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才与选票无关
美国国会在制定《毛利尔法》时强调：“平淡时代的那些信条已经跟不上风云变幻的现实。当现实中充满了困难，我们必须勇往直前；当情况与以往如此不同时，我们必须重新思索。”
（一）选票的弊端
1.选票有漏洞。
选票是人类社会裁决争议、协调人类行为的一大发明，它的成功取决于人类已经认识了的人和事物，体现了社会群体的利益平衡和思想的民主。选票的理论是正确的，但也不是没有漏洞。
首先是选票具有负面性。希特勒竞选德国总统时，对市民许愿降低房租，对房东许愿增加房租；对大百货公司许愿消灭小百货的竞争，对小店主许愿取消大百货公司的垄断，结果以2/3的选票当选“国家元首”。萨达姆也曾以99.8%的高票当选前伊拉克的“民主总统”，物极必反！反而提前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其次是选票具有暴力性。选票在民族较多和文化背景复杂的地区就难以施行。因为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较适用于文化背景一致和社会价值趋同的民族地区。比如在波黑地区，居民中分布着东正教徒、天主教徒和穆斯林教徒，三足鼎立，难以形成一个社会价值主体，所以选票就不灵了。前南斯拉夫解体之后，波黑共和国的穆斯林、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三个主要民族就波黑前途发生严重分歧。1992年3月，有62.8%的波黑选民赞成脱离南斯拉夫联邦，而处于选票劣势的塞族人则采取了抵制态度。随后，波黑议会在塞族议员反对的情况下宣布波黑独立。4月，欧共体和美国相继予以承认。塞族也随即宣布成立“波黑塞尔维亚共和国”，脱离波黑独立。就这样，波黑三大民族围绕波黑前途和领土划分等问题矛盾骤然激化，终于导致战争爆发。战争期间，430多万人口的波黑，就有27.8万人死亡，还有200多万人沦为难民，全国85%以上的经济设施遭到破坏，直接经济损失达450多亿美元，工业产值比战前减少了95%。
再次是选票具有相对性。科索沃是原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个自治省，其中阿尔巴尼亚族人占90%，其余是塞尔维亚族人和黑山族人等。但如果按照塞尔维亚的全国人口1054万计算，阿族人仅占17%，而塞尔维亚族却又占到66%。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阿族人一直在谋求科索沃独立。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议会举行特别会议，通过了科索沃独立宣言。塞尔维亚总统当天发表声明，表示将永远不会承认科索沃独立。
2.选票与科学。
科学是反映客观世界及其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源于科学界的长期观察与积淀，并能被专业人员所验证，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它的结论是否正确，取决于认识是否到位，通常与选票没有任何关系。科学的创新愈是显著，能够洞察的群体就愈少，因而它获得的选票就可能愈少。许多科学假说都是科学家依靠直觉来捕捉到的，是一种“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推论，随着科学的发展，它会逐步清晰和完整地呈现在世人的眼前，逐步征服和革新人们旧有的观念。但到了这个时候，科学已经不需要任何选票了。
科学史上，选票在许多时候都处在十分尴尬的位置。门捷列夫发现了元素周期表，1906年却以一票之差未能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11年居里夫人竞选巴黎科学院院士，由于院方歧视妇女，结果也以一票之差落选。真是一票障目，不见英才！1915年，德国伟大的天文学家、气象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魏格纳发表了《海陆的起源》，提出了大陆漂移假说的主要观点，其创新的思想深深地刺痛了地学界的权威们。1926年11月，美国石油地质协会专门讨论了大陆漂移说，会上有14名权威地质学家进行了表决，结果只有五人支持，七人坚决反对，两人保留意见，此后漂移说便被认为是魏格纳的狂想曲。几十年后，随着古地磁学的崛起和海洋扩张学说的出现，大陆活动论才开始取代固定论，而这时候魏格纳早已长眠于冰天雪地的格陵兰岛，再也不需要选票了。
