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碑文的源流
《仪礼·士婚礼》中规定，主人迎宾进了庙门要“当碑揖”。贾氏注云：“官庙皆有碑，以识日影，以知早晚。”《聘礼》说，国君派卿到宾馆还玉，“宾自碑内听命”。郑玄注解说：“宫必有碑，所以识日影，引阴阳也。”这说明宫馆中的碑没有刻文章，只是用以取日影计时间的。《礼记·祭义》中说，君牵牲“既人庙门，丽于碑”。“丽牲”就是“系牲”，把祭祀用的牛、羊等牲畜，先拴在碑上，“王射”以后，杀以血祭。可见古代宗庙中的碑也不刻文字，只是用来拴祭祀用的牛羊的。《檀弓》说：“季康子之母死，公肩假日：‘公室视丰碑’。”段氏《说文解字注》引汉人注解说：“丰碑，断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榔前后四角竖之，穿中于间为鹿卢，下棺以纺繂绕。天子六绎四碑，前后各重鹿卢也。诸侯四绊二碑，大夫二绰二碑，士二繂无碎。”《丧大记》中也说：“君葬四绋四碑，大夫葬二绋二碑。凡封窆用绋去碑。”注：“树碑于圹前，以绋绕之，用辘轳下棺也。”由此看来，墓上的碑原是木头柱子，凿有窟窿，以便穿绳装辘轳，下棺时绞动辘轳使棺榔平稳地落入墓室。
用来下棺的木碑，从后来发现的“窆石”来看，也有改用石柱的。保存到现在的许多古碑上，往往有“穿”（凿有窟窿），就是贯穿绳索的遗迹。
宫馆中的测影碑，宗庙中的系牲碑，墓旁的下棺碑，原来都不刻碑文，使用价值不大。特别是下棺碑，葬后就无用了，或顺便埋入墓中，或弃置墓旁。后来有人刻上一些相应的文季，就逐渐形成碑文。原先，古人歌功颂德·多勒铭钟鼎，藏于宗庙。风俗一开，效法的人多了，铜铁既不易得，铸刻又很困难，于是慢慢地以石代金，形成碑刻。
这种刻了文字的碑，秦代叫做“刻石”。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五次出巡郡县，炫耀统一四海的功德，示强盛，服海内。公元前二一九年东巡，登邹峄山（在山东邹县），登泰山，登芝罘山（在山东烟台市北），登琅琊台（在山东诸城县），都刻石颂德，叫“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等。
从汉朝以后，凡刻石就都叫做碑。碑，本是指竖石而言的，相传秦始皇就在泰山玉皇顶竖有无字碑。刻在碑上的文字，叫碑文。这种文字是专为刻碑而作的。虽刻在碑上，但不是为立碑而作的文章，不能叫碑文。如王羲之的许多亲笔书信，后人宝爱其书法，勒石存真，这也不能叫碑文。秦汉以后，树碑是为了刻文，有碑必有文，就不重视无字碑了。久而久之，文与碑合二而一，说到碑就是指碑文。如韩、柳、李、杜集子中以“碑”名的篇章，都是指碑文。
碑文这种文体，原是专为剥削阶级而用的，劳动人民或一般市民没有资格立碑，也立不起碑。后来，刻碑的风俗逐渐普及，几乎处处可碑，事事可碑，人人可碑。《文体明辨序说》中综述说：“后汉以来，作者渐盛，故有山川之碑，有城池之碑，有宫室之碑，有桥道之碑，有坛井之碑，有神庙之碑，有家庙之碑，有古迹之碑，有风土之碑，有灾祥之碑，有功德之碑，有墓道之碑，有寺观之碑，有托物之碑，皆因庸器（彝鼎之类）渐缺而后为之，所谓‘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者也。”于是前人实行，后人效法，中国的名胜古迹竟有了一个独特的民族特色一一碑石林立，碑文也成了使用范围极广的应用文体。
这种体裁有文，有铭，又有序。立题时，看包括哪些形式而定，或直题为某某碑，或题为某某碑铭，或题为碑并序、铭并序之类，没有固定的格式，有的就不题碑铭等字，直书文章题目了。
有碑必有文，有文必书石，书石必雕刻。文章、书法、雕刻，原来偏重实用，后世却讲究艺术。成都武侯祠碑亭中有一通高达一丈余的唐碑，名相裴度撰文，书法家柳公绰书石，雕刻家鲁建刻字。文章、书法、刻技，均臻精美，人称“三绝”碑。柳州柳侯祠中有一通束碑，人称“荔子碑”，韩愈的诗，苏东坡的书法，颂的是柳宗元的事，人也称“三绝碑”。碑文长短不一，最长的如宋朝名将韩世忠墓碑（在苏州灵岩山附近），达一万三千字，据说出于宋孝宗的亲笔。
解放以后，社会制度，社会生活与人民的精神面貌，较之阶级对立的时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有的碑文消亡了，如神庙碑；有的碑文发展了，如古迹碑，有的碑文在消亡中，如墓碑；有的碑文诞生了，如革命英雄纪念碑。树人民的碑，立人民的传，颂革命的功德，碑这种旧形式开始被人民所利用，为革命的内容服务。
二、碑文的种类和特性
碑的种类繁多，碑文的体裁特点也不尽相同。可是归纳起来，大体分为六类；一是功德碑，或记文治武功，或颂德政善行；二是庙碑，或立神庙，或立宗庙，或立家庙；三是墓碑，名碑名碣各随其制，用表用志，因地而异；四是纪念碑，可以纪念革命群雄，也可以纪念对人民有特殊贡献的个人；五是记事碑，或记宫殿桥道之类建筑物的兴废，或考名胜古迹的源流，或叙吉祥、灾荒之类的自然变异，或载震动一时的人事祸福，用处极广，不胜枚举；六是诗碑，这是一种特殊的碑，它不是指用诗词体裁撰写的碑记，而是指专为诗词创作而立的碑。
1．功德碑。这类碑大都立于被褒扬者活着的时候，是给活人歌功颂德的。
例：
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并序
李 白
仲尼，大圣也，宰中都而四方取则；子贱，大贤也，宰单父，人到于今而思之。乃知德之休明，不在位之高下，其或继之者，得非韩君乎！君名仲卿，南阳人也。昔延陵知晋国之政，必分子韩。献子虽不能遏屠岸之诛，存孤嗣赵，太史公称天下阴德也。其贤才罗生，列侯十世，不亦宜哉；七代祖茂，后魏尚书令、安定王。五代祖钧，金部尚书。曾祖唆，银青光禄大夫、雅州刺史。祖泰，曹州司马·考睿素，朝散大夫、桂州都督府长史。分茅纳言，剖符佐郡，奕叶明德，休有烈光。君乃长史之元子也。
妣有吴钱氏，及长史即世，夫人早孀，弘圣善之规，成名四子，文伯，盂轲二母之俦欤？
少卿当涂县丞，感慨重诺，死节于义。云卿文章冠世，拜监察御史，朝廷呼为子房。绅卿尉高邮，才名振耀，幼负美誉。君自潞州铜鞮尉调补武昌令，未下车，人惧之；既下车，人悦之。惠如春风，三月大化，奸吏束手，豪宗侧目。有爨玉者，三江之巨横（此下似有缺文）。白额且去，清琴高张。兼操刀永兴，二邑同化。时凿齿磨牙而（当作“于”）两京，宋城易子而炊骨。吴、楚转输，苍生熬然。而此邦晏如，襁负云集。居未二载，户口三倍其初。铜铁曾青未择地而出，太（当作“大”）冶鼓铸，如天降神。既烹且烁，数盈万亿，公私其赖之。官绝请托之求，吏无丝毫之犯。
本道采访使皇甫公优，闻而贤之，擢佐籀轩，多所弘益。尚书右丞崔公禹，称之于朝。相国崔公涣，特奏授鄱阳令，兼摄数县。所谓投刃而皆虚，为其政而则理成，去若始至，人多怀恩。
新宰王公名庭磷，岩然太华，浼然洪河。含章可贞，干蛊有立。接武比德，弦歌连声。服美前政，闻诸耆老。与邑中贤者胡思泰一十五人，及诸寮吏，式歌且舞，愿扬韩公之遗美。
白采谣刻石，而作颂曰：
峨峨楚山，浩浩汉水。黄金之车，大吴天子。武昌鼎据，实为帝里。时菇世讹，薄俗如毁。韩君作宰，抚兹遗人。滂汪王译，忧鸿得春。和风潜畅，惠化如神。刻石万古，永思清尘。
这碑文是歌颂韩愈的父亲韩仲卿的。韩仲卿为武昌令，有美政，调为鄱阳令离开武昌以后，县人胡思泰等十五人和诸僚吏倡议立碑表彰仲卿的政绩，就请李白作了这篇碑文。碑文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散文体，二分之一的篇幅写家世，从韩献子直写到仲卿的三个弟弟。四分之一的篇幅写美政，四分之一的篇幅写上级推重和邑人思念。后一部分是颂，韵文，四言诗十六句。从碑题看，颂是主体，序是辅文。但实际上序文是主要部分，略似传记，颂倒是次要的。从序转入作颂时，有句过渡语，一般句式是“……而作颂日”，或“其词日一，或“其辞日”。颂诗的形式，或四言诗，或骚体诗，都可以。但是要写成言之有物的优美诗歌，只是抽象地排列些四六句子，就毫无价值。
