从发生作用。
蒋先生自徐州退却后下野，悄然遄赴日本，不久即经各方敦促，返国到沪。那时我在开封，闻知蒋先生回国，极是高兴。即与阎百川先生电商，请共同拥护蒋先生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俾北伐大业得早完成，连同电稿一并拟好附去。当蒙阎先生复电，签字赞同。于是共发一告全国同胞的通电，说明当前大势及我们的襟怀。同时并致电蒋先生，表示我们的诚意，请于早日回职。蒋先生接受了我们的意思，即回京就职。当时经过，毋庸细述。不久蒋先生亲自和马云亭同到郑州，送给我一个谱帖，与我约为盟兄弟，以示同心同德，生死相共之义。他的恳挚之意，很使我感动，亦即具一帖，写道：“为完成革命实现主义，我愿以至诚跟你一起奋斗到底。”
和蒋先生同在郑州盘桓数日，接着又到开封。时敌方增兵北路，冀晋一带战争尤烈，乃共商继续北伐的任务分配。那时还有些内部的问题，蒋先生很是挂念。一天，我们同在开封各处走走看看，蒋先生对河南情形很说了些夸奖的话。当时他提及他所悬心的一些问题，我劝他说：
“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先贤教训，是尽管人家疑惑我们，我们不能疑惑人家！尽管人家不容我们，我们不能不容人家！苟能持此原则做去，前面都是康庄大道。”
因详述汉高祖封雍齿的故事，把自己的管见都坦白说出，以供参考。商谈了个大略，他即回返南京。
这时要继续北伐，必须要先将徐州夺回。乃与第一集团军联络由蚌埠、砀山、归德进兵，两面夹攻，敌军不支，退出徐州。于是商妥蒋先生率第一集团军分三路沿津浦线向北推进，贺耀祖在铁路以西为左路，陈调元在铁路以东为右路，蒋先生自为中路； 我们这一边，以方叔平为右路，与第一集团军左翼贺部相联络，方部左翼则接孙良诚—孙部取道曹州直攻济宁。许长林与石友三两部，都留驻开封、兰封一带，为预备队。北路方面刘镇华在大名，孙连仲和韩复渠在彭德一带出黄河北岸向北推进。当时的部署，大致如此。
豫北彰德的战事最先爆发。孙连仲率部向敌猛攻，敌方陆上用坦克车冲击，空中用飞机狂炸，战况非常激烈，孙连仲多次受险。孙连仲为人有胆识，好读书，谦下和平（真能有功归人，有过归己，故虽然年轻，而人多愿与之协同作战），勇敢善战，尤是特长。共同作战的还有韩复榘部亦全力挺进，牺牲很大，伤者颇多。他们在鹿瑞伯指挥，刘菊村策划之下，不取巧，不懈怠，同心戮力，与敌人勇猛拼杀。全体官兵，在千辛万苦、衣服弹药极端匮乏的境况中，能抱定有我无敌，有进无退的决心，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的坦克车、大炮、机关枪搏斗。他们没有懦却不前的，没有不严守纪律的，没有不爱护百姓的。这次会战，我们连死带伤约有一万人之多，沿途各车站上都挤满了死尸和伤兵，牺牲之壮烈，视上数次会战尤甚。但是他们的牺牲是有价值的，他们终于击溃了敌人，他们鲜红的热血，写出了一页页光荣的战史！
当战事正在猛烈进行的时候，有一天，刘菊村从汤阴打电话给我，说：
“目前前头的情形很不好，不能不给总司令报告……”
“菊村，”不等他说完，我就截住道，“你的话我明白。我们正是来找不好的，若是要找好，应该到上海租界上去，干吗在这儿呢？我们是革命，一切全凭牺牲，什么都不顾惜！”
刘菊村听我如此说，就没有再开口。过了一会儿，鹿瑞伯又来电话，说前方缺乏子弹，勉强支持着，死伤太大了。我告诉他，弹药的补充目前实在没法可想，只好勉强撑着。他就说：
“既然如此，我们可不可以把部队往后挪一挪，免得吃亏太大？”
