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希望把自己的思想情感表达出来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几种单调的手势也越发不够用了。每当手语无法让别人了解我的意思时，我都要大发脾气。那种感觉就好像有许多看不见的魔爪在紧紧地抓着我，我拼命地想挣脱它们，又好似烈火在胸中燃烧，我却无法表达出来一样。我只好疯狂地踢打、哭闹，在地上翻滚、吼叫，直到精疲力竭。
母亲若在身边，我就会一头扑到她怀里，悲痛欲绝，甚至连为何发脾气都给忘了。日子越来越难熬，表达思想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以至于我每天都要发脾气，有时甚至每隔一小时就闹一次。
父母忧心如焚，却又手足无措。在我们居住的多斯康比亚镇附近根本没有聋哑学校，而且也没有人愿意到如此偏僻的地方，来教一个又盲又聋又哑的孩子。当时，大家都怀疑，像我这样的人还能受教育吗？然而母亲在阅读狄更斯的《美国札记》时看到了一线希望。狄更斯在《美国札记》一书中提到一个又聋又哑的少女——罗拉，经由郝博士的教导，学有所成。然而，当母亲得知那位发明教育盲聋人方法的郝博士已经逝世多年，他的方法也许已经失传时，她苦恼极了。郝博士是否有传人？如果有，他们愿意到阿拉巴马州这个偏远的小镇来教我这样的一个女孩吗？没人来告诉父母答案。
6岁时，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一位著名的眼科大夫，他已治好了好几个盲人。父母立即决定带我去那里治眼睛。
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至今我依然记忆犹新。在火车上，我交了很多朋友。一位妇女送给我一盒贝壳，父亲把这些贝壳穿上孔，让我用线一个一个串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贝壳带给我无限的快乐和满足。列车员非常和蔼，他每次来查票或检票，我都可以拉着他的衣角，他甚至会让我玩他检票的剪子。每当这时，我就趴在座位的一角，在一些零碎的卡片上打些小孔，这种游戏，我玩几小时也不厌倦。
姑妈用毛巾给我做了个大娃娃，可是却没有眼睛、耳朵、嘴巴和鼻子。这是个临时拼凑的玩意儿，即使想像力丰富的孩子，也说不出那张脸是什么样子。娃娃没有眼睛，这对我而言是一个莫大打击，我坚持让每个人都想办法，可最终还是没有人能为布娃娃加上眼睛。我忽然灵机一动，溜下座位，找到姑母缀着大珠子的披肩，扯下两颗，指给姑母看，让她把珠子缝在洋娃娃的脸上。姑母拉着我的手去摸她的眼睛，以核实我的用意。我使劲地点点头。她缝上了珠子，这让我兴奋不已。但没多久，我便对这个布娃娃失去了兴趣。
整个旅途中，吸引我的事物层出不穷，我一直忙个不停，一次脾气也没有发。
到了巴尔的摩后，我们直接来到齐夏姆医生的诊所，医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检查一番后，他也表示无能为力。不过，他鼓励我们，说我可以接受教育，并建议父亲带我去华盛顿找亚历山大·贝尔博士，说他也许会给我们提供有关聋哑儿童学校以及师资的资料。依照齐夏姆医生的建议，全家人立刻启程去华盛顿。路上，父母愁肠满腹，顾虑重重，而我却毫无觉察，只是感到来来往往地到处旅行好玩极了。
那时，虽然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但我一同贝尔博士接触，就感到了他是个慈祥而可爱的人。他把我抱在膝上，让我玩弄他的表。他还让手表响起来，让我感觉表的震动。博士医术很高明，更重要的是，他懂得我的手势，这让我立刻喜欢上了他。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次会面竟会成为我生命的转折点，成为我开启生命、从黑暗走向光明的钥匙，我也从此迈进了友谊、知识与爱的门槛。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给波士顿柏金斯学校的校长安纳诺斯先生写信，请他为我物色一位启蒙老师。柏金斯学校是《美国札记》中郝博士为盲、聋、哑人孜孜不倦地工作的地方。
父亲立刻写了信。几个星期后就接到了热情洋溢的回信，信中告诉我们一个令人愉快的消息：教师已经找到了。这是1886年夏天的事，但莎莉文小姐来到我们家却是第二年的3月。
就这样，像历尽坎坷的摩西一样，我终于走出埃及，站在了西奈山的面前。一时间，眼前展现出无数奇景。从这座圣山上发出了这样的声音：“知识给人以爱，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智慧。”我很清楚，它将唤醒我的心灵，给予我光明、希望与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