这篇碑文的序，摒弃了形式骈俪而内容空洞的骈体文，采用活泼新颖的散文形式，很出色。但是内容安排显然有缺点，写家世的文字太长，宣扬祖先积阴德儿孙有出息的陈腐观点，严重损害了全文的思想性。碑颂德政却只用序文四分之一的篇幅记叙其政绩，显得与文题很不相称。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的，如果压缩叙家族部分，使颂美政的文字突出，虽不加增益，也切题旨。
最早的功德碑要数秦始皇的《泰山刻石》了。赢政（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屡屡出巡，宣扬始皇帝的德威。公元前二一九年登泰山顶，刻石颂扬他的武功文治，这就是《泰山刻石》。碑文如下：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惰饬。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黎，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成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
重戒。
《泰山刻石》，也有人叫《封泰山碑》，实际上只讲到登山周览，刻石垂戒，没有说一句祭神祷天的话。这碑高五尺左右，形状似方非方，上下宽窄不等，四面环刻，既没有后世所谓的“篆额”——就是把题目用篆书刻在碑头上，也没有首行文题，从碑文说，倒可叫做无标题碑文。
秦始皇时只刻了三面，起自西面，而北，而东，共十二行。碑文音韵调谐，文句通俗，内容真实。在秦代使用那样明白如话的文句，十分可贵，读起来比读南北朝时的一些碑文还易懂。语言通俗是撰碑文要特别注意的。刻碑为了宣传，文章深奥难懂就失去书碑的意义。
泰山刻石的南面是秦二世元年（公元前二。九年）所刻，共十行。意思是，二世有了诏书，说石刻都是“始皇帝”所为，可是金石刻辞中没有“始皇帝”的帝号，这与始皇帝的功德是不相称的。丞相李斯等三人请求把这诏书也刻在石上。二世“制日：‘可’”。胡亥时刻的这段碑文，却不是功德碑的内容了，倒是一段诏令记事，已是二碑合一的混合碑。这段碑文也很重要，赢政之前，皆称王，赢政以后都称皇帝，赢政称“始皇帝”，这标志着中国封建主义国家的开始。碑文后面，无论是赢政时所刻还是胡亥时补刻，都不落款，不书年月。我们所说刻此碑的年代，是根据其他史料考得的。可见古碑文并没有什么特定格式，撰文刻石十分活泼。汉以后的碑文格式，就逐渐完善而严格了。
泰山碑的内容很抽象，因此它到现在的价值，倒不在借碑传事，而在于保存了古代书法艺术。相传为李斯的小篆，笔划如筋，是有名的玉筋篆范本。碑书有宋人拓本。碑石久遭破坏，到明嘉靖时尚存二十九字。清乾隆五年，碧霞寺遇火，仅存余烬十字。清嘉庆二十二年，有人访得残石两块，存泰安岱庙。一九七九年成立秦篆研究组，在女书法家李文放主持下，经过几年努力，集补、恢复了二百二十三字的全文篆书，由李文放执笔重篆，篆刻家周植桑、李滋新刻于古砖，共刻四十块，每块重约五十斤。
介于《泰山刻石》与《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并序》之间的，可举《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作例。泰山碑颂赢政统一天下的全功，韩碑颂韩仲卿的美政，而裴岑碑则是颂裴岑的战功。泰山碑是诗体，裴岑碑是散文，而韩仲卿碑是诗文合壁。这三碑，从内容到形式都自成一体。《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原在新疆巴尔库尔（巴里坤）城西五十里。因为碑的形状是上尖下大，孤笋挺立，望之如石人，人们便以碑名地叫石人子。可见，古碑是无固定形制的。
例：
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
维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人，诛呼衍王等，斩馘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灾，蠲四郡之害，边境艾安。振威到此，立德祠，以表万世。
这里全是散文，没有“颂日”，“词日”、“辞日”之类的韵文。碑文内容很集中，只记载了一件事，而且记得简明扼要。写了被颂者的籍贯是云中人，记了他的职位是敦煌太守，交待了事件发生的时间是汉永和二年八月。扼要叙述了战功，并说明了德威的影响。惟一的缺点是没有写明战斗进行的具体地点和立碑的具体时间。裴岑的战功，史无记载，靠这碑才传了下来。
从这三种碑的得失，大体上可以看出作功德碑文的要领。
古人把立德、立功、立名当成了努力方向，所以立功德碑的越来越多，而且还常常为功德引起政治风潮。韩愈撰《平淮西碑》，推崇宰相裴度，也适当地表彰了李想的战绩，本是一篇记事翔实、赞颂得体的好碑文。可是李想不平。想妻是长安公主的女儿，出人内宫，诉说了此碑写来失实，唐宪宗就使段文昌另作碑文。段文昌归功于李想，碑文写得很蹩脚，甚至描叙李想战功的部分，也不如韩文生动。李商隐作《韩碑》诗说：“碑高三丈字如斗，负以灵蟠鳌以螭。句奇语重喻者少，谗之天子言其私。长绳百尺拽碑倒，粗沙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人人肝脾。”这一件功德碑案，聚讼千古，至今尚无定论。宋朝诗人苏东坡说他在驿壁看到一首诗，诗云：“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古断碑人脍炙，世间谁数段文昌。”有人说这诗就是东坡作的，他不过是托古罢了。不管这诗是谁作的，总之，记功颂德都要恰如其分，如挟私失实，就会贻笑千古。
中国解放以后，这种功德碑已没有人立了，因为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为人民做一辈子好事都是应该的。生前立碑颂功德，会使剥削阶级那吹吹捧捧的毒素，腐蚀革命队伍。德高功大，不需要刻石以传，丰碑建立在人民心里，才是永垂不朽的。当然，在中国以外的华侨聚居的地方，立功德碑还是有其一定的意义的。
2．庙碑。这类的品种也不少，立于寺的叫寺碑，立于庵的叫庵碑，立于神庙的叫神庙碑，立于宗庙的叫宗庙碑，立于家庙的叫家庙碑，都是为神仙鬼灵而立的。
中国，在解放前是个多神的国家，不但有许多自然神，如河神、火神甚至马王爷之类，而且还有许多由人转化成的神，如关羽、岳飞等。不但有从外国进入的回教神真主、佛教神菩萨等洋神，还有土生土长的道教神玉皇、碧霞元君之类。有神必有庙，有庙必树碑。希腊先有神庙，中国先有宗庙。《诗经·螯》中有“作庙翼翼”（造作宗庙真是小心翼翼），证明西周初就有宗庙了。《论语》中说“子人太庙每事问”，证明公元前六世纪的春秋时代，鲁国就有周公庙了。但先秦时代的庙碑难考，汉朝有庙碑则是无疑的。至于南北朝时代的各种庙碑的碑文，大多是浮华失实的骈文，词句既深奥，议论又玄虚，不值得作为范文来研究。署明“齐国录事参军琅邪王巾制一的《头陀寺碑文》被人赞为“文词巧丽”，对韩愈以前的碑文影响极大，“骎骎为此体”，几乎是“天下一律”。实际上骈俪卑弱，并无过人之处。其中哲学性的议论占三分之一，议论性的“辞日”又占了三分之一，说头陀寺兴废过程的文段就太少了。南朝还有一些寺碑，是写景短文。特别是梁元帝萧绎写了不少状景寺碑，如《钟山飞流寺碑》，碑文只有十六句，正文十句，构成三组骈句，描写山寺之高。接着骈文的六句“铭日”是“云聚风高，风清钟彻，月如秋扇，花疑春雪，极目千里，平原迢递”。全文写景，并不涉及神仙怪诞的事情。这类碑文虽然清新可爱，却不是典型的庙碑，无可取法。
庙碑的书碑格式，唐以后大备，今举两例：
例一：
北岳恒山
祠碑并序