所以说，选票表决这种方式不仅在科学界难以见效，有时甚至是适得其反。因为真理在许多情况下往往都是最先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一个极其简单的例子，是中央电视台《开心辞典》栏目，多数观众选择的答案不一定是正确的，少数观众选择的答案也不一定是错误的。关于股票涨跌的预测同样如此。科学的创新和发现是少数精英们开天辟地的事业，人迹罕至，“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处于典型的“选票劣势”状态。缺乏前沿的专业知识和独到的思维方式，以及受世俗习惯的支配，很难被众人所接受。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创新和发现都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他们有时是非专业人士，魏格纳起初是搞气象学和天文学的，被视作“左道旁门”的外行。路易·巴斯德是一个化学工作者，他的细菌致病理论和消毒法导致了医学界的一场革命。有时他们是普通的业余爱好者，如费马的数学成就已跻身于伟大的专业数学家行列。有时他们是小人物，如中学生伽罗华开创了数学分支——群论，家庭主妇珀克尔斯在厨房中完成了单层分子的研究。有时他们是残疾人，如《时间简史》的作者、天体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著名的博弈数学家、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纳什。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教授讲过，科学要有进展，是极少数人把所有人的观念推翻。你要把绝大多数人的观念打破的话，必然会受到别人的反对。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出版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日心说极少受到知识界的关注，支持者更是非常稀少。历史学家布鲁克指出，在1543年到1600年之间，仅有十个人投哥白尼的“票”。为了宣传“日心说”，70岁高龄的伽利略被“宗教裁判所”以“准异端罪”囚禁，在佛罗伦萨城郊的一所农舍里，凄惨地度过了他的余生；布鲁诺则被“宗教裁判所”监禁和审讯八年，定下八条“异端罪”，于1600年2月8日被架在罗马的鲜花广场活活烧死。再说牛顿，1687年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但到了1905年，爱因斯坦就发现当速度很高的时候牛顿定律就不适用了，因而需要加以改进。这是因为科学所讲的具体真理都是相对真理，都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和特定范围内的，因而是可以突破的；新的发展将拓广原有的真理，使之适用于更大的范围和受更少的条件限制。但是爱因斯坦的科学思想太超前了，即使是在物理学的前沿领域内，也只是少数几个人能够认识了解，处于典型的“选票劣势”状态。诺贝尔奖评委会有心给爱因斯坦颁发物理奖，但却遭到了保守的物理学家们的强烈反对。像勒纳德、斯塔克就扬言，如果给相对论的创立者颁发诺贝尔奖金，他们就要退回自己的诺贝尔奖金。出于无奈，评委会做出妥协，将“光电效应”定律的发现和物理学方面的其他研究成果作为给爱因斯坦授奖的理由。相对论不能获得诺贝尔奖，既是诺贝尔奖的遗憾，也是现代科学的一大遗憾。
（二）选票的滥用
1.选票的“乱作为”。
科学无选票，但在科学活动的决策当中，却有人屡屡打着“科学”和“民主”的旗号，以选票来抵制科学的观点。比如长江三峡地区在移民搬迁的过程中，奉节县对于新县城的选址就存在激烈的争议：县政府坚持“不脱离长江，不脱离历史背景，不脱离白帝城风景旅游区”的三不原则，主张就近后靠的莲花池方案；省内有关部门坚持宝塔坪方案；长江委则始终认定地质条件好的朱衣方案是新县城的唯一选择。争执不下，县领导就要求426位县属各单位负责人投票表决，结果有86.8%的选票赞成紧靠白帝城的宝塔坪。专家的意见再也听不进去了，新县城的建设很快上马。由于建设过程中的大挖大填，导致新建公路塌方不断，不得已之下才停止施工。无论奉节人多么热爱宝塔坪，但在严重的地质灾害事件面前，最终还是选择由长江委提出的朱衣方案。到了这个时候，耗资近亿元的学费已经交出了。
