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长寿传说与实例
在中国，关于长寿老人的传说很多。传说中的黄帝轩辕氏、少吴金天氏、帝喾高辛氏都是年逾百岁的圣明君主。唐虞夏商的尧、舜、禹、成汤也活到百岁以上。据《庄子》记载，彭祖（篯铿，颛顼玄孙）自尧帝时举用，殷代末年已有767岁，一直活到800岁不知去向，故曰彭祖以800岁为春，800岁为秋。据《论语》记载，孔子很倾仰彭祖，曾说：“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传说彭祖还将他的长寿经验整理成（彭祖摄生养性论》，后人又称他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养生家，以彭祖为长寿的象征。传说道教的祖师老子活到300岁，所著《道德经》就专门讨论过“长生”问题。秦代的崔文子自称300岁，后汉的葛越280岁，当时的四川还有一个自称“李八百”的人，传说也活到800岁，并著有《李八百方》一卷。按现代科学研究，人体约由500亿个细胞组成，这些细胞进行50次分裂后便死亡，每次细胞分裂平均需2．4年，据此推算，人类的寿命应该在120岁左右。人能活到三五百乃至七八百岁，恐怕不可信。
但我国历史上确实不乏百岁寿星的确凿记载，仅举数例即可见一斑。《后汉书》记载：东汉著名的中医华佗“年且百岁犹有壮容”。唐代孙思邈100岁时还著书立说，写成了不朽的医典《千金翼方》；另一位唐代名中医甄权也活了103岁，著有《脉经针方》、《明堂人形图》，唐太宗还亲到其家，请教长寿之术。宋代四川成都名医谭仁显活到108岁。明代著名的温病学家吴又可年至100岁，另一位著《修龄要旨》的冷谦竟活到150余岁。清代四川雅安的牟太医活到120岁。历史上还有一位西藏老人李忠云，活到252岁，成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老寿星。
这些老寿星多是深居简出的名中医，他们不光自己养生，而且还将其养生之道记录下来，留传至今，成为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
长寿冠军应属谁
古时有一人被今人称为长寿冠军：福建永嘉人陈俊。清乾隆十三年《永泰县志》十二卷有详细记载：
陈俊，字克明，福建永嘉山区汤泉村（今永泰县梧桐乡汤埕村）人，生于唐僖宗中和辛丑年（公元881年），死于元朝泰定元年甲子（公元1324年），终年443岁。
他为人正直，乐为乡里做好事，人们都敬重他。到了晚年，他无法自食其力，“子孙无有存者，乡人轮流供养”。后来，老人年岁不断增高，肌体逐渐收缩，身躯愈来愈矮小，“形如小孩”，行动十分不便。乡邻用竹麻编制一特大菜篮，装着老人，由供养的人轮流抬着进出。因此，称他为“菜篮公”。
我国百岁老人与长寿区
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我国百岁老年人口已经从1990年的6681人增加到17877人，增长速度异常迅速。从城乡分布来看，有近三分之二的百岁老年人口分布在乡村，近五分之一的分布在城市，有十分之一的分布在镇。这种分布比例与我国高龄老年人口的城乡分布基本相当。
2000年，我国百岁老人口主要分布在广西、广东、四川、新疆、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共有百岁老人10251名，占了全国总数的62.4％。这8个省、自治区，除安徽（904人）以外，百岁老人的数量都超过了1000人。最多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达到了1966人，一个地区就占了全国百岁老年人口的11％。全国只有内蒙古、宁夏、西藏和青海百岁老年人口的数量低于100名。
从区域分布情况来看，2000年我国百岁老年人口主要分布在东部，密集于华南的两广、长江下游、中原等地区和西部的某些地区。总体趋势与高龄老年人口的分布相当，个别有明显差异，如新疆等。
据研究，百岁老人长寿的奥秘在于：①热爱劳动；②讲卫生，生活有规律；③有广泛的爱好；④性格温和，心情开朗；⑤饮食得当；⑥生活地区空气清新，环境优美；⑦有一定的血缘关系。