工部尚书兼定州刺史北平军事上柱国河东县开国
侯张嘉贞文暨书
开元丁卯岁仲秋既望立
第一项是题目，第二项是作者和书者，第三项是立碑时间，以后才书写碑文。
例二：
大唐北岳神庙之碑并序
陈州长史陈子春撰
博陵崔锻书
安喜县尉李逖篆
第一行是题目，连朝代名也加上了。第二行是作者，第三行是书写正文者，第四行是篆书碑额者，然后是碑文，最后一行是立碑年月：“开元二十三年立”。
从此两例看来，庙碑的一般格式包括题目、碑文作者、书者、篆额者、勒石者和立碑年月。题目必书前头，或在碑额，或在碑身第一行，至于立碑时间，则写于文前或文后均可。
这种格式是刻碑的格式，是由书法家书写的。至于撰碑文的人却不必注意这些，只要按照庙碑的特点撰文就行。
例三：
柳州罗池庙碑
韩 愈
罗池庙者，故刺史柳侯庙也。柳侯为州，不酃夷其民，动以礼法。三年，民各自矜奋：“兹土虽远京师，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则非人。”
于是老少相教语，莫违侯令。凡有所为于其乡阍及于其家，皆日：“吾侯闻之，得无不可于意否？”莫不忖度而后从事。凡令之期，民劝趋之，无有后先，必以其时。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鸭鸡，肥大蕃息。子严父诏，妇顺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条法，出则弟长，人相慈孝。先时民贫，以男女相质，久不得赎，尽没为隶。我侯之至，按国之故，以慵除本，悉夺归之。大修孔子庙。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树以名木。柳民既皆悦喜。
常与其部将魏忠、谢宁、欧阳翼饮酒驿亭，谓日：“吾弃于时，而寄于此，与若等好也。明年，吾将死，死而为神。后三年，为庙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卵，侯降于州之后堂，欧阳翼等见而拜之。其夕，梦翼而告曰：“馆我于罗池。”其月景辰，庙成，大祭，过客李仪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庙门即死。明年春，魏忠、欧阳翼使谢宁来京师，请书其事于石。余谓柳侯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福祸之，以食其土，可谓灵也已。作迎享送神诗遗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
柳侯，河东人，讳宗元，字子厚。贤而有文章。尝位于朝，光显矣，已而摈不用。其辞曰：
荔子丹兮蘸黄，杂肴蔬兮进侯堂。侯之船兮两旗，度中流兮风泊之。待侯不来兮，不知我悲。侯乘驹兮八庙，慰我民兮不嗍以笑。鹅之山兮柳之水，桂树团团兮，白石齿齿。侯朝出游兮暮来归，春与援吟兮，秋鹤与飞。北方之人兮，为侯是非。千秋万岁兮，侯无我违。福我兮寿我，驱厉鬼兮山之左。下无苦湿兮高无干，杭棘充羡兮，蛇蛟结蟠。我民报事兮，无怠其始。自今兮钦于世世。
这篇庙碑分两部分，前为序，后为辞。序是散文，辞是骚体诗。这两部分不重复，不孤立，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互相生发，确是庙碑中的杰作。“辞日”的首句是“荔子丹兮蕉黄”所以人称此碑叫《荔子碑》，可见碑文的主体是这首骚体诗。这首诗也与一般碑文中那些名为主而实为多余的铭、词不同，确确实实够得上是主体。这就启示我们：写碑文不可不求诗文并茂，偏废任何一点，都不能臻于上乘。
韩愈还写有《柳子厚墓志铭》，和《柳州罗池庙碑》比较一下，就可窥见庙碑的特点了。
例四：
柳子厚墓志铭
韩 愈
子厚讳宗元。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爽，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瑷，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讳镇，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其后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
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居闭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
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
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日周六，始四岁，季日周七，孑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遵涿人，性谨慎，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铭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这篇墓志铭详写柳宗元家世，庙碑却一字未涉，只用十一个字写了姓名、籍贯；墓志铭写柳宗元一生事迹，从少年自立直写到死后安葬，庙碑却重点叙述在柳州的政绩和死后为神的奇事。对在朝经历，只用“尝位于朝，光显矣，已而摈不用”三句话就带过去了。墓志铭取以柳州换播州事，写柳宗元愿把柳州换给有亲在堂的刘禹锡，自己到非人所居的播州去，后因刘禹锡改刺连州而罢。作者借端生议，高度赞扬了柳宗元“士穷乃见节义”的高尚品德。而庙碑中对这却一字不提，只写柳州人民对他的爱戴。墓志铭从头至尾赞扬柳宗元在文词学术上的成就，而在庙碑中却只说了“贤而有文章”五个字。墓志铭中打破墓志不称人之恶的常例，含蓄地批评柳宗元参加王叔文改革集团一事，而庙碑中却无一个批评词儿。墓志铭中的“铭日”只有三句，祝葬后安固以利其后人，而庙碑中的“辞曰”却多达二十六句，是洋洋洒洒、热情澎湃的一首骚体诗。墓志铭激愤地为柳宗元“材不为世用”竟“死于穷裔”而鸣不平，庙碑却为他“生能泽其民”，死能福其民唱赞歌。文各有体，两相比较，就可掌握庙碑这种体裁的特点了。
这篇庙碑的缺点，《旧唐书·韩愈传》中说：“恃才肆意，亦有戾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此文章之甚纰缪者。”批评详写柳宗元成神灵异的事情，这倒也中肯，但说韩愈恃才肆意却错了。韩愈借南人尊奉柳宗元为神与朝廷“摈不用”作对比，表示对其“材不为世用”的惋惜。而且造庙本身就是出于迷信，写碑文也就得说点灵异的事情。后来苏轼为韩愈作《潮州韩文公庙碑》，不也大谈人死为神的道理吗！
建筑神庙、宗庙、家庙，都是迷信活动，因庙而作神庙碑、宗庙碑、家庙碑必然是对崇拜神鬼推波助澜，所以这种碑文随着旧世界的灭亡，也失去了存存的意义。
但是这类寺庙建筑及其中古碑。都是珍贵的文物，不仅应妥善保存，而且对破烂欲倒的应该修补或重建，使其恢复原貌，以彰大中国的古代文明。重修以后，难免立碑记事，以垂示后人，这就要作《重修××庙碑》。作这类碑记，决不能像古人一样涉笔神鬼灵怪，应侧重叙说古迹的兴废历史与确定为古迹的证据，不必再歌颂庙中的神主了。
古人作碑文，讲究正体与变体之分。认为叙事者为正体，议论者为变体，而议叙并重者则为变而不离其宗，这意见是值得重视的。写碑文应以记叙为主，适当地发点精辟的议论，固能加重文章重量，但如撇开具体事迹，借端生议，这碑文就毫无价值。好的庙碑不但议叙得体，而且有动人心弦的抒情，特别是“辞日”，“颂日”、“词日”之后的韵文，应该是真情实感的抒情诗。
例五——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其词日：