还有更悬的。《人民日报》1998年5月26日第二版报道：湖北新洲县第二人民医院定下九个下岗指标，层层分解到科室。一些科室采取了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下岗者，结果就有一名老专家被选票送上了“黑榜”。另据央视新闻频道报道，某中学丢了东西，校长为了抓贼让学生投票选出小偷，结果六位学生榜上有名。校长按照每得一票罚款两元处理，否则就被送出学校。
2.选票的“难作为”。
科学无选票，但科学界却常常离不开选票。判断一项科学成果是否具备新颖性，科学的手段是检索一下科学文献即可。判断一项产品是否达标也要去检测，而不是让生产者去投票解决。但是许多管理者的选票情结极浓，非要来一个专家投票或鉴定不可，这样就为一些低劣科研成果（又称职称成果）开了绿灯。属于国内一般水平的，拔至国内先进水平；属于国内先进水平的拔至国际先进水平。我国每年产生三万多项重大科技成果，却极少能够转化和应用，与这种“选票”式的裁决不无关系。
判断一项科技计划能否立项资助，同样离不开文献检索。曾经有这样的案例：上海一家保温瓶厂经过专家论证，上了一项以镁代银镀膜的新课题，投入了数十万元资金，经过课题组成员十年的拼搏，终于完成了课题计划。可经过专利文献检索才知道，该项技术早在1929年就由英国一家公司试验成功，并被英国人申请了专利，花五美元即可买到资料。至于课题的设计路线是否合理，实验手段是否先进，研究能力的强弱，这些都是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也绝不是依靠简单的选票就可以裁决的。选票只有在分钱时才起作用。另外还有许多内在因素，如责任心、拼搏精神、团队精神等，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决定性因素。
判断一个专业人员能否晋升技术职务，选票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远不如严格的学术审查和量化评价。学术水平的高低，审查其成果质量、产出频率、影响情况和学术信誉即可，而选票则有浑水摸鱼之嫌。如某人成果显著、学术水平很高、人品又好，由于不善于通融人情，结果选票就是上不去；而有的人要水平没水平，要人品没人品，成果又质次量少，由于会坑蒙拐骗，过河拆桥，善于处理眼前的“人际关系”，选票却符合要求。你说，选票在这里有什么科学性呢？如果选票与金钱、权力和美色发生了关系，那样会变得更糟。另外，专家的定义又模糊。专家是指熟悉该领域，并正在该领域耕耘的专业人员，是真正的小同行专家。但是我们的许多主办者邀请的专家，是指副高级以上职称的人员，搞文学的可以评天文学，搞化妆的可以评化学，全是万能型号的。另外，选票在职评中的巨大负面作用，是各个成员对选票的巨大恐慌，即对投票人始终存有敬畏心理。考大学有押题之说，晋职称有押评委之说。这种畏惧心直接造成了后进者的个性泯灭和唯唯诺诺，最终沦为论资排辈的牺牲品。如果评委的产生有什么规律可总结的话，这就会形成垄断的话语权，以至于造成人缘至上，创新萎靡的局面。其实科学的手段不是没有，而是你是否想采纳应用。许多单位在人事制度改革上实行“赛马不相马”的规则，有能力就上，只要你能够胜任岗位的职责，我们原本就缺少人才，何必造出一些指标去阻拦人才呢？
（三）选票不是万能的
科学无选票，意味着对于科学的认识，不能够主观行事，而要遵循科学的内在规律，要用事实检验，用事实来评判。而用简单的选票原则在很多的情况下，不仅于事无补，而且还可能是贻害无穷。科学史表明，科学问题出现争端时，不要搞你死我活的裁决，要给少数“异端”分子保留一席之地，是真种子它一定会发芽的。这就要求在科学界积极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科学方针。其次，如果表决真的不能够回避，对于投票人的选择一定要谨慎从事，真正做到让“小同行专家”来评判，而且必须是正在前沿领域探索的专家，这可以从近几年生产的相关文献中去检索寻找，本单位没有的可以聘请外单位的，国内没有的可以聘请国外的，做到宁缺毋滥。但即便是这样，少数专家的意见也要尊重，也要有所保留。“一边倒”的现象是极为可怕的，因为科学的是非与其支持者的人数多少，原本就没有太大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