广西巴马县被认为是继苏联高加索地区、南美维利巴姆、巴基斯坦罕萨地区和中国新疆地区之后的第五个世界长寿之乡。巴马瑶族自治县位于广西西北部，全县1971平方公里，丘陵土坡占三分之二，石山占三分之一。盘阳河是巴马最大的河流，它由西北朝东南把巴马县一分为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县总人口为218724人，而百岁以上老年人口就多达74人。
窑洞人家长寿多
我国黄河上中游的甘肃、陕西、山西、河南等省，约有4000万人口居住在窑洞里。科学家对山西省住窑洞的人进行了50年的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他们的长寿是窑洞生活方式带来的。科学家认为，人类最合适的生活环境是，温度在10℃到22℃范围内，相对湿度在30％到75％ 窑凋
范围内。黄土是很好的保温隔热材料，在3至5米厚的黄土覆盖下，夏季室温比室外低10℃左右，冬季室温比室外高15℃，温度和相对湿度稳定，冬不生火暖融融，夏不摇扇凉清清。
健康和长寿的另一些原因是：在窑洞中，外界噪音引起的紧张和不良影响少，受大气中放射性物质的影响亦很小。长期生活在窑洞中，哮喘、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风湿病和皮肤病大为减少。此外，红土、黄土地带生长的植物含微量元素锰和硒较多，锰元素在人体内有利于防止心血管病，硒有利延缓或减少脂肪积聚和人体器官的老化。由于窑洞里温度、湿度适中，在里边存放的菜、肉、果等食品久不变质。
孔子与计划生育
说孔子是计划生育的模范，不算牵强。
孔子19岁时，其母征在便急欲替孔子成婚。可孔子说：“我只为学问毫无，趁此少年，将往诸国游历，访求名师，学成济世之才，将来方为世用，至于成婚，男子当三十而娶，何必急于替我娶妻呢？”
可见孔子是主张先立业后成家的。
孔子初入仕，因办事认真，升迁为司职吏（专管户口的官）。他赴任前，鲁国大夫何忌向他请教：如何使鲁国人安居兴旺？孔子答的五项措施，其中就有“定婚嫁，行节俭”。
观其一生，教化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而自己只生一男一女。在那个时代，实属不易。
汉语的生育用语
语言是活的化石，它世代相传，描绘着该民族在历史上的社会生活情况，以及民族之间的异同。
探求一下汉语里有关生育的用语，以及这些用语的古貌今意，把握中国文化凝聚其间的思想端倪，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文化的某些传统特色，也有助于我们认识现行政策特别是农村计划生育国策施行时的困难，或许能从中悟出摆脱困窘的一星半点招数。
这些用语中可分为两部分，一种是较典雅的书面语言，一种是人民群众中流行的俗语。从这方面可以窥探中国文人士大夫的生育观和普通老百姓的生育观，在这一点上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阶层又是何等的一致。
分娩用语常常有性别之分。
弄璋之喜璋：圭璋、宝玉。《诗·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是对生男的祝辞，谓其长成后将为王侯执圭璧。后即称生男为“弄璋”，也常用“弄璋之喜”做生男的贺词。唐白居易诗：“弄璋诗句多才思，愁杀无儿老外攸。”又《旧唐书·李林甫传》：“林甫舅子（姜）度妻诞子，林甫手书庆之曰：‘闻有弄獐之庆。’客视之掩口。”獐乃野兽名，林甫误“璋”为“獐”，是误用此典的著名笑话。宋苏轼《贺陈述古弟生子》诗：“甚欲去为汤饼客，惟愁错写弄獐书。”
梦熊《诗·小雅·斯干》：“吉梦维何，维熊维罴。”“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罴，形状类熊的一种动物。诗意是：梦见熊罴，为生男的吉兆。后即以“梦熊之喜”作为祝贺生男的颂词。
添丁约从唐代起便将生男儿叫做添丁。唐制男子21岁服丁役。添丁，意谓为国家添一丁役，后引申为生男孩子。辞源最早见于韩愈寄卢仝诗：“去岁生儿名添丁，意令与国充耘耔。”生女则主要用：
弄瓦瓦：纺塼，古代妇女纺织之用。《诗·小雅·斯干》：“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言女性长成将执家。后世即以“弄瓦”为生女的代称；或以“弄瓦之喜”作生女的贺词。旧时含有对女性轻视之意。元方回《月旦抵旧隐》诗：“长男近弄瓦，累重讵足贺。”又《北魏王夫人元华光墓志》：“藻心垂悦之年，恭洁拤（弄）瓦之岁。”
