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寒再遇西风冽
——庐山会议“人祸”助天灾
庐山会议于1959年7月2日召开，8月16日结束。参加庐山会议的人们认为，因为1958年“左”倾思想危害甚重，会议之前的八个月间中央已经做了一系列“纠偏”工作，这次会议的主题理应是继续纠正“左”的错误。
庐山会议的初衷的确如人们所想。就在半个月前召开的颐年堂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检讨了1958年的错误。他说：“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不仅我碰了钉子，在座的也碰了钉子。”
毛泽东认为，1958年至少有三大错误：第一，计划过大，指标过高，勉强去完成，必然破坏比例关系，经济失调；第二，权力下放过多，结果各自为政，政策也乱了，钱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验，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干部也不会当家。现在粮食供应紧张，主要是虚报产量，还有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多了。
毛泽东在颐年堂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醒大家说：“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转弯。”看来，毛泽东是认了错，是准备“转弯”的。
庐山会议正式召开的前一天，即1959年7月1日，毛泽东赋诗一首：
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毛泽东豪迈、广阔的心境和轻松、浪漫的情绪几乎感染了所有的与会者，也给庐山会议增添了几多美妙的气氛。
会议初期，毛泽东带头检讨了大跃进的问题，对一些“左”的思想和行为提出批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也在发言中承认河南共产风、浮夸风很厉害，影响全国，特向各省道歉。总之，大家都能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气氛轻松而又活跃，人称“神仙会”。
“神仙会”期间，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在西北组连续作了七次发言，坦率地讲出自己对时局的看法，体现了一向“横刀立马”的作风。
7月3日上午他发言说：“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脑子热了一点。主席家乡那个公社，去年提的增产数，实际没那么多，我了解实际只增产16%。我问了周小舟同志，他说那个公社只增产14%，国家还给了不少帮助和贷款。主席也去过这个公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件事。我看他是谈过。”
7月4日上午他发言说：“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的‘一切经过试验’，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容易犯官僚主义，因为党的威信高。与人民利益相一致的事情我们可以做到，如除“四害”，但与人民利益相违背的事，如砸锅，在一定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因为党在群众中威信高。”“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上海会议他作了自我批评，说他自己脑子也热了一下。”
7月6日上午他发言说：“从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全民办工业，限额以下搞了13000多个，现在怎么办？”“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7月7日上午他发言说：“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上一年再搞，就好了。”“政治与经济各有不同的规律，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经济工作。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7月8日上午他发言说：“基层党组织的民主问题要注意，省、地的民主是否没有问题呢？现在是不管党委的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的威信，只建立个人的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7月9日上午他发言说：“什么‘算账派’、‘观潮派’等帽子都有了，对于扩大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
彭德怀的几次发言，对1957年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在经济建设方面所犯的错误未留情面，对党内的民主生活、干部队伍的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直言不讳。应该说，他的发言切合实际，切中时弊，多为肺腑之言，因此被多数与会者称为“忠谏”。
也有人感觉到彭德怀的这些发言带有火药味，而且多与毛泽东有关联，不免担心，于是提醒他注意方法和分寸。但一向以“横刀立马”性格著称的彭大将军并不在乎这些，会下说：我和老毛何等感情，谁也不忍心伤害谁。事关国是、事关党运、事关民生，我老彭有责任说实话，不搞明哲保身。
诚然，人们可以怀疑彭大将军的方法，没有理由怀疑他的真诚，因为他毕生敢于“横刀立马”皆因“责任”在胸。