“你的意思要往后撤退，是不是？”我不等他回答，便继续说，“我们是来革命的，我们只有前进，没有后退！这是敌我不两立的时候，不是保存实力的时候。我们不怕牺牲，我们就要找牺牲！你们要退，你们退去，我是不退的； 我这里已经预备了一支手枪，两颗子弹。敌人若来，我用一粒子弹打敌人，一粒留着打我自己！无论如何，我决不能退。我到前方来根本就没有打算后退！你们谁要退，请谁先把我打死！ ”
“好了！好了！我有办法了！我有办法了！我一定遵照总司令的意思去做！ ”瑞伯与我同事多年，我深知道任何没办法的事，他有办法，任何委屈，他能容受得了。我听见他说话的声音，坚决而沉着，我知道他实在已经拿稳主意了。
鹿放下电话，立刻就召集军官会议，将我的话向大家申述了一番，说明唯有咬牙前进才有出路的意思。大家得此激励，个个人抛去了后退的念头，重新带着部队一鼓气地往前冲杀。同时与韩复榘部会合，以郑大章抄敌之后，将敌人子弹给养全数焚毁。当时韩部以转载过于疲敝，子弹又不敷用，每次冲了上去，挡不住敌方炮火太猛，又复后退下来。韩复榘着了急，即卧地大打其滚说：“我们现在的情形是只有前进，否则总司令必定枪毙我，我与其被枪毙而死，不如即死在此处！”这样一闹，人人都激动起来，鼓起勇气冲杀上去。鏖战了三四天，敌人终于不支，往后撤退了三十里，接着就一溃不可收拾。
当战事最激烈、情况最紧急的那几天，我在车道旁一个散兵壕里躺着。那土沟深阔各三尺，秦德纯、曹浩森、黄少谷几位都同在一起。他们觉得住处风吹雨淋，未免太苦了，就和我说：
“我们既是露营，还是搭一个帐篷好吧？”
我说：“官兵们正在枪林弹雨之中，拼着性命，一分钟内不知道有多少死伤，我们能有这样的住处还不满意吗？我们住帐篷心里能安吗！”
就在这夜两点钟的光景，前方的报告来了，说敌方阵线动摇，已经有撤退的模样。隔了半点钟，又来报告，说敌人已经向后退了三十里。再过一会儿，说敌人的左翼也撤退了。我一面下令追击，一面将“我困难时敌更困难”的意思切告各部。
这回的会战，我们这样地取得了胜利。最后五分钟的苦撑，关系如此重大！当初若是实行后退的计划，则结局又当如何？过后我听奉军将领说，在此次战役中，深深体会到国民军的阵线真如铜墙铁壁一样坚固。我们虽不能当铜墙铁壁之誉，但是全体官兵的一种前仆后继坚持苦撑的精神，实在是不容易摇撼的。
在大名方面，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刘镇华和韩德元等部无法抵御，十里、二十里地不住往后撤退，苟不增派援军上去，实难挽回颓势。此时电调驻甘肃的张维玺部已经开到，即令开赴大名增援。张维玺这部分队伍，器械很不整齐，倒是训练有素，战斗力颇强，当时加到刘镇华的左翼，向敌猛烈反攻。经这支生力军一鼓作气，全线官兵都精神百倍； 敌方出乎意外，不能支持，很快就往后溃退了。
这时，蒋先生来了几次电报，说我在新乡，他在徐州，两下相距过远，于联络上颇感不便，希望我挪近一点。我即复电说： “即移兰封。”当即离开新乡，在兰封南门外一家百姓家找得一个临时住处。在院子里搭起一个帐篷，作为我的会客办公之所。这时候方振武得到蒋先生的委令，我又送去一些饷项，他刚由南阳、信阳方面把部队一批一批地开拔出来。他自己到兰封来见我，我亲去车站欢迎，同到我的住处，我就同他坐在那个帐篷里接谈。我很恳切地对他说：
“这次北伐，是神圣的革命事业，是我们军人献身为国千载一时的机会。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努力，为国家民族建树功业。不然， 将来北伐完成，我们无半点体面，该到哪里去躲藏呢？我是个直率的人，不会说好听的话。我以为我们是革命军人，我们应该彻底洗除利禄观念，有功归人，有过归己，胜不争功，败不诿过，切切实实地为国家为人民献出全力，至死才能罢休。我们是多年共患难的朋友，今天幸得见面，我就赠给你这几句话，请你不要见外。”