公昔骑龙白云乡，手抉云汉分天章。天孙为织云锦裳，飘然乘风来帝旁。下与浊世扫税糠，西游成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参翱翔。汗流籍涅走且僵，灭没例影不能擎。作书诋佛讥君王，要观南海窥衡湘。历舜九嶷吊英皇，税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钧天无人帝悲伤，讴吟下捂遣巫阳，糅牲鸡卜羞我觞，于餐荔丹与蕉黄。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发下大荒！
这是宋代苏轼为韩愈庙碑所写碑文的打情颂词，共七言二十一句，句句入韵，几乎是一首浪漫主义的七言古诗。不但在议与叙中融汇着强烈感情，而且直抒胸臆，推出“公不少留我涕滂”的感泣不胜的句子，扣人心弦。
随着有些具有文物价值的祠庙的逐步修复，祠庙碑直到现在还时有建立，只是不能再写神怪灵异的内容了。
3．墓碑。这类碑文是赞颂死者的，赞其人，不涉及成神显灵等怪事。写这类文章，往往溢美过誉，贻笑世人。中国文学史上有两个写墓碑的大师，一个是汉朝的蔡邕，一个是唐朝的韩愈。蔡邕曾对卢子千、马日碑说：“吾为天下碑文多矣，皆有惭容，惟郭有道无愧予色矣！”因为只有《郭泰碑》是颂当其人的，其他的碑文则都颂非其人，可见他作墓碑大多是对人溢美过誉的。韩愈撰《柳子厚墓志铭》，转弯抹角地批评柳宗元参加王叔文改革集团一事，既批评他“不自贵重”，汲汲于功业，又批评他不能“自持其身”，与狐鸣枭噪的王叔文等结党，这批评固然全是出于韩愈保守的个人偏见，很不持平。但是，作为碑文，他采用褒贬兼用的方法，打破只称人之善、不称人缺点的传统作法，却是值得提倡的。总之，不管褒也罢，贬也罢，以不失实为贵，以公允持平为美。
中国最早无墓祭，也就不会设碑。古代人规定，棺榔埋墓以藏形，是凶事；立庙以安神，是吉事。送形人墓，迎神回庙，这是墓与庙的大别。建祠堂立碑石在先，立碑于墓在后。 《孟子·齐人乞食》描写齐人乞讨祭墓的供品，这虽是寓言，却说明祭墓的风俗在那时已有了。权势者立祠庙，穷人家不能免俗，只好祭于墓。权势者张扬威势，既建祠庙，又建坟墓，墓碑也就应运而生。
江苏丹阳县有春秋时代的吴季札墓，墓前有石碑，古篆“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十字，字大径尺，体势奇伟，相传为孑L子手书。唐开元中，玄宗曾令殷仲容摹搦其书，证明唐以前就已有这墓碑。但是这“十字碑”即使是真迹，也称不上碑文，只是个标名碑而已。绍兴禹庙有一柱窆石，石高二米，顶端有圆孔，《图经》说：“禹葬会稽，取此石为窆，上有古篆不可读。”王昶作《金石粹编》，以为是汉刻，比十字碑还晚。
真正的墓碑，始于秦汉。它原是下葬时竖的石柱，后来有人刻上墓中人姓名、籍贯、官爵以及功德行事等内容，就成了装饰品。这立在墓旁的石碑，名称也不少，有叫墓碣的，五品官以下所用；有叫墓表的，有官无官都可用，五品以上所用的墓碑，如立在墓旁也叫神道碑，汉时已有。如杨震碑就题为“太尉杨公神道碑铭”。不管叫什么名称，从著文来说，都是一样的，都可叫墓碑文。
有人立碑，就有人毁碑。即使生前没有民愤，死后无人故意破坏，年深月久也难能不朽。于是有人想出新办法，把碑埋在墓中，即使山陵变迁，也知道埋着何人尸骨。《西京杂记》载，汉人杜子夏临终作文，命刻石埋墓。这就是墓志的由来。墓志也有墓记、圹志、埋铭等异名。从此以后，碑表立在墓上，志铭就埋在圹中。这样，墓碑多作于葬后，墓志则必作于葬前。
隋、唐立碑都必须奏请。经朝议许可才能立碑，私自立碑是违法的。由此可见，立碑表墓也是统治阶级的特权。劳动人民立不起碑，也无权立碑。但是习惯成自然，死后入土，也要请阴阳先生在砖上写上名字与逝世年月，有的还写几句话上去，这叫墓砖铭或墓砖记。
古人的墓碑、墓志都有定制。碑多是长方形，螭首龟趺，碑头用篆体书写某朝某官某人墓碑，叫做“篆额”。墓志较小，多为方形，刻石加盖，上写某官某人墓志，叫做“书盖”。有了“篆额”与“书盖”，碑文、志文的前面就不必再刻题目了。当然也不是绝对不能把第一行刻成题目。如果是夫妇合葬墓，书题不写妇名，其妻合葬，只在文中说明。王世贞作了一些“某君暨配某氏合葬墓志”，竞受到时人非议。即此一端，也可见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严重。
墓碑文的题目，称墓碑铭并序的，是先序，次碑，后铭；称墓志铭并序的，先序，次志，后铭；称墓志或墓碑的，有志或有碑而无铭；称墓铭的，有铭而无志。也有虽只名志或碑，却各项都具备的。
墓碑到东汉就渐渐多了。有碑，有表，有志，有铭，有颂。文重视墓中人的，把他的姓名、事迹等刻于石，使他流芳百世，而撰文者和书碑者的姓名就都不刻于石，所列门生故吏则都刻在碑阴或另外的碑上。这样一来，对墓中人揄扬过度的所谓“谀墓文”就逐渐流行，到隋唐而大盛。不重视历葬的人而重视撰文人的，则撰文的人署名于题后文前，也有署于碑末的。宋元以后，连撰文的人也不重视，而重视书碑的人了。
墓碑文的体制，一般包括姓名、籍贯、家世、经历、文章著作、逝世时间，然后是某年某月葬于某地，最后是铭文。墓志的内容，也包括姓名、世系、籍贯、行为事迹、年寿、逝世年月，子孙大略、葬时葬地，最后是铭文。铭文是总括性的赞语，多为韵文，三言、四言、五言、七言或骚体都行。墓碑、墓志所包括内容大体相同，只是志求简明，碑尚丰丽。
历代墓碑有许多名著：
例一：
贞曜先生墓志铭
韩 愈
唐元和九年，岁在甲午，八月己亥，贞曜先生孟氏卒，无子，其配郑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张籍会哭。明日，使以钱如东都，供葬事。诸尝与往来者，成来哭吊韩氏，遂以书告兴元尹故相余庆。闰月，樊宗师使来吊，告葬期，征铭。愈哭日：“呜呼！吾尚忍铭吾友也夫！”必元人以币如盂氏赙，且来商家事。樊子使来速铭，日：“不则无以掩诸幽。”乃序而铭之。
先生讳郊，字东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选为昆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酆、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则见，长而愈骞，涵而揉之，内外完好，色夷气清，可畏而亲。及其为诗，刿目铢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招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惟其大玩于词，而与世抹杀，人皆劫劫，我独有余。有以后时开先生者，曰：“吾既挤而兴之矣，其犹足存邪！”
年几五十，始于尊夫人之命，来集京师，从进士试，既得，即去。间四年，又命来，选为溧阳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郑公尹河南，奏为水陆运从事，试协律郎，亲拜其母于门内。母卒五年，而郑公以节领兴元军，奏为其军参谋。试大理评事，挈其妻行之兴元，次于阕乡，暴疾卒，年六十四。买棺以殓，以二人舆归，酆、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赠赙而葬之洛阳东其先人墓左，以余财附其家而供祀。
将葬，张籍曰：“先生揭德振华，于古有光，贤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如日贞曜先生，则姓名字行有载，不待讲说而明。”皆日：“然。”遂用之。
初，先生所与俱学同姓简，于世次为叔父，由给事中观察浙东，曰：“生吾不能举，死吾知恤其家。”铭曰：于戏贞曜，维执不猗，维出不訾，维卒不施，以昌其诗。
