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举一个例子。有这么一部长篇小说，比较真实地、大胆地、泼辣地、谐谑化地展现了某些民企老板资本积累的残酷过程，同时撕开了温情面纱，毫不留情地把小说中的人物在权、钱、色刺激下膨胀扭曲的欲望化嘴脸呈露出来，写出了商品意识的无孔不入及不择手段，并将重点放在传统的道德秩序和情感良知在金钱面前的土崩瓦解上，有一定认识价值。漂亮的女主人公三次委身于不同的人，虽忸怩作态，其献身对象的频频转换，全因为金钱的多寡在操控。看这部小说的突出印象是，让人觉得这世界很龌龊，“如今还有谁跟金钱作对的。”“不必为了早不值钱的良心错过一生的荣华富贵啊。”“上帝造出女人可不光为了繁衍后代，还能卖钱，要是能卖个几十万几百万又何乐不为？”作品不低估金钱的腐蚀性是对的，但是否过于绝望了，少了一种高洁的、庄严的、神圣的声音的衬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有富贵不能淫的人，有超脱的、高蹈的、清洁的精神，在今天的现实中，也有拾金不昧、见义勇为的人。其实，何止这部小说，整个当今文学，普遍缺少信仰的力量、净化的力量。我这样说绝不是责备小说只写了些灰色的或沾满铜臭的人物，没有通常的“正面人物”亮相——文学完全允许只以揭露和批判为主，也允许反派角色担当主人公，但问题在于，即便没有正面人物直接出场，也应该有正面的价值声音和精神的理想在场啊。
仔细体味一下大师们的经典作品，再读一读我们自己的也许堪称精彩的作品，便不能否认我们实在过多地显示了民族性、自足性、封闭性，缺乏必要的终极关怀。这里试对照加缪的《鼠疫》与莫言的《檀香刑》一看。在《鼠疫》中，人们不得不把鼠疫猖獗的奥兰城隔绝起来，所有城门被封，为防止向外传染，里外的一切交往被禁绝，城中人被彻底孤立，而鼠疫是无药可治的，奥兰城的人陷入了恐怖和绝望。这是一个人类陷入绝境的典型案例。虽说奥兰城的人确实陷入了绝境、无路可走，但贯穿于作品的主脉不是鼠疫如何猖獗肆虐，而是奥兰城人一如既往对生活的执著、热爱和珍惜。主人公里厄医生虽然知道医学界对鼠疫暂时没有直接有效的办法，虽然他自己的亲人及身边的同事不断被病魔夺走生命，他常常陷入痛苦，但作为医生，他每天都恪尽职守，从早到晚有序而匆忙地奔波穿梭在病人中间。或许有人认为里厄医生在做无用功，但他本人却自始至终满怀盼望，从不懈怠、不退缩、不放弃。经过了漫长的日日夜夜，终于有一天奥兰城人盼来了平安。这样的作品所包含的坚忍精神和光明渴望让人肃然起敬。这样的作品关怀的是人类，是向善的关怀、健康的关怀。《檀香刑》在某种意义上同样是写绝望境遇的，生与死的极端情境，但其处理却完全不同。莫言当然是最富才情的作家之一，他有权按他的趣味写，他在《檀香刑》中对死亡、虐杀、屠戮的极致化表演，所提供的惊人的陌生化效果，无疑增加或丰富了人类审美经验的复杂性，比之《拉奥孔》惨烈多了。但是，写着写着，小说似乎为了写恶而写恶，作者陷入了对“杀人艺术”的赏玩之中，陶醉在自己布置的千刀万剐酷刑中，在施虐的快感中无法自拔，有时情不自禁地为人类制造灾难的残暴力的惊人而歌唱。什么钱知县与孙媚娘的性爱啦，六君子的殉难啦，孙丙的造反啦，比起杀人场面的声色并作，可就苍白多了。刽子手的戾气和酷刑的血腥，罩住了整部小说。作为演示刽子手文化，作者成功了，但是作为人的文学，不能不说寒气逼人。我总感到，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文化和文学精神力量的某种薄弱面。
拥有惊人发行量的《狼图腾》同样暴露出精神资源匮乏，无力找到真实的价值理想的问题。《狼图腾》文本的形象体系部分还是比较精彩的，集聚了大量原创因素，但作者的文化观和贯穿性意念，即所谓狼性文明论，却有太多的谬误。他说他找到了“中国病”的病根。“中国病”就是“羊”病，属于“家畜病”范畴；而草原民族及西方民族都因为富于“大游牧精神”，有“狼的精神”，故而能够高歌猛进。作者认为，中国农耕文明是羊文明，草原文明及西方文明是狼文明。作品借人物之口说，要是没有狼，没有狼这个军师和教官，就没有成吉思汗和黄金家族。要是没有狼和狼文明，西方人也就不可能开拓出巨大的海外市场，更不可能有今天向宇宙太空的挑战。这结论过于简单了。那么什么是“大游牧精神”呢？据说，那必须是以狼性为基础、以残酷激烈的生存竞争为前提的精神。作者颇为惋惜地说，只要一踏进河谷平原，一踏进农田，从事农耕文明，那就糟了，“再凶悍的狼性也凶悍不起来啦”，只能变得“温柔敦厚”。作者恨不能从人类文明史上彻底勾销农耕文明这一段才解气。