妇女怀孕也有多种说法。
作茧唐张鷟《朝野佥载》六：王显与皇帝原有旧谊，每掣褌为戏，捋帽为戏。帝曾戏王：“王显抵老不作茧。”后帝登极，显上奏章：“臣今日得作茧矣！”因蚕老作茧成蛹，王借此喻入仕。后转义指妇女怀孕。
梦兰《左传》载：传说春秋时郑文公妾燕姞，梦天使赐兰，旋生穆公。后多称女子怀孕为梦兰。
“有好处”、“有喜儿”四川方言里这两个词其义均指妇女身怀有孕。这两个词词义着重在“好”和“喜”上。“好”字，甲骨文写成像携抱幼儿的妇女形，原意是：多育为好，即生养孩子多多益善。“喜”的甲骨文像置鼓于台座之形，以表示有喜庆事，所以奏乐庆贺（二字的解释均见于康殷《文字源流浅说》）。既然多育为“好”，则不难理解称“怀孕”为“有好处”，更不难理解“有喜儿”所涵括的词义。
闽越俗语中的“花儿”也是怀孕生育语。其俗新娘出嫁，有美丽少年在前持花儿引路，花儿象征子女。还有“下仔”、“解怀”等。
古代优生优育观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懂得优生这个道理。春秋战国时期，《左传》就指出：“男女同性（姓），其生不繁。”意即近亲相婚，子嗣往往不能繁衍。元代蒙古族人严禁表兄妹结婚，可惜的是，这种做法后来被明代的朱元璋废除了。据《后汉书·冯勤传》记载，东汉时期，冯勤的曾祖父一生养了8个孩子，有7个身材魁梧，唯有冯勤的祖父特别矮小。后来冯勤的曾祖父给他娶媳妇时，特意请媒人找了一位高个子的姑娘，结果生的孩子“身高八尺三寸，八岁能算”。
南齐大夫褚澄在《褚氏遗书》中认为男女婚配的年龄差别应该适当，交合生育必须男女身体强健时为之，否则将有害于夫妇双方并祸及子女：“父少母老，产女必亡，母壮父衰，生男必弱，古之良子，首察乎此。补羸滋血，女则壮脾，补弱男则壮脾节次。羸女宜近时而嫁。弱男宜待壮而婚，此疾外所务之本，不可不察也。”褚澄认为女子结婚的最佳年龄在二十三四岁；婚后房事若无节制，生子女多，“产乳众”，对身体是十分有害的：“产乳众，则血枯杀人。”
祖先还讲究男女交合时，要尽量避免恶劣的天气，对人的心理产生不良的影响。如有病要先医治。宋代陈自明认为：“凡欲求子，当先察夫妇，有劳伤痼疾，而依方调治，使内外和平，则有子矣。”古人还认为，婴儿出生以后的许多疾病都属于“胎里带”，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母亲在妊娠期间感受了外界的“六淫”和内在的“七情”。因此，孕妇要注意自己的保养安和。
有关优育，金代名医张子和在《儒门事亲》一书“过爱小儿反害小儿说”一节中提出了育子禁忌、育子合理的四法及养子之法。
他谈到育子忌饱忌暖，因“小儿初生之时，肠胃绵脆，易饥易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小儿为纯阳之体”（中医认为小儿生长发育旺盛，热病多，宜清凉），过饱则乳食内蒸，湿热内化，过暖则阳气内闭，郁而化热化火。过饱过暖为小儿百病之源，小儿特有的惊、疳、吐、泻四种病，其病源只有饱、暖二者。“惊者火乘肝之风木也；疳者，热乘脾之湿土也；吐者，火乘胃膈甚则上行也；泻者，火乘肝与大肠而泻也”。
他认为“贫贱之家，衣食不足，但生子常坚”，是暗合育子四理：①“薄衣淡食，少欲寡怒”；②“无财少药，其病自痊，不为庸医热药所攻”；③“在母腹中，其母作劳，气血动用，（儿体）形得充实”；④“母既作劳，多易生产”。而“富家之子，得纵其欲，称不如意则怒多，怒多则肝病多矣”。且“富家衣食有余，有财多药”，常为热药所害，故生子常夭。
张子和曾授友人养子之法：“儿未坐时，卧以赤地，及天寒时，不与厚衣，布而不棉，及能坐时，以铁铃木壶杂戏之物连以细绳置水盆中，使一浮一沉，弄之有声，当炎暑之时，坐令其傍，掬水弄铃，以散诸热。”他认为四肢为诸阳之本，手得寒水，阴气达于心中，乃不药之药也。
宋代的产育习俗
古代社会的人们对子嗣问题相当重视。据《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记载，宋代产育之俗就有一整套繁琐的程序和仪礼。
催生礼妇女怀孕足月，将生产时，女家父母要送银盆或彩画盆，内装粟杆一束，用锦缎或纸张覆盖上，再放上花朵、通草、贴套，还要贴上五男二女的花样；送馒头，谓之“分痛”；做眠羊、卧鹿、果实，取其眠卧之意。还要彩画鸭蛋120枚，以及精美的食品、生枣、栗子，再加上婴儿穿用的绣蓬彩衣等，一并送至婿家，谓之“催生礼”，预祝孕妇生产顺利。