他听了我这番话，很以为然，即把队伍迅速地开赴前方。当时他所担任的是曹县金乡一路，紧接着第一集团军贺耀祖部。当方军沿微山湖以西前进，过了曹县的时候，我们铁路正面部队和孙良诚部都正与敌人发生激烈的战斗。敌方不能同时兼顾，因将其围攻金乡的部队停止前进。敌人方面，在铁路正面的是张宗昌所部，其右翼与我方贺耀祖、孙良诚部对敌的是孙传芳部。孙传芳所部战斗力甚强，贺部一与接触，即感不利。孙传芳见该路获得胜利，即留小部应付孙良诚部，以其主力向贺部猛攻。贺部不能立足，自济宁起一再转移阵地，眼看着快要到离徐州只几十里的黄口、羊架一带，已至危急之时。此时，李兴中在第一集团军那边为兵站长。他来电话给我说：
“这边敌人已经迫近，我们此刻都上了车，准备退却了！”
同时我连连接到蒋先生的几个电报，说形势危迫，问我尚有预备队没有？我赶紧复电，说我这里尚有预备队一万五千人左右，可以全数开上，请其万万不可后退。立刻就派第六军石友三部前去增援，每隔十五分钟一列车，加急向东开运。他们开到砀山以东，即与敌方接触，这一下出敌不意，把孙传芳部压迫得不能支持，不得不向后退却。徐州方面始得转危为安。
孙传芳部虽被石友三击退，可是损失并不算大，而且当其退却时颇能保持秩序，有计划地分作五路，陆续退向西北与口北各地，一面伺机打击我部。时孙良诚正攻济宁，孙传芳即调其退却部队之一路袭孙良诚之后。幸而事有凑巧，他们退却的计划及偷袭的企图均被孙良诚于事先侦悉，早已做了准备，使敌方不能售其计。于是孙良诚分兵截击，堵其后路，同时，席掖池的骑兵已将兖州东西两车站完全占领，孙传芳部和直鲁军弄得进退失据，再也不能挣扎，立即大败溃窜。孙良诚遂进占济宁。这回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关防印信也被马鸿逵部所获。
自石友三预备队调往徐州方面增援，兰封这边已经空虚不堪，除一连手枪队、一连参谋队、一连将校队而外，再无其他兵力。这时总部里参谋秘书等人员，看着防务空虚到这个地步，都觉得危险。他们以为我把队伍一股脑儿都调走，假设此时后方发生意外，将如何应付！我就和大家说，革命阵线是整个的，不应该分出彼此。第一集团军的危急，就是我们的危急；他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他们失败即我们失败，成功即我们成功。我们救人之急，拯人之危，也就是救己之急，拯己之危。目前徐州形势事实上已经十分危迫，我们若不派人增援，致徐州一失，整个战局都受影响。我岂不知后方空虚的危险，只是出于万不得已，有什么办法？于是我每天就把手枪队、参谋队和将校队都集合在操场上，从早到晚地劈刀打拳，从事训练，教外面人看着好像后面还有重兵驻守着一般。其实全数不过三百人，演的是道道地地的一出空城计！
方振武部围着金乡，一直不曾猛攻。孙良诚希望他可以不顾牺牲，向前挺进，而方不能，两下又闹起意见来。孙良诚对方说：
“你们为什么老在城外停着？是和敌人打呢，还是预备打我们自己呢？”孙的意思以为这是紧急关头，必须以敏捷手段，向前猛进，俾能早早渡过难关，而在方振武方面，因见贺耀祖此时正节节败退，故而持重不发。
及至石友三开了上去，把孙传芳的部队击退，石乘胜追击，直到快近济宁，方振武亦将金乡张宗昌部击溃，随后追进。此时石友三一切辎重接济都随行进，恰巧金乡突围而走的张宗昌军经过石军后方，方振武追敌的部队赶来，便把石友三的后路粮秣弹药一齐截劫而去。石友三见方振武忽然截其后，大吃一惊，猜不透究竟是什么用意。石友三的军需长给我详细报告始末及损失，我知道这个误会不易解释，唯恐他们因此发生冲突，而坏大事，乃赶紧致电石友三说：