贞曜先生就是唐代著名诗人孟郊。这墓志铭的第一段是“序”，写孟郊逝世日期与樊宗师求铭，重点表现自己与死者的交谊。第二段略写家世，重点写其文学成就；第三段写卒地、享年、葬时葬地，重点叙其经历；第四段写将葬时的私谥。这三段组成志文。最后一段是“铭”，四言五句。
韩愈写得好的碑与志，毕竟与众不同。不但叙事详明，而且感情充沛，竞在碑、志中加叙自己和墓中人的交情，感情真挚，篇幅适宜。但宋、元、明有人作文，盲目地模仿韩愈的这一着，把它奉为定例，竟有叙述生平交情之深，往来酬酢之密，娓娓千余言，而未提到死者的姓名、家世一字的，甚至只述自己困苦颠连而借题发挥。这些作品的文辞虽妙，却不合墓碑的体制，不能称为墓碑文。
韩愈作墓志，出于独创的很多。在为殿中少监马燧作的墓志中，竟使用描写手法，描摹其形象。说：“姆抱幼子立侧，眉眼如域，发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这几乎是作“传奇”的笔法了。而且奇外出奇，在给王适作的墓志铭中，加入了一段描叙王适娶妻的情景，把人物描叙得活灵活现。他描叙王适娶上谷处士侯高的女儿时写道：“初，处士将嫁其女，惩日：‘吾以龃龉穷，一女，怜之，必嫁官人，不以与凡子！’君日：‘吾求妇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闻其女贤，不可以失。’即谩谓媒妪：‘吾明经及第，且选，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许我，请进百金为妪谢。’诺，许白翁。翁日：‘诚官人耶？取文书来！’君计穷吐实，妪日：‘无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书，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见，未必取目示，幸而听我。’行其谋。翁望见文书衔袖，果信不疑，日：‘足矣！’以女与王氏。”侯高的诚朴，王适的卓异，媒妪的智谲。都刻画如见。有人说：“此等文章，已失古意，末流效之，乃堕恶趣。”其实，末流的堕恶趣，只能怨末流没有本事，而韩愈的失古意，却值得大赞特赞，他把墓中人的特性写活了，活脱是一个“倜傥非常之人”。写墓志也贵在独创，深讳蹈袭。
例二：
五人墓碑记
张 溥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逆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缴缴伺也？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卵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鲥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扶而仆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谋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脰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夫！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
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愦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由是蹰之，则今之离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
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予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这篇碑记可说是一篇很好的抒情散文，却更不合古制：
（1）打破只有剥削阶级可树碑立传的常例，竟给无官无钱的普通市民立了一通丰碑，而且用“缙绅”的易志、高爵显位的贼行作对比，贬低缙绅，赞颂编氓，斥辱高爵显位，推重“素不闻诗书之训”的市民。
（2）无序无铭，抛开了传统墓碑的死板格式，卓然峭峙，独树一峰。
（3）不写墓中人的家世、生平等一般内容，集中写其“发愤一击”和临刑激昂，夹叙夹议，歌颂五人之死重于泰山。
（4）抒情成分浓厚，一往深情地充塞在字里行间，强烈的爱，入骨的恨，如大海怒涛，汹涌澎湃。
例三：
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之碑
邹 鲁
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党人死事者，其数不可稽。事后潘君达微收党人尸得七十二，合葬之于黄花冈。由是有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之称。潘君亦党人，自以未名捕；乃予危疑震憾之际，毅然出收死友之骨，可谓难矣。其明年，为中华民国元年，胡君汉民，陈君炯睨相继任广东都督，议就当日合葬处修葺而整饰之。省议会通过经费十万元。二年乱作，遂不果。七年秋，滇君师长方君声涛始募修故墓，规模粗具。参议员议长林君森复募建碑亭及记功坊，俾不致湮没于后世。然欲奉当日死事者姓名籍贯一一勒之于碑，事乃至难。盖举事之际务慎密，凡姓名籍贯，同事者非素识不能知，具亦不愿知之。故今日同事未死者，其所能举，亦惟素识者而已。夫死事者既不止七十二人，即此七十二人亦不能尽举其姓名籍贯，可不痛欤；鲁与朱君大符，皆同事之未死者也。相与征集事实，胪所得死事者之姓名籍贯。林君森更约当日未死同事之在粤者胡君毅、何君克夫、吴君永珊、徐君维扬等，以确为之证，计得五十有六人。其中有姓名而无籍贯者，尚有三人。先行勒之于碑，而留空白，以俟续有所知，得以补勒焉。颜曰“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之碑”。盖埋骨者固七十二人，今日虽有所阙，同望他日能补而足之也。夫马革裹尸，党人之志。埋骨已非所期，遑论留名。今之为此，徒以为后人流连凭吊之资，于死事者固无与也。呜呼！此役所丧失者，不特吾党之精锐而已，盖台国中之俊良以为一炬。其物质之牺牲不可为不大，然精神所激发，使天下皆了然于党人之志节操行，与革命之不可以已。故不逾年而中华民国遂以告成，则其关系宁不重欤！然念国难之无穷，贤才之易尽，执笔作记，又不胜后死之感也。
中华民国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这篇碑文写得更为奇特，不但不列烈士的任何一点个人项目，而且连震动全国的辛亥革命也没写。碑文先写了葬黄花冈、修故墓、建碑亭的经过，接下写审查烈士姓名，籍贯情况，最后以“呜呼”领起一段抒情性的议论作结。
碑文作者很有远虑，在文中特地说明勒石留空的事，说审查得五十六人，“先行勒之于碑，而留空白，以俟续有所知，得以补勒焉”。两年以后，民国十一年春，林森又约集当日党员未死者，开会审查，续得烈士姓名十六人，仍由原书碑者补书于石。这样的碑文，因事而撰，不受古碑规格的拘束。这种不写墓中人事迹的碑文，在现代可以，因为有史可查；在古代却不行，因为史为官办，碑上不刻往往就会失传。
从这三种墓碑文看来，写碑文并没有多少框框，特别是内容，因墓中人而异，因撰者而异。其实详考古代墓碑，本来就没有什么固定格式的。《后汉书赵岐传》：“岐久病，耢兄子可立一员石于墓前，刻之日：汉有逸人，姓赵名嘉，有志无时，命也奈何！”这十六字碑，无题，无款，无套子话，却字字有内容。
我们现在提倡火葬，许多人不设墓了，无墓则无处立碑，有墓的立碑也简单得很。可是，古代英豪墓修复了，要立碑，如一九七九年，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修建了李自成陵墓，就增建了墓碑。当代英雄死后，烈士遗骨，为了永远垂念，仍有建墓树碑的。例四：