分娩足月坐蓐分娩后，亲朋好友争送产妇上等粟米、煤炭和醋。
三朝产后三日，要“与儿落脐炙囟”。有的地区还有三朝浴儿之礼，是时，“家人及宾客，皆戴葱钱，曰：‘葱使儿聪明，钱使儿富。’”（叶某：《爰日斋丛钞》）
三腊生子七日为“一腊”，十四日为“二腊”，二十一日为“三腊”。“三腊”之期，女家及亲朋都要送给产妇食物，如猪腰、猪肚、猪蹄等。
洗儿会婴儿满月之日，要举行沐浴之礼，谓之“洗儿会”。是日，外家要以彩画钱或金银钱杂果及彩缎、珠翠、囟角儿等送往产儿家。产儿家亲朋俱集，大展“洗儿会”。煎香汤于银盆内，把洗儿果、彩钱等放入盆中，银盆外缠绕上彩钱，谓之“围盆红”。家中长者以金银钗搅水，名曰“搅盆钗”。亲朋围观小儿洗浴，还要把金钱、银钗撒于盆中，谓之“添盆”。盆中枣子直立者，少年妇人争相拾取而食之，以为日后生男之兆。幼儿胎发落毕，要放入金银小盒，盛以色线结绦络之，作为留念。然后，还要抱儿遍谢诸亲座客。最后，把幼儿抱入姆婶或他人房中，谓之“移窠”。至此，洗儿会方告结束。
百晬生子一百天，称为“百晬”，家中要开宴席庆贺。
周晬幼儿周岁，称为“周晬”。其家要在中顿堂铺设锦席，烧香炳烛，罗列各式应用物件，如：果儿饮食、父祖诰敕、金银七宝玩具、文房四宝、道释经卷、秤尺刀剪、升斗等子、彩缎花朵、官楮钱陌、女工针线，并儿戏物。把小儿置于中座，观其先拈取何物，以预示他将来为何等样人。这称之为“拈周试晬”。这一天，亲友仍要馈送礼物，主人则设宴招待亲朋。
上述礼节，只适用于富室宦家，贫下之家则承办不起，只好随其俭。对于皇室来说，生儿育女则是一件十分隆重的大事，因此也更加奢靡。
宋代，不论是达官贵人、富商臣室，还是贩夫走卒、贫苦人家，对于婴儿的生辰、甚至几时几分出生都要认真记录。他们认为这与婴儿未来命运休戚相关，因此每个人一生中遇有重大决定时，都须以生辰预卜问卦。
宋人还忌讳五月五日生子。宋人认为五月五日属恶虫之日，此日出生，犯了凶邪，其命运必是多灾多难。
为了能生得子嗣，有些人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寡廉鲜耻。在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由于宗祠香火的延续全靠男子，所以人们重视生男。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如南宋时江南城市的贫困之家则不重生男而重生女。待女儿长成后，则教以技艺，让其学得一技之长，以侍候富人，自己也可脱离困苦之境。
生育率的总和
总和生育率（TFR）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
总和生育率将特定时点上全体妇女的生育率综合起来，以一个数字来表示。实际上，它就是假设一个妇女在整个育龄期都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生育，她所生育孩子的总数。（下表说明了如何计算总和生育率。）以色列某年总和生育率的计算年龄组（1）妇女人数（2）该组妇女生育子女数（3）生育率（2）÷（1）（4）年龄别生育率（3）×515－19244 0004 474.018.09020－24225 80028 013.124.62025－29194 20036 440.188.94030－34182 30027 402.150.75035－39181 40014 044.077.38540－44177 6003 176.018.09045－49151 100182.001.005
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合成指标。事实上，没有哪一个妇女在30年育龄期中完全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来生育。而且，年龄别生育率随着时间变化，也会逐渐发生变化，出现波动。举个例子来说，与1980年15～19岁的妇女相比，1998年同一年龄组的妇女可能倾向于推迟生育。她们可能会降低1998年的总和生育率，而几年后她们开始生育时，那一年的总和生育率又会升高。因此，总和生育率每年的波动可能更能反映出妇女生育年龄的变化，而不是妇女平均生育数量的变化。总和生育率很好地说明了妇女现在究竟生育多少孩子，因此它是衡量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标之一。