彭德怀或许对“神仙会”的宽松气氛过于乐观，几番发言后仍觉意犹未尽，7月14日又向毛泽东递交了一封长信，进一步畅谈对时局的看法。他自然没有想到，这封长信触怒了毛泽东，非但造成了他个人的极大悲剧，更给全党、给国家、给百姓带来了一场冽风酷霜。
7月16日，毛泽东在信上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个标题，批示：“印各同志参考”。
《意见书》引起轩然大波，赞同的、反对的声浪此起彼伏。不少人觉得，彭德怀在“神仙会”上的多次发言已显言辞激烈，《意见书》又如此锋芒毕露，似有向毛泽东挑战之嫌，兆头不妙。
争论者都明白，对《意见书》的评判标准掌握在毛泽东的手中，结果如何看“圣裁”。
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张闻天又燃起一把火，他在大会发言中分十多方面历数“大跃进”的错误，与彭德怀《意见书》中的观点如出一辙。
张闻天，又名洛甫。在遵义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并起草《遵义会议决议》。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内和军队的领导地位，为挽救党和红军，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此，毛泽东一再加以肯定，曾多次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决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此后张闻天曾担任过共产党的总书记，1938年根据共产国际组织的意见欣然让位毛泽东，毛泽东为此再次赞叹：“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1938年后，张闻天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并兼任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马列学院院长等职，仍是党内的领袖人物。再后来张闻天的官职越来越小，至此时仅仅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到底何因，曾引起人们不少猜想。谁也想不到，这是张闻天自己的选择，他选择的是“远离毛泽东、远离权力中心”。张闻天甘愿淡出政治舞台，似乎是秉性使然，正应了毛泽东“洛甫同志不争权”那句话。
但甘愿淡出政治舞台的张闻天依然关心政治，因为政治连着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兴衰与命运。他的大会发言流露了一个曾为领袖人物的责任感与心迹。
7月23日，毛泽东终于讲话了。他的话锋直指彭德怀，说《意见书》是“右”的性质。毛泽东还警告那些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持有怀疑的人“离右派只有三十公里”。
这时候人们才明白，毛泽东“纠偏”只是要纠正工作中的过头行为，决不允许任何人攻击“三面红旗”。的确，“三面红旗”是毛泽东追逐“共产主义梦想”的基础，他的意志岂容动摇。
毛泽东动怒了，他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右倾言论”的严厉斥责让许多人目瞪口呆。中央最高层的领导人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等也“旗帜鲜明”地批判彭德怀、张闻天，使得会议气氛一边倒。
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随之改变，转而“反右”。
这一改变，绝非左右之别，而是改变了整个民族的前进航向。
这一改变，使本就盛行的不良“五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等继续发展、愈演愈烈，形成“人祸”的根源。
庐山会议风云突变，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一颗悬着的心却因此而踏实了，因为毛泽东在批彭讲话中说道：“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嵖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吴芝圃无疑被告知，毛泽东又一次肯定了河南。所以，他无须再检讨“左”的错误，一改会议初期的态度，转而慷慨激昂地痛批“右倾思想”。
极“左”的大环境再次形成，政治高压下的其他任何选择都不比“顺从”更安全，彭大将军的悲剧再次提醒了人们。
吴芝圃的选择自然摆脱不了自己的习惯思维，会议尚未结束，他就把会议的基本精神传回省委，要求提前做好贯彻落实庐山会议精神的准备工作。他还特意指示，近期报纸、电台要注意突出宣传信阳地区的经验。
既然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发现嵖岈山这个典型“如获至宝”，吴芝圃当然不会丢掉自己手中这张王牌，而且有必要巩固信阳地区在全省的“排头兵”地位。吴芝圃的思维已经定格在“庐山会议精神”之中，他对信阳地区如此重视自在情理之中。
同样，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的思维也跳不出“庐山会议精神”，他只能按其行事，无须多虑对与错、是与非。所以，他对继续当好“排头兵”的热情有增无减。
只是，信阳地区此时的情况远非吴芝圃想象的那般乐观，“排头兵”的牌匾已无力扛起。
1959年，和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信阳出现百年不遇的大旱灾，百天无雨，秋粮大面积歉收或绝收。气象专家预测，旱情仍将继续，提醒人们充分做好抗大灾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