李大钊烈士碑文
李大钊同志，字守常，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七岁起在乡塾读书，一九。五年入永平府中学，一九。七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青年时代，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激发了爱国热忱，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夺后，开始发表文章，揭露军阀官僚的统治只是加深了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一九一三年，含愤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件后，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向国内寄发《警告全国父老书》。这时，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一九一六年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他在《青春》一文中号召青年“中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他积极抨击以孔子为偶像的旧礼教、旧道德，向当时抬出孔子来维护自己统治的反动势力展开猛烈的斗争。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大钊同志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发。他逐步明确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他发表了许多热情地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与资产阶级改良派胡适展开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思想界引起了广泛强烈的反响。他在一九一八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兼任经济学教授，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部。这年年底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并于次年主编《晨报副刊》。同时，他还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创刊《国民》和《新潮》。随着大钊同志等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一九二。年三月，大钊同志在北京先后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许多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些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活动家，如邓中夏同志、高君宇同志等。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也都受到过他的影响。大钊同志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努力奋斗，是我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大钊同志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四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四年底，任党的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在他领导下，北方党组织派出许多同志在冀、鲁、豫、晋、陕、内蒙和东北的广大地区开展了党、团工作，先后发动了开滦大罢工、二七大罢工等著名斗争。一九二二年，他受党的委托在上海与孙中山先生谈判国共合作，并在一九二四年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九二五年在孙中山先生北上时和逝世时，在五卅运动中，他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北方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他积极地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北京的组织。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他努力为南方的革命运动培养，输送了大批干部。他坚决支持当时主要在南方一些农村蓬勃兴起、同时也开始波及北方的农民运动，并著文论述开展农民运动和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他也注意在军队中扩大革命运动的影响，对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参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大钊同志作为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学者和革命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尊崇，名重当世，这是他能卓有成效地开展多方面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界人民在天安门举行反对日本等国要求大沽口撤防的大会，并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竟遭到段政府的血腥屠杀。大钊同志在惨案发生后，继续领导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北方组织坚持斗争。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进入北京，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次年四月六日，张作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逮捕了大钊同志等八十余人。大钊同志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英勇不屈。四月二十八日，凶残卑怯的敌人不顾广大舆论的反对，将大钊同志和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勘，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共二十位革命者（其中多数是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一齐绞杀。大钊同志临刑时毫无惧色，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尚不足三十八周岁。