第（3）列数据表示妇女在育龄期内每1年内生育的可能性，也就近似于妇女生育的概率。把这列数乘以5，表示每5年内妇女可能生育孩子的数目。在5岁分组中，每名妇女生育的概率都5倍于1年生育的概率。比如说，一名妇女20岁时生育率为0.124，21岁时她的生育率还是0.124，依此照推。把所有年龄别生育率相加就得到总和生育率，它表示每个妇女到她49岁时生育孩子的总数。
1994年以色列的总和生育率为2.88，或者说，每1000名妇女生育2880个孩子。换句话说，如果1994年年龄别生育率保持不变的话，以色列妇女在育龄期内平均生育2.9个孩子。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总和生育率超过了5。在许多发达国家，它则低于2。 生育更替水平生育更替水平是指这样一个生育水平，即同一批妇女生育女儿的数量恰好能替代她们本身。当净人口再生产率为1.00时，恰好等于更替水平。
一旦达到生育更替水平，出生和死亡将逐渐趋于均衡，在没有国际迁入与迁出的情况下，人口将最终停止增长，保持稳定状态。这个过程所需的时间依人口年龄结构的不同而不同。
目前，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已达到或低于更替水平。芬兰1996年的净人口再生产率为0.85，低于更替水平，可是芬兰的人口仍旧在增长。
总和生育率也可用于说明生育更替水平，因为它表明了能够替代父母双方所需的平均子女数。目前发达国家普遍认为，总和生育率为2.1即达到了生育更替水平。之所以为2.1而不是2.0（一个孩子对应父母中的一个），是由于在出生时，男孩数要略多于女孩数，且一部分女孩将在育龄期前死亡。发展中国家的死亡率较高，因此，达到生育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总要高于2.1。
丁克一族
丁克是英文DINK（Double Income No Kids）的音译，意思是双收入却不要孩子。丁克家庭的夫妇主张摆脱传统婚姻生活中传宗接代的观念，更倾向于过有质量的、自由自在的“两人世界”生活。对于大多数中国年轻人来说，这个词汇早已不再陌生，近年来，DINK家庭在城市青年尤其是白领夫妇中的比例有逐渐增加之势。丁克族不要孩子的主要理由是不愿意一辈子为子女操劳，奉献一切，想尽情地享受二人世界。
丁克家庭的成员一般都夫妻双方都有收入（应该是较高的收入）有关，双收入（较高的双收入）成为了做丁克的主观理由与客观原因。 消费水平也很高，他们是社会上的中产阶层，这似乎跟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那些青年颇有些相似。他们中有很多人认为养育孩子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会妨碍他们夫妻的生活。
对具有生育能力的夫妇自愿不要孩子，就是我们所说的“丁克家庭”。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它悄悄在中国出现，以前这样的家庭会被别人议论，甚至是被别人怀疑有“生理问题”。而现在，这种家庭已经开始被“外人”理解和接受。
丁克做为现代人生活的一种方式，已从另类转为普遍，尤其是城市里生活的人，由于生活压力过大，生活成本太高，以至被迫进入丁克一族；还有些人从小生活安逸，心理年龄过小，不能承受传统的生活方式，主动加入丁克一族；另有一种高收入人群，他们追求高品质或另类的生活，成为了丁克一族。
家庭变迁是社会变迁的缩影，丁克家庭能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主要是因为人们的家庭功能观念有所转变。不过，人们在接受的同时还是有一些疑问。有人认为不生育有悖于人类正常繁衍的自然规律，“不育文化”的无限扩展，对人类正常的繁殖生息是不利的。也有医学界人士提出，女性在其一生中如果有一次完整的生育过程，就能提高免疫力，不生育不利于身体健康。
家庭具有生产、生育、教育、宗教、娱乐等功能，生育不再是家庭最重要的功能，这的确是一种进步，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价值观念和理想憧憬来选择自己的家庭结构，这也是需要全社会理解和接受的。不过，生育后代，维持人类的繁衍也确实是家庭的责任，孕育儿女可以使夫妻双方心理更加健康，在孕育生命的过程中可以体会更深刻的人生哲理，从养育子女的辛苦中理解父母的恩情。所以，不要盲目地，甚至是冲动性地选择不生育。
