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之后是个星期五，周君彦和霍德森的面谈约在下午四点钟。照常识来看，那个钟点明显是个垃圾时间，已经是最后一个工作日，又快下班了，人人都想早点抛开工作去度周末，谈什么都不会认真的。所以，除了给出那个答案，我并不相信周君彦真的可以在这半小时里面做出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下午五点零五分，霍德森的电话来了，没有问好，没有任何开场白，开门见山地说：“答案是‘不’。他不会为任何东西牺牲你。”我听着，很久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反应。见我半晌没有开口，他继续讲下去：“而且，鉴于我们现在从某种程度上说算是生意伙伴了，他已经让我向他保证，以后也不会对你有不恰当的企图。”我想象得出来他说这话的时候一定又是扬起一边嘴角，露出半个带着点嘲讽意味的笑容。他停了片刻，又说：“我有种感觉，你在重新考虑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我没理他，想到他前面那句话，生意伙伴？他跟周君彦？赶紧问他：“你说‘生意伙伴’是什么意思？”他轻描淡写地回答：“周先生给了我一个没办法拒绝的要约。
”这么说周君彦真的干成了？！我对霍德森说了声谢谢，刚要挂电话，他突然又问我：“你知道SOX吗？”我被问的有点摸不着头脑，SOX是美国二零零二年在安然事件之后通过的一个法案，关于上市公司信息公开什么的。我回答：“知道一点儿。”霍德森笑了笑说：“看来我们都低估这个年轻人了。他来见我之前真的是做过点功课的。而且，他的性格也一定可以让他克服所有困难的事情。”至于是什么困难什么事情，他没打算深谈，我也不想多问。我们互祝周末愉快，然后挂断了电话。半个小时后，我收到周君彦的电邮，告诉我事情办成了，周末回安娜堡，走之前想跟我见一面。我回信祝贺他，说见面就算了，计划好了出城去过周末，下了班就出发了。直到快下班的时候，都没有收到回信，我以为他一定就这么算了，两个人至此一东一西，不太可能再有见面的机会了。正这么想着，前台打电话进来说有一份快递寄给我的。我出去签收，拿到手的是一个十寸大小的牛皮纸信封，打开来又是一个小一点的白信封，里面装着一张银行卡，卡上贴着张报事贴，上面用中文字写道：密码四位数，你的生日。
这算什么？！证明他还记得我的生日？我跑回座位上，发邮件给他，问他什么意思。一会儿工夫，他回过来：十分钟后，门厅见。于是，我给自己找借口：卡还是得给他的。我到底楼的时候，他跟上次一样已经在门厅等我了，不同的是，身上没有穿什么Haute Couture，而是一件灰色的印着密歇根大学校徽的连帽运动衫和藏青的牛仔裤，一只背包扔在脚边的地上。我走过去，什么也没说，伸手把卡递到他面前。“算我放在你那里的。”他推回来。“你不拿回去，我就当着你的面剪掉。你以后也不要来问我拿。”我说得很坚决。他低着头笑笑，还是不拿。已经是下班时间，电梯里陆续有人出来，有几个有点面熟的同事从我们身边走过，看看我，又看看他。我只好拉着他走出去，说：“到外面去说。”走出办公楼，反倒变成他拉着我的手了，对我说：“陪我走走吧。”我甩开他的手，但还是跟着他在浅浅的夜色中沿着街慢慢走。他一边走一边解释：“这次来带了一点钱，用掉一部分，事情办成了，剩下的是你该得的。”“这钱你做得了主吗？”我嘲讽地说。
他没回答，“哧”地笑了一下，问我：“真的不要？”“不要。”他没再坚持，停下脚步，四下看了看，什么都没说，拉起我的手穿过马路，径直走进街对面一栋大楼底层的保时捷展示厅。店堂里灯火通明，大大小小四五部簇新的车子在亮白色灯光下闪着幽幽的冷光。一个黑衣黑裙的销售小姐反应很快地走过来，说了声“晚上好”就在一旁跟着，也不问要什么，明显是怕我们弄坏东西。周君彦拉着我在店堂里转了一圈，然后指着一辆银灰色敞篷跑车问她：“这车不错，多少钱？”销售小姐吸了口气，看看他，有点调情似的笑着说：“恐怕你买不起。”“说说看。”“二十四万，美元，今年的特别款。”周君彦从我手里拿过那张卡，交给她，说：“这里应该够了。我想现在就试车。”整个过程他都极其平静，倒是销售小姐的脸在几秒钟之内接连闪过调笑、惊讶、怀疑的表情。我站在旁边彻底无语了，任由他证明给我看，这钱他做得了主。不管怎么说，钱本身是样可爱的东西。
验明卡内的确有足够的钱一次付清二十四万美元的货款之后，销售小姐一时间态度大变，恭敬殷情地请我们到里面坐，香槟奉上，就差没有直说小的刚才真是瞎了眼了。店经理也过来打了招呼，收据和其他买车的文件一一拿来给周君彦签字，然后就是等店员到仓库提车。不过半小时，二十四万美元灰飞烟灭，变成一辆911敞篷车停在门口。周君彦从店员手里接过钥匙，对我说：“陪我转一圈好吗？”天已经完全黑了，路灯亮起来，周围商店橱窗和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里亮起华丽炫目的灯光，乍看之下好像幽暗山洞里璀璨的石英。他的声音没有了刚才的自信和镇定，透着点伤感，像是在恳求我。我点点头，跟他上了车。正是晚高峰，街上很堵，车子走走停停，一路上两个人都没有讲话。一直开到渡船码头，已经快八点了。他看看表，问我：“你还要出城，时间来得及吗？”“骗你的。”我回答。他笑了笑，好像老早猜到了。我们下了车，靠在黑色铸铁栏杆边上看着对岸的灯火。吹过水面的冷风弄乱了我的头发，他伸手摸摸我的头，说：“你留长头发更好看了。”我把头发拢到一边，开玩笑道：“我就知道你以前说喜欢短头发是哄我的。
”“不是，”他摇头笑起来，停了一下又轻声说道，“不管你什么样子我都喜欢。”这种话说起来很容易，但恐怕没有人不喜欢听，尤其是我。我低下头，躲开他的手，憋了好一会儿才又开口问他：“你爸爸怎么样了？”“判了十五年，开庭的时候头发全白了。我去年过年的时候回去看过他一次，掉了好几颗牙齿，胃病很严重。很公平的，做过什么，就有什么样的结果。谁都逃不掉。”他说的几乎不带什么感情，沉默了很久，才转过头看看我，拉起我左手，手指抚弄着我手上的戒指，很轻地说了一句，“我也一样。
”“你看到啦……”我回答，忍不住微笑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这枚镶着小小钻石的戒指突然让我觉得轻松和温暖。我很想跟他说，不管你做过什么，现在回头还来得及的。但是这话恐怕没什么说服力，因为在那个时刻，我知道自己已经不会陪在他身边了。“那人真幸运。”他轻轻地感叹。这就是他二零零三年在曼哈顿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入夜之后，城市的灯火把夜空映衬成奇异的蓝紫色，他开车把我送回公司，我们没有说再见，因为不知道会不会有再见的机会。而我却开始想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奇怪的命运让生活满是岔路，踏上一条看似通往A城的路，结果却到了B地。最后只能在B处遥望A，托旅行中的人带去一点未冷的思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