李大钊同志的灵柩多年停放在宣武门外的一个庙宇内。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他的家属和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发起为大钊同志举行葬礼，将灵柩安葬于香山万安公墓。大批学生、工人、市民群众冒着白色恐怖参加葬礼，形成一次壮烈的示威运动，许多参加者为此而被捕，甚至被杀害。
在全国解放前，李大钊同志的一部分著作虽曾由他的亲属编集，由鲁迅先生作序，但在反动统治下一直没有能发行。直到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才出版了重新编辑的《李大钊选集》。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经过增订的《李大钊诗文选集》。
李大钊同志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大钊同志和其他无数先烈光荣地倒下去了，但是他们的牺牲没有使中国革命停止，相反，中国革命在牺牲者的血泊中继续前进，直至获得伟大的胜利。作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钊同志的业绩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追怀和崇敬。为纪念李大钊同志，发扬他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中共中央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将他和他的夫人赵纫兰同志（一八八三年至一九三三年）的灵柩移葬于新建的李大钊烈士陵园。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志永垂不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九月
4．纪念碑。功德碑、庙碑与墓碑，如果排除了迷信成分，排除了标榜世家过分地追求不朽的因素，就剩下值得发扬的纪念因素了。但是这纪念因素都不是这三种碑所能适应的，人们便想出了树纪念碑的办法。刘邦曾任江苏省沛县的泗水亭亭长，他起义成功建立了汉朝以后，就在泗水亭立碑纪念。明朝著名航海家郑和是云南省晋宁县昆阳镇人，人们在他故里建亭立碑，纪念他七出西洋的壮举。清朝林则徐广州禁烟，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人们在虎门炮台旁边修建了《林公则徐纪念碑》，表彰他反抗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
解放后发展了这种碑的积极因素，创立了纪念碑的新形式。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
例：
人民英雄纪念碑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抗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是为纪念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九年间为我国革命牺牲的人民英雄而建立的巨大石碑。碑高近三十八米，庄严雄伟，具有民族风格。碑身正面是毛泽东的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有毛泽东起草、周恩来书写的碑文。碑文没有叙述人民英雄的伟大业绩。一百年的人民革命斗争历史，文章写短了说不清楚，长了刻不下。于是在碑座四周镶嵌了“焚烧鸦片”、“金田起义”，“武昌起义”、“南昌起义”、“胜利渡江”等十幅大型浮雕，反映我国从鸦片战争反侵略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革命斗争历史，用有形的画代替了文字叙述，使英雄业绩历历在目，使英雄形象活生生地出现在瞻仰者面前，产生了一般碑文难以企及的感染力。
如果是某一人或某个地区的群英纪念碑，碑文就应该具有某个人或某个地区的特色。地方特色组成民族性，民族特点越浓烈的作品就越有国际性。如果群英的纪念碑在各省都可以换置，这种碑文就毫无特色，也就不能产生感染力。
我们知道，欧美的纪念碑多为铸像或雕像、塑像，中国的纪念碑多为碑刻。
比较自古到今的纪念碑碑文，可见古代的形式呆板，现代的形式活泼，虽都可取法，却应重独创。纪念事的应详于说事，纪念人的该详于写人；人、事虽然难分，侧重却应鲜明。古代的杂有糟粕，应该剔除，现代的歌颂革命，必须发扬。
5．记事碑。这种碑的种类很多，有建筑之碑，有名胜古迹之碑，有天灾人祸之碑，有诉讼禁令之碑，有文人雅集之碑，有国际交往之碑……，凡一切可立碑而为上述四类碑文所不能包容的，都属于这一类。
这类碑古代很多，现代也不少。古代立碑很滥，有权有势的人有个什么嗜好行为都可立碑。如梁元帝萧绎假慈悲，喜欢“放生”，放鱼，放鸟，竞立一通《放生碑》。这一类无聊碑，在当时就毫无价值，不要说在今天了。现在选较有价值的记事碑三例来说明这类碑文的体制：
例一：
开通褒斜道石刻
永平六年，汉中郡以诏书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余（即斜字）道。太守钜鹿郭君，部掾治级王宏、史荀茂、张宇、韩岑弟典功作，太守丞广汉杨显，将相用始，作桥格（即阁，栈道）六百二十三间，大桥五，为道二百五十八里，邮亭驿置徒司空、褒中县官寺并六十四所，凡用功七十六万六千八百余人，瓦卅六万九千八百四器，用钱百四十九万九千四百余斛粟。九年四月成就，益州东至京师去就安稳。
这是汉明帝永平九年（公元六十六年）前后所立，是记载开通褒斜道的情况的。褒斜道是古代的道路名，因取道褒水、斜水两河谷得名。汉武帝时，曾发数万人治褒斜水道，欲使通漕运，无功而罢。汉明帝刘庄的永平六年，开通褒斜陆道，成为益州到京师之间的南北通道之一。《史记·货殖列传》：关中南则巴蜀，“栈道千里，无所不适，惟褒斜绾毂其口”。这条路时或堙塞，屡经开复，路途险峻，经过的人多刻崖留念。开通褒斜道石刻，石横广一丈余，刻十六行，每行五字到十一字不等。
古人摩崖作碑，碑文很古拙，不书碑题，不标作者，不写刻石年月，毫无格式可言。现在作碑就应该标明这些项目。《开通褒斜道石刻》的碑文写得很真实，把动工、竣工的时间，命令兴工者，主持工程者，完成的工程项目，调用的人工器材，耗费的钱粟，都记载得一清二楚。碑文很质朴，既无空虚议论，也无艺术描写，很得记事碑的要义。记事碑意在存真，稍有夸饰，就不能取信于人了。全文不留空断句，更没标点，加以年久剥蚀，断句就十分困难。现在作文刻石可不能这样了。
例二：丁丑大荒记