姓名文化内涵
姓名是代表符号
姓名伴随人一生一世。人从呱呱坠地，便有了自己的姓名，并代表会活动。姓名的直接功能便是作为姓名所有者与他人相区别而独有的号，供人们称呼，供人们识别。姓名是一个人独特的代表符号。不仅仅是一个体生命的简单代称、，还代表了人许多更本质的内涵，包括品格、职业、化程度、形象、社会地位、乃至优点和缺点。即人与人交流时，通过姓名传递各种信息。比如说陈景润，我们知道他是我国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的数学家。拿破仑，我们就想起他是小个子的法兰西大军事家。同时，作为一个代表为其社会性，姓名义具有法律意义：一个经公安机关登记，有了国籍、定国家的公民和特定社区的居民）的姓名，又成了人身内容的一部分，人的权利（包括公民权、名誉权等）、义务（必须遵守法律、进行社会事某种职业的法规政策）。
姓名承载丰富的内涵
伴随社会的进步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姓名亦从发端到演变予宏富、复杂的内涵，从简单的“代号”嬗变为包含心理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字学、文学、美学、音韵学、易学等内容的“综合文化”。
姓名的传承性姓名的产生形式（一般为长辈为晚辈命名）就种血缘关系，一种家族关系，可谓为“传宗接代”：表示姓氏的继承，族成员之间血脉相连，表明生命基因的延续。尤其，人们长期按“字辈谱”命名的方式，更是有浓厚的宗族观念和文化特色，表达着几代人甚至数十代人之间的血缘亲合关系，把人的个体生命延续意识和家族亲缘关系传承下去，形成家族坚不可摧的亲和力和凝聚力。
姓名的意愿色彩根据汉字丰富的内涵，人们赋予姓名形形色色的含义。父母都希望自己正道，能有所作为，在为子女取名时往往寄寓美好的期望。因此姓名又凝聚着对新生命的深厚情望，也隐喻着不同的理想抱负、情趣、爱好与追求：有的希望光宗耀祖，有的希望吉庆安康，有一番事业……不一而足。
外名的时代性人之取名，沿于时尚，因时而变，与社会背景、环境、形势及时代精神关。我们仔细研究人名演变的历史就会发现，名字的起川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息息相关。解放后“建国”、“国庆”、“超英”、“文革”、“卫东”等弥溢浓烈彩，再到当今社会姓名追求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在名字中都折射出不同时代特定时期的人文氛向。
外名的包装功能
在平常的社会交往中，高雅、深邃的名字，往往会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妙如诗、美如画、醇难以忘怀。而庸名俗字则给人一种不愉快的厌恶心理或排斥感。一件很平常的东西，经精美的就会收到非凡的效果。语音的优美多变，字义的丰富玄妙；字形的多姿多彩——以灵活生动和气字，选择富有时代内涵和审美情趣的好名字，足可以装饰人生，增添异彩。
姓名·家谱·谱牒文化
中国的姓名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现象，旧社会对起名有一套规范，而且十分严格，在社会交往中，相互的称呼也是很复杂而有规范的，违反了规范就会引出笑话，甚至引出问题，把事情搞糟。
过去人际关系强调礼制，强调长幼有序。这在互问姓名和称呼姓名问题上尤为突出。最普通的如问对方姓名，在问话前首先要加“请问”二字，以示尊重。问到对方的姓，要说“尊姓”或“贵姓”，对方为了谦虚，一般说“敝姓×”。问名字时，问者用“名讳”，文雅点用“台辅”，通俗点问“大名”。过去人在名之外，还要起“字”，文化高的人还起“号”。在“名”与“字”之间有密切联系，要具一定的文化才能取上恰当的“字”。如张飞字翼德，诸葛亮字孔明等，都可以看到名与字之间的联系，“飞”与“翼”，“亮”与“孔明”。有些人的名与字的联系很简单，如胡适字适之，李白字太白。所以中国人的名与字之间也代表着一种文化内涵。人一生下来，就由父亲取乳名，入学后再取学名和字，至于“号”，则不受限制，一般是自己随个人兴趣起的，那些画家、书法家、作家，可以取很多的“号”。有许多作家取许多“笔名”，而且用了一生，原姓名反而鲜为人知了。如鲁迅原名周树人，茅盾原名沈雁冰，冰心原名谢婉莹，曹禹原名万家宝，等等。