作者说，敦厚的华夏“文明羊”遇上了凶悍的西方“文明狼”，两种文明相撞，撞翻的当然是羊啦，所以古老的华夏道路必然要被西方道路打垮，最后打成了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原来如此！原来一切都是狼这家伙惹的祸。全世界受够了帝国主义列强欺凌、侮辱和掠夺之苦的人们，终于“恍然大悟”了，原来一切因为自己属于羊性而不是狼性，因而活该。解决的办法也立刻就有了，就是回到茹毛饮血的原始牧场上去，如果不能，回到“比阶级斗争更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去也行啊，因为只有在那儿的厮杀才能让狼性激发出来。作者还提供了具体药方：“使千年来被农耕羊血稍稍冲淡了的狼性血液，恢复到原有的浓度比例”，“只有华夏民族在性格上的狼性与羊性大致平衡，且狼性略大于羊性，华夏中国就会疆域扩大，国富民强，繁荣昌盛”。好一个锦囊妙计！引述至此，事情已变得有几分滑稽，沿着这个臆造的规律推衍下去，恐怕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反文化、反文明甚至反人类了。有趣的是，作者却自感满足地说，他“总算理出头绪来了”。
实际上，与一般人的错误解释一样，作者把根本道理弄拧了。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无论农耕还是游牧，大炮、黑奴、殖民扩张、嗜血杀戮，都是野蛮而不是文明，这样的行为给人类带来的都是退化而不可能是进化，即使戴上“狼性”的桂冠也一样。真正的文明应是顺应大自然的规律，尊重所有生命的生存权，尊重所有民族的生活习惯，保护和珍惜生存环境，善待生命。《狼图腾》的主体部分实际上已经说明了这个道理，也就是说，使草原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既不是开疆拓土的血腥厮杀，也不是各种生命在草原上的嗜血竞争，而是草原人世世代代在顺从“大命”的和平生存中对草原的善待和与草原的和谐相处。
以上，《檀香刑》对“吃人的宴筵”的陶醉自失状态，《狼图腾》的民族精神选择问题，折射出来的都是如何重铸民族灵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迫切问题，这不仅是文学的，还会直接关系文学的质量。与之相联系的是作家的精神成长问题，文学的有无超越性问题，同样显得突出。由于中国深固的农业文明传统，市场经济意识滞后，中国本土的现代性向来薄弱。由于二十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现当代文学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走了不少弯路、歧路、曲折的路，有时成为政治的工具，或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丧失了文学应有的独立自由的审美品格。新时期以来，在广泛吸纳世界文学和现代艺术营养的基础上，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相互激荡中，中国文学有了巨大的发展。然而，从重铸民族灵魂的高度来看，从文学表现人性的深度和人类性含量的丰富程度来看，从世界文学已经展现的人文内涵来看，我们的文学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我觉得，新时期以来以至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比较擅长揭示不利于人健康成长的客观真实，具有较强的批判、否定能力，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作为人类精神的创造性存在，它缺少正面的呼吁、引导和抚慰的能力，没有呼吁爱、引向善、看取光明与希望的能力，甚至没有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质言之，缺少正面的价值声音。这当然与缺乏足够的思想资源和道德理想，缺乏造就人的精神能力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与作家拥有的文化资源、思想资源、精神资源有极大关系。由于没有永恒的人文关怀，没有相对准则之外的长远道德理想，人的灵魂总是漂浮和挤压在暂时的处境之中，像风中的浮尘一样飘荡无依。对当今的文学来说，最迫切的也许莫过于精神资源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