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费诺提早下班，交代完家里的事情再去接人。之前他已经和程朗通过电话，知道只是一时的焦虑症发作，并没有刺激到血块，已经可以出院回家静养了。
经过这一天一夜的折腾，潘希年看起来精神意外地不错，依然不太说话。这已经是两人之间的常态，费诺也不特别勉强，到家之后才告诉她，家里新请了钟点工做饭，再也不出去吃了。
因为一场意外而联系在一起的两个人，一个多月之后，第一次坐在一起吃饭。
费诺在德国待了好些年，口味早就天南海北杂得很，但这次请来准备一日三餐的钟点工却专门挑了他和潘希年的同乡，就因为她能烧一手地道的家乡菜。
一顿饭吃得很慢很慢——坐下之后潘希年无论如何不肯让杨淑如喂她，坚持自己吃。她看不见，不知道碗碟在哪里，还是要费诺和杨淑如一样样告诉她有什么菜，看她要吃什么，不吃什么，再夹到碗里，几番折腾，再好吃的菜也凉透了。
不管进度如何冗长缓慢，费诺始终耐心地在做这件事情，替潘希年盛起汤，看她喝完，又说：“徐阿姨蒸了一条鱼，我把肚子上的刺剔掉了，吃一块？”
潘希年点点头。
吃完又问：“蚕豆呢？”
这次又摇头。
费诺就把勺子里的清炒蚕豆倒进自己的碗里，说：“今天来不及了，以后你喜欢吃什么，不要吃什么，都可以告诉我或者告诉徐阿姨。这里现在就是你的家了，在家里不要太拘束，嗯？”
她就再轻轻点一点头，把碗里的鱼吃下去，吃完后抬起头来，说：“我想再吃一块藕。”
费诺微笑：“好。”
一问一答之中，很久不用的乡音似乎再自然不过地流露出来。一开始费诺自己都没发现，还是潘希年停下筷子，略有些惊讶地“看”了他一眼，费诺还问：“怎么了？”
杨淑如倒是嘴快：“费先生你的口音变了。”
费诺一愣，继而又是一笑，觉得有趣似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不觉就说出来了。”
“大概是吃家乡菜，你们又是同乡。”杨淑如也笑着说。
潘希年忽然接话：“我以为你不会说。”
她难得主动开口，费诺看了看她，又看了看同样露出惊讶神色的杨淑如，继续陪着她说下去：“我七岁才跟着家人搬过去，所以说得不太好，后来出去读书，就不说了。”
“我也说得不好。”
“徐阿姨说得好，我今天下午听她说了一下午，你要是想说，明天她过来的时候可以和她一起说。”
“她做的菜很好吃，明天我要谢谢她。”
“好。”
一起吃的第一顿饭花了将近两个小时，但总归是安然结束。费诺看出潘希年还是情绪低落，只是因为不想给他和杨淑如或者说其他任何人添麻烦，才这样打起精神事事配合。看她这样懂事，费诺心里反而有些苦涩：上一次见到的潘希年，意外之前的她，不是这样。
那一晚到了下半夜潘希年被噩梦吓醒，费诺和杨淑如彻夜未眠。
她的噩梦持续了差不多一个礼拜，才渐渐适应了陌生的环境，开始能睡上一个好觉；杨淑如的工作就是陪着她，家里又请了钟点工，白天怎么都能补上几个小时的觉，虽然过得日夜颠倒，但至少睡眠充足，吃得也好；只有费诺，又要工作，回家还有和他一点也不亲近的病人要帮着照顾，这一个星期，竟是比之前的一个月加起来还要辛苦。
但再怎么难过，还是过去了。
潘希年的情况一天天地好转，费诺又要出差了。
这次一走就是两周，离开的那天上午他送潘希年去例行体检，一切稳定，血块没有恶化但也不见好转，“暂时还不适合手术”的意见也维持依旧。听完医生的意见，潘希年嘴上不说什么，但失望的神色到底藏不住，回去的路上一直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
送她到家之后费诺拿了行李准备要走，下楼的动静被潘希年听到，就从房间里走出来，扶着门“看向”还在楼梯上的费诺：“今天谢谢你送我去医院，路上当心。”她现在已经能分辨声音的来源，如果不是视线是散开的，这样美丽的一双眼睛看过来，谁也不愿相信这双眼睛已经盲了。
虽然住在一个屋檐下，每天一起生活，但费诺知道潘希年对他并不怎么亲近。对此，他一不心急，二来也很理解，并没有特别放在心上，但看见她专门出来送他，和他道别，费诺还是很高兴地放下行李，摸了摸潘希年的头发：“我会的。我会每天打电话回来，你需要什么，和杨小姐或者徐阿姨说都可以。万一想出门走走，也让她们两个一起陪着你。我过半个月就回来。”