中国人称呼别人很有考究，直呼姓名只有长辈可以，一般人之间直呼其名是不礼貌的，只有审讯犯人例外。称呼对方，不论是口头上的，还是书信往还，或书画题签，只称名而不加姓，加上姓，似不礼貌，至少不够亲切，同志间或上下级之间，一般都以只称名而不带姓为最好，如“泽东同志”、“恩来同志”、“少奇同志”，当然加上姓也是可以的。解放前，因为一般有知识的人或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除“名”外还有“字”，为了表示客气、亲切、尊重，常称“字”而不称“名”。如章士钊，字行严，朋友见面，不称士钊先生，而称行严先生。先生尊称，且极通行，用于上下级皆可。先生不仅可对男性，亦可对女性，以示尊敬。毛泽东给人写信，一般均称同志，对党外人士称先生。个别的例外，对女性亦可称先生，毛泽东对宋庆龄、何香凝写信均称她们为先生，以示尊重。
不论古今，以最高职务代替名字是常见的。如包拯曾任天章阁待制和龙图阁直学士，后人尊称他为“包待制”和“包龙图”。中国人对毛泽东习惯上称毛主席；称周恩来为周总理；称朱德为朱总司令。唯独对刘少奇始终称“少奇同志”，使人有尊敬和亲切的感觉。在解放区和解放初，同志间多称“同志”（军队除外，一般称职务）或在姓前加个老字，如老张，老李，对高级领导除外。
至于对老人称谓，流行在姓或名字后加一老字。原来60岁后即得此尊称，现在老龄人增多，70岁后才能这样称呼。称公也是一种时尚，年纪略大，还不够称老的火候，就互称张公、李公，也有尊重之感。甚至把名字中一个字称公，如周恩来称张学良为“汉卿公”。因张学良字称汉卿。这是尊称。
还有乳名问题。乳名或小名（上学以后取正式名字，叫“大名”，或“学名”），只有父母或长辈喊，民间过去读书少，小名可以喊到老。中国历史上重男轻女，一生下男孩，唯恐不能存活（过去婴孩死亡率高），就取一些下贱的小名，如阿猫、阿狗之类。
重男轻女在名字上也反映出来。女孩生多了，盼望生男的，于是把女儿取名为“带弟”、“招弟”，解放后少见了。五四运动之后，为了强调女子的地位，起名“越男”、“超男”或男性化之类的名字也不在少数，这方面，起召反映了社会风气的变化。过去中国女的多数只有乳名，而无名字，出嫁后只称姓加上一个“氏”，文书上或墓碑上一般都称“×氏”，或加上丈夫的姓。读书人给女孩起名，但不和男孩同样排辈分，也不能和男孩一样排名次，如兄弟姐妹五人，老大是女的，老二是男的，习惯上常把男的说成是老大。
中国过去还有对某些名人以出生地为名。如袁世凯是河南省项城人，人称“袁项城”。以此类推，称段祺瑞为“段合肥”，称康有为为“康南海”，称柳宗元为“柳河东”。
还有以排列称呼对方的，唐宋间尤为流行。如李白有诗《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裴是李白的朋友。还有《金乡送韦八之西京》、《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诗。宋代这类称呼更多，文天祥在一封家书中称其弟文璧为千二哥，妹妹文懿为百五贤妹。重男轻女在排行上也反映出来，算男不算女，这个排行习惯至今尚有。还有一种称呼是很特别的，即以其作品中的名篇名句相称，作为雅号。如北宋著名词人秦少游词《满庭芳》中有“山抹微云，天粘衰草”名句，传诵一时，秦少游就有了“山抹微云秦学士”的雅号。封建社会，中国人起名字一定要避讳，即所起的名字不能与皇帝同字，甚至不能同义，同音，对父辈也是如此，否则就是不忠不孝，甚至引来坐牢甚至杀身之祸。大概一般老百姓无所谓（不识字），做了官可不同了，发现有应避讳的字就立即把名字改了。皇帝名讳甚广，不仅人名，地名也要避讳。如宿豫县避唐代宗李豫之讳，改名宿迁县。这一套随着封建社会衰亡而衰亡，或大大淡化了。
中国过去有“家谱”，从古籍中找出一些句子作为排班辈时使用，班辈用字表示辈分。大点的家族都有家谱，随着人口的繁衍，一定时期要续家谱，由族中长辈并有地位有学问的人主持，这样代代相传，形成完整的家庭历史系统。这件事意义很大，不但可以帮助名人寻根，也可以作为研究人口繁衍、人口迁徒、自然灾害、政治斗争以及战争所引起的社会变化的资料。