“这次损失的一切东西都由我赔偿，你开个详细单子来，损失了多少，我赔偿多少。你不要再计较了！”
这场说不定会起剧变的风波，这样才算平息。我以为我们作战，对于敌人自当损敌以利己；对于友军，即必须损己以利人。凡于友军有利者，要我什么，就拿出什么；抱定“争利不先，取义恐后”的决心和“我死，你不要死”的襟怀，而后才可以和衷共济，同心戮力。所谓“公正光明”，所谓“识大体明大义”，就得从这些地方确实做起。军人无此道德，无此认识，无此操守，则事业详有不失败者！
前方战事正在这个紧张的时候，樊、李等一般反动分子忽然接受了军阀的委令，趁我后方空虚，向长安、洛阳、潼关、巩县等地方分五路袭击。这次事变的发动，确是张、吴等军阀唆使的。 他们派人在上海用大量款子买通樊、李，令他们趁我们一、二集团军北进之时，扰我后方，以遂其阴谋。他们是有组织地有计划地策动这事，决不是偶然而发的。事先早就有此谣传，但我们都不甚相信，因为他们已加入革命阵线，走上光明大道，何至于再入岔路，钻回黑暗中呢？哪知他们竟未脱土匪习气，一切只凭胡
干。我们原先的想法，实是把他们看得太高了。当时各处告急电像雪片似的向我飞来，一会儿说叛军已经迫近了巩县，一会儿说洛阳已经发现了叛军便衣队。此时驻守巩县的只工兵一连，在洛阳只是教导团同妇女培德学校、官佐子弟学校的学生，简直谈不上有什么防务。我接了各地告急电报，心里十分不安，一方面赶急给蒋先生打电报，一方面即直接致电石友三，调他星夜回来，以应急变。石友三率部已经快到济宁，接到我的电报，立刻掉回头，以一天一夜的工夫，强行军赶柳河。我预先准备好了火车，部队随到随上车，大家须于上车后再睡觉。因此在路上官兵不曾有合眼打盹的时间，石友三自己也是上了火车之后才睡觉的。当即迅速赶到郑州，在郑州以西二十里的地方与樊钟秀部接触。全体官兵抖擞精神，向敌猛扑，从荥阳、汜水起，完全以无敌的姿态，一直打到巩县，敌部措手不及，无处立得脚跟。同时宋哲元亦已率部由山西赶到洛阳，两下取得联络，前后夹攻，把樊钟秀打了个落花流水。经过三昼夜的激战，河南后方的变乱完全平定。
与樊同时叛变互相呼应的是李云龙，他率部袭击长安和潼关，企图一下攫得整个陕西。这时潼关守军为马鸿宾部，全数不过五六百人，可是人数虽少，却一个个都是好枪手。他们都是西北同胞，长于行猎，射击技术特别高妙，使用的是一种“插子枪”，距枪口约尺许之处，置二铁签，不用时系在杆上，射击时捋下来，插在地上，如两只脚一样，稳稳地站着，枪口瞄准，即免摇晃不定之弊。又他们在远距离没有把握的时候，决不发枪，既经发枪，一打就着，真是弹不虚发。又加马鸿宾为人极有深心，沉毅坚忍，带着四五百个健儿，以一当百，死守着潼关。李部一上去，便要被他打死几十，连攻多次，吃亏极大，只得退到雒南以南地方。围攻长安的叛军为数甚众，时邓鉴三为代理主席，同过之翰、旅长周得胜部与之死拒，文武官员都上城头督战，百姓亦都继起，上下一心。叛军围攻了数昼夜，没处下手，迨宋哲元解了洛阳之围，赶了回去，方把那些小丑一一肃清。
像樊、李这般反动分子，真是国家的害虫，人民的蟊贼。说他们是军阀，他们却打着革命的旗子，说他们是革命的友军，他们却依旧保持着建国军的名义。只要有官有钱，哪一方面亦肯与之勾结，革命阵营里让他们钻了进来，得不到半点裨益，反倒埋下许多危机，添了内顾之忧。事实上他们是比真正的敌人更可恨，更要可怕。这次若不是有石、宋各部行军迅速，士卒用命，说不定会使陕豫地方大受糜烂，革命前途亦受打击，影响所及，真有不堪设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