昔圣门沦政，以足食为先，盖以食为民天，得之则生，弗得则死。理固然也。是人之得免于凶年饥岁者，当以耕九余三，耕三余一准王制为常经焉，不然则救死亦不赡矣。光绪三年，岁次丁丑春三月微雨，至年终微雨，麦微登，秋禾书无，岁大饥。平蒲解绛等处尤甚。先时，麦市斗加六每石粜银三两有余，至是，每石银渐长至三十二两有零。白面每斤钱二百文，馍每斤一百六十文，豆腐每厅钱四十八文。葱韭亦每斤钱三十余文，余食物相等。人食树皮草根及山中沙土石花。将树皮皆剥去，遍地剜成荒墟，猫犬食尽，何论鸡豚，罗雀灌鼠，无所不至。房屋器皿金属木器，每斤卖钱一文，余物虽至贱无售。每地一亩，换面几两、馍几个，家产尽费，即悬罄之室亦无尚莫能保其残生。人死或食其肉，又有货之者，甚至有父子相食、母女相餐，较之易子而食、析骨以爨为尤酷。自九、十月以至四年五、六月，强壮者抢夺亡命，，老弱者沟壑丧生，到处道殣相望。行来饿莩盈途，一家十余口，存命仅二三，一处十余家，绝嗣恒八九，少留微息者莫不目睹心惕，涕泗啼泣而已。此诚我朝二百三十余年未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也。虽我皇上赈贷频加，粮税尽蠲，而村庄共绝户一百七十二户，死男女一千零八十四口，总计人数死者七分有余。虽曰天灾，抑亦人之未预备于早也。大荒至今已六年矣！比岁丰登，人少苏，村众欲志，以垂戒后世，首事嘱余以记之。余索拙，笔墨不文，略将事之颠末，书诸贞珉，俟后之览者，将有感于斯，以足食为先务，而凶年免予死亡则幸甚。
本村邑痒生员玉阶吕步云撰文
本村后学从九选卿吕升奉书丹
合村乡地首人吕吉泰，裴慎躬、程发荣
斐守道、吕复进、裴芝贵
斐继康、程闰德、贾邦豪
斐纯生，吕晋源，斐勤修 立石
大清光绪九年岁次癸未姑洗月毂旦
这篇碑文的格式齐全，题目、文章、撰文者、书碑者、倡议立石者和立碑年月都标列清楚，立于清朝光绪九年（公元一八八三年）三月。内容也朴实，以记叙为主，略带议论，委婉地表示了对晚清社会的不满。记叙遭灾情况十分详尽，读来真使人毛骨悚然。文末叙说立碑原因与过程，不蔓不枝，很得体。但这碑文也有三个缺点：
（1）详略失当，叙说物价太详细，叙述人相食的惨状则太抽象。文中说“人死或食其肉，又有货之者，甚至有父子相食，母女相餐”，这样泛泛而书，没有援事实记，使人怀疑是“易子而食”的老调子。
（2）漏列了县名、村名，只说平、蒲、解、绛等处灾情尤甚，却没说本县本村的灾难如何。立碑者以为碑立村头，文中何必再说，却不知人世变化难测，碑如离开原地就很费考证了。
（3）碑文虽有标点，却不分段，只在称说“皇上”时。抬头顶格，与碑文段落无关，这样从头至尾囫囵吞枣的文章，现在也不合适了。
例三：
王若飞等烈士殉难纪事
一九四六年，参加国共谈判与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王若飞同志，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中共代表秦邦宪同志，因全国停战协定、东北停战协议、整军方案以及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宪草原则。人权保障，和平建国纲领等项决议之实现，遭受国民党反动派之严重阻挠与破坏，为与中共中央商讨坚持上述各条协定的办法，于是年四月八日，冒恶劣之天气，由重庆飞延安。同机来延者有被国民党政府拘禁六年刚获释放月余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同志及其夫人男女公子，出席世界职工大会归来的解放区职工领袖邓发同志，王若飞同志之舅父贵州老教育家黄齐生先生及其孙黄晓庄，第十八集团军参谋李少华同志、彭踊左同志及随员魏万吉同志、赵登俊同志、高璩同志（女）等。飞机由重庆出发后，抵达陕甘宁边区上空时，天空阴雨，旋即迷失方向，于下午二时，在晋西北兴县东南百一十里之黑茶山遇雾撞山焚毁，不幸全体遇难。飞机失事后，中共晋绥分局及晋绥行政公署闻耗，当即由分局书记李井泉同志及其他人员，前往失事地点负责料理，装殓遇难人员遗体，组织治丧护柩委员会，十八日由中共中央接灵人员及晋绥护灵专员将烈士遗体用飞机运送至延安。延安中共中央及各界人士，万分震痛，组织治丧委员会，隆重悼祭。十九日安葬于延安。
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诸同志，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战士。黄齐生先生是中国教育界的先驱者，人民的真挚朋友。他们的不幸殉难，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极沉重的损失。兹于诸烈士遇难处，铭记其殉难经过，以资纪念，以垂永久。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一日
这是典型的记事碑文，纯是记叙。记叙一九四六年的黑茶山事件，把事件所涉及的人物、地点、时间、事情经过叙说得十分详尽，没有任何抽象概括。真挚的哀悼之情，也不用抽象的直接抒情法表达，而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在记叙事情和评价烈士的字里行间，质朴而动人。
从汉到今的这三篇记事碑文，后来居上，《王若飞等烈士殉难纪事碑》从内容到形式，都可作典范。
记事碑内容庞杂，难以一一列述。西藏大昭寺外公主柳旁的围墙内，有一通唐朝长庆三年（公元八二三年）立的《甥舅同盟碑》，用汉藏两种文字记叙唐穆宗李恒和土蕃赞普可黎可足结盟的事。这说明记结盟可以立碑。清朝乾隆年间，拉萨流行天花，婴儿死亡很多。清驻藏大臣推行种痘，防止天花蔓延。事后，驻藏大臣阿敏尔图于乾隆二十九年（公元一七一四年）立碑记叙这件事情，叫做《劝人种痘碑》。总之，不管是记什么事，都应按照记叙文的写法去写，多记叙，少议论。
6．诗碑。这种碑不是指用诗词体裁写的碑文，而是指为诗而立的碑。
最早的诗碑大概是《天后御制诗书碑》。唐高宗永淳二年（公元六八三年）二月，武则天从驾幸少林寺，作了一首蹩脚的五言诗。这时候高宗已成半死人，天后要做天皇的主意早打定了，所以抓紧各种机会宣扬自己的威风，竟把这首歪诗加序刻碑。这通碑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不值得称道的，只不过表明唐代已有诗碑罢了。
这个女皇大概很喜欢立诗碑。久视元年（公元七〇〇年），她在临汝温汤留宴，群臣应制作诗。所作的诗，由殷仲容书碑，李峤作序，刻碑留念，名《流杯亭侍宴诗碑》。此后唐朝诗碑就更多了。有的是为诗立碑，有的是因碑传诗，诗碑林立，如雨后春笋。发展到宋朝，有人把杜甫在夔州三年作的三百六十一首诗刻石立碑，竟刻了十二石，堪称诗碑大观。
例一：
送紫岩张先生北伐
号令风雷迅 天声动北陬 长驱渡河洛 直捣向燕幽 马蹀阏氏血 旗枭克汗头 归来报明主 恢复旧神州
绍兴五年秋日岳飞拜
这是在河南汤阴县的一块九尺的岳飞诗碑。这首五律竟有三处刻石，一在钱塘墓祠，一在济南原府署，一在汤阴。绍兴五年，还没有张浚北伐的事，署款尤不合宋人体制。宋人赠诗，标题和自暑姓名都系官衔，从没有称其号而叫“紫岩张先生”的。姓名之下也不书“拜”字。因此，清朝王昶疑是明人伪作，但它仍提供了一个自立诗碑的格局。
汤阴县岳庙还有别人给岳飞词立的二通碑，叫《岳庙满江红词碑》。词书共五行，末句作“朝金阙”，与杭州岳庙词碑作“朝天阙”差一个字：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金阙。最后三行是：
右满江红词乃
宋少保岳鄂武穆壬作
天顺二年春二月吉日
末署“庠生王熙书”。
明英宗朱祁镇天顺二年是公元一四五八年。汤阴县岳庙是明代宗景泰元年到二年之间，即公元一四五。到一四五一年，经徐有贞倡议，由汤阴县谕袁纯负责创建的。建成后第七年就树起满江红碑。这碑比杭州岳庙的满江红碑早四十年。杭州岳庙中的满江红碑是明孝宗弘治十一年到十二年（公元一四九八～一四九九年）建成的。
这碑给“怒发冲冠是否为岳飞作品”的讨论提供了新材料。它虽然不足以据此做出什么定论，却给我们提供了“诗碑”的又一种形式。
诗碑，古今中外都有。呼和浩特昭君墓前立有董必武同志咏昭君的诗碑，泰山无字碑旁立有郭沫若同志咏未遇日出的诗碑，日本各界纪念中国前总理周恩来，立了一通周恩来诗碑。
碑的种类繁多，不胜缕述。至于相传是秦始皇立于泰山的无字碑（郭沫若认为是汉武帝所立），西安乾陵的武则天无字碑，五台山显通寺的康熙无字碑，都只有碑石，没有碑文，严格说不能叫“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