根据族谱所规定的用字起名，因为这表示辈分，是起名时不可缺少的，一般放在第二个字（也有放在第三个字的，如鲁迅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第三个字则可稍随意，一般都要取积极含义的字。反映道德内涵的如忠、孝、仁、义、信、礼、德之类，反映吉利内涵的如福、禄、寿、喜、财之类，或反映志向内涵的如文、武、斌、国、建之类。还有其它美好字眼，如金、银、宝、玉、松、柏、龙、马等，这是一个完整的名字结构。辈分的重要性不仅仅可以维持长约有序，而且由于有“同族不婚”或“五服之内不婚”的习俗 （社会公认），因而可以避免近亲通婚，对提高人的素质也极有好处。
由于“族谱”或“家谱”的产生，于是出现了族谱学、“谱牒文化”。谱牒文化是蕴藏宏富、亟待开发的丰厚遗产，它是人类血缘关系的记录，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轨迹，是以特殊形式记载的关于家庭起源、家庭形成、民族融合及其繁衍生存、迁徙分布、发展兴衰的重要史籍。
当代国内外都掀起了寻“根”热，美国白人到欧洲爱尔兰等地去寻“根”，美国黑人到非洲去寻根，因为美国建国不过200多年，移民主要来自上述各地。移民不但影响国内政治、经济，也影响国际关系。至于海外华人，到祖国寻根的就多了，原新加坡总统李光耀根据族谱知道自己祖籍广东，原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根据族谱确认自己为福建鸿渐村的女儿。1994年9月30日，马来西亚华人、香港嘉里集团董事长郭鹤年先生到太原寻“根”，经“家谱研究中心”仔细查证，确认郭鹤年先生是唐代汾阳王郭子仪的嫡传后裔，郭甚为高兴，当即和山西矿物局签订了合资经营太原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的合同。前些年，我们安徽从包拯家谱中查到香港船工包玉刚是包公后代，包玉刚夫妇专程来到安徽合肥瞻仰包公祠，并投资建立一所 医院。现在家谱、族谱在研究社会问题中的重要性已日益显示出来。
旧社会过于繁琐和带有封建色彩的东西，是应加以改革的，但从五四运动起，在打破封建意识的同时，把有些合理内核也否定过多，包括对姓名、家谱的认识。中日战争爆发后，青年人投入革命者，多把姓名重新改过，使姓名反映时代的特点，也有因参加革命怕家庭受牵连或因做地下工作的需要而改的，至于“文 化大革命”的起名或改名，更具有政治色彩。所有这些都打破了家谱或族谱体系，这都是环境和观念变化的结果。然而原来的姓名也应该保留，所以现在在个人履历表上列有原名、现名、曾用过的名字以及籍贯、出生地等项目，这不仅对每个公民的历史面貌的了解用处，对维护家谱、族谱体系也是有用的。
现在起名还有一个新现象，起名多起单名，即两个字的姓名越来越多。因而同名者也越来越多，这在社会交往中和户籍管理中增加了很多困难，因而有人呼吁起名还是用双字为好。至于辈分应不应该继续使用，也是值得研究的，我觉得从谱牒文化角度看，辈分的保留是有好处的。
郡望
“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范围内的名门大族。
秦汉以后，随着家族的繁衍迁徙，姓氏原有的以血缘论亲疏的文化内涵逐渐淡化，而以家族地望明贵贱的内涵成了姓氏文化最为突出的特点。地望，即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每郡显贵的家族，意思是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并以此而别于其他的同姓族人。
“郡望”是姓氏文化中的重要内涵，是区分同一姓氏不同地域和识别亲疏的主要依据，也是寻根问祖，追源溯流的基本线索，是研究姓氏文化，查证家世渊源必备的基本常识。
郡望现象到现在尚不绝迹，归因于人们的寻根念祖的观念意识。现在人们还很重视自己姓氏的来历和郡望，特别是现代寓居异国他乡的华人，大都把自己的姓氏、郡望、家谱视为命根子，常常以同姓、同郡望来联宗认亲。据资料统计，在当今台湾2200万人口中，汉族占96.4％以上，几乎每一个姓氏都保留着传统的姓氏郡望，以示不忘对故土先人的眷恋之情。台湾同胞每遇红白之事，多在门前悬挂标有郡望的灯笼，以示世人。
尤其近年来随着全球寻根热的兴起，海外炎黄子孙纷纷归国，旅游观光，寻根问祖。姓氏郡望成为他们追寻家世渊源，谒祖朝宗的重要依据。“姓氏郡望”这一传统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等方面，仍具有现实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