“好。”她乖巧地点头。
临出门前费诺又回头看了一眼，潘希年还是站在原地，看向大门的方向，脸上的神情有点模糊，不舍又悲伤，整个人都被深深的落寞给全然地笼罩了。
她害怕送别，却还是给他送别。
费诺丢了行李，又折回去；听见逼近的脚步声潘希年不解地轻轻一皱眉头，这时费诺已经走到眼前了：“不用送，没关系的。最近天气凉快下来了，可以到院子里坐一坐，出去走一走。”
潘希年极轻地点了一下头。
第一周费诺如约地每天打一个电话回家，说不长，彼此报一个平安也就挂了。费诺觉得自从潘希年搬进来之后，他听人语气的本事也日益精进，就算是同一句“我挺好，没什么事情”，也能听出其中酸甜五味出来，放到半年前，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有一天他接到一个盼望已久的电话。来电的一方是潘家一边的亲戚，按血缘来说已经很远了，也和潘越一家几乎没有往来，家里另外有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子，住在别的城市，从费诺确定潘越还有这么一房亲戚，其中费尽多少周折，才有了这一通电话。
对方在电话里表示愿意收养潘希年，并说好下周带着律师赶到T市来谈具体的步骤。对方的态度很坚定明确，没有任何的迟疑，显然是经过充分的考虑，才主动联系。
这个电话之后费诺想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爬起来，给家里去了个电话，接通之后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潘希年。
说完对方的大致情况，电话那头沉默得连呼吸声都消失了。将心比心，费诺也知道这个消息很难在一时消化，缓了一缓，说：“他的祖父和你爸爸的祖父是亲兄弟，算是你的叔叔，他们会尽快赶来，我争取在他们过来之前赶回来。”
“我知道了。”说完，电话就挂掉了。没有任何的表态。
到了晚上费诺又打电话回家，接电话的是杨淑如，为难地说潘希年睡着了。费诺看了一眼手表，晚上七点半，他知道她在赌气，也就算了。
第二天第三天还是这样。潘希年的远房堂叔同时也在积极地联系费诺，和他商定在T市见面的具体时间。一头冷一头热，余下费诺夹在中间，真是有点让他哭笑不得。
费诺当潘希年只是在和他赌气，如果不是杨淑如疯了一样找到他。
那个时候他正在和委托方一起做项目的实地考察，第一个电话响起的时候他没在意，按掉了，打算等一刻钟看完场地再打回去，但电话不依不饶地响着，费诺意识到事情不对，一接起就听到杨淑如慌张的声音：“费先生，希年怎么也不肯吃东西，拖她去医院也拖不动，我和徐阿姨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啦！你看是不是打急救叫救护车？”
“什么时候的事情？”
“前天……不对，大前天晚上就不吃东西了……”
果然是为了亲戚和收养的事情。费诺心里一沉——她的倔强他也见识过，如果真的叫救护车硬拖去医院，让她情绪波动，又生拉硬扯，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于是就说：“你们不要硬来，等我回来。”
挂掉电话，也不管其他同事或关切或诧异的目光，只是说：“家里出了点急事，恐怕要临时赶回去。”
飞机得到第二天，火车的时间也不凑巧，费诺索性向委托方借了辆车，急匆匆回宾馆收拾一下东西，一个人开车回去。
原本正常要开六个小时的路程只开了四个小时多一点，但赶到家的时候也是晚上八九点了。一开门，听到动静的杨淑如立刻就冲出来，对着费诺死命摇头：“之前还好好的，就是忽然不肯吃东西了，问什么也不肯说……我给你打了电话之后，她就开始在房间里掉眼泪……”
之前车子里虽然有空调，但是一路上一刻不停，现在终于到家，神经稍稍一松懈，汗意即刻翻了上来。费诺扫一眼也是满脸愁苦的徐阿姨，重重叹了口气，走进了潘希年的房间。
他人刚走到门口，一个枕头就扔了过来：“你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