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想了一下，就宣布退朝，回到宫里，再单独召见拓跋澄，跟他说：“老实告诉你，刚才我向你发火，是为了吓唬大家。我们鲜卑人从北方徙居平城，平城是用武的地方，不能当做文治的中心，现在我要移风易俗，非得迁都不行。所以我是以用兵为名，实际上是想借这个机会，带领文武官员迁都中原，你意下如何？”拓跋澄醒悟过来，自此改变了态度。
公元493年七月，南朝齐武帝死。八月，孝文帝率大军正式南伐。孝文帝率军长途跋涉，于九月底抵达洛阳。时值深秋，阴雨连绵，大军就地休息待命。孝文帝冒雨携群臣参观西晋宫殿的殿址，面对那满目荒凉的景象，他触景生情，朗诵起《诗经》中的诗来。朗诵完毕，他身着戎装，打算领兵继续前进。
雨仍然淅淅沥沥地下着，道路泥泞。随行的大臣们想起太武帝拓跋焘南征战败逃回的情景，不由担心这次征伐会重蹈覆辙，劳民伤财，而兵士们也劳苦不堪，都不愿再前进。这时，孝文帝下令立刻进发。群臣忙跪在马前，叩头哭求不要再前进。安定王拓跋休代表大家诉说了南伐的利害。孝文帝就说，这次出动大军，声势浩大，可毫无成就，怎么向后人交代？我们世世代代住在荒远的北方，一直盼望南迁中原。假如你们要我取消南征行动，那就应该把首都迁到洛阳。你们认为如何？同意的就站在左边，不同意的站在右边。许多官员虽说不赞成迁都，但是听说可以停止南伐，也就只好高呼“万岁”，表示拥护了。消息传到全军，大家都高呼“万岁”。
孝文帝让拓跋澄回到平城向留守大臣作解释工作，鲜卑贵族纷纷反对，许多人痛哭流涕，有的甚至表示死也不离开平城。第二年，孝文帝自己返回平城向留守百官解释，这才使得多数人服从了迁都的决定。定都洛阳后，孝文帝派人重新营造宫室，修复都城。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很快就在魏晋都城的旧址上建成了新都。由于魏孝文帝实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洛阳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洛阳的工商业也空前繁荣活跃，洛阳不仅成为国内最大的商业中心，而且还成为沟通中外各国的国际性大都会。
可以说，正是由于孝文帝的这个善意谎言，鲜卑族才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而洛阳城也因此得以复兴。
择偶：胡汉的黏合剂
迁都洛阳后，孝文帝达到了自己的战略目的，即开始着手改革鲜卑的旧风俗，他决定从人们的婚姻观念入手进行改革，通过提倡胡汉通婚来加强鲜卑族和汉族之间的联系。早在迁都洛阳前冯太后就曾下诏明令禁止同姓婚配，此时，孝文帝更是决定大力推行族际婚姻，借此来增强鲜卑与汉族之间的联系，促进鲜卑人生活方式的改变，继而博得汉人的支持与效忠。
古代的民族关系，由于资源的争夺和统治者的唆使，经常会发生争斗，因此各民族之间大多是相互猜忌甚至是仇恨的，取异族女子为妻在当时很难想象。这种情况在北魏这个少数民族统治的国家尤其严重，鲜卑人看不起被他们统治的汉人，汉人也看不起野蛮落后的鲜卑人，双方互相不对眼，彼此之间根本不通婚，民族隔阂越来越大。孝文帝决定改变这种状况，破除民族歧视的观念，他以身作则，率先将作为洛阳汉族四大家族的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荣阳郑羲、太原王琼的女儿都充入后宫作自己的妃子，又特地让几个弟弟也相继聘娶中原汉族地主之女为妻。在皇室的表率下，鲜卑贵族纷纷尝试与汉族地主集团通婚往来，渐渐的双方都尝到了相互通婚的好处，随着姻亲关系的建立，汉族地主与统治者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巩固了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甚至得到了出仕为官的机会；鲜卑贵族可以从汉族地主那里得到财政上的大力支持，在朝中能够借助这种财力优势扩大势力，而且鲜卑族能够从汉族地主那里学习到文明的礼仪和举止，自身也变得士族化。随着这种风气的蔓延，族际婚在北朝变得十分普遍，其中尤以鲜卑与汉族上层之间的通婚占了绝大多数。
孝文帝能够放弃民族偏见，重视与汉族地主的结合，将两族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命运融为一体的做法，显然是有深意的。孝文帝笼络汉族高门，获得汉族大姓支持，通过与汉族地主的联姻来推动鲜卑贵族的门阀化，扩大了统治的基础，这固然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其实，他还有更重要的目的，这就是把鲜卑与汉联姻作为增进两个民族之间的了解、扩大相互交流的一种手段，使鲜卑族的文化取向逐渐趋同于汉族，达到族际文化共享的目的。
因此，孝文帝决定将胡汉间的联姻作为一种黏合剂，起到加固政权和鲜卑汉化的作用，通过民族间的通婚，达到使鲜卑与汉族彼此接受与认同的目的。所以，仅仅是民族上层之间的通婚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使族际通婚扩大到民间交往的层面，就必须号召各民族普通百姓之间也能相互通婚。
然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权力的相互利用显然没有什么吸引力，妨碍他们交往的主要原因是风俗习惯的差异太大，双方语言不通，文字不同，穿衣打扮的差异也很大，都不习惯对方的生活方式，相互之间不通婚，并不是民族偏见的问题，而是确实不方便，在实际生活中行不通。因此，孝文帝知道，如果要使族际通婚能够走向民间，从而达到各民族间高度的和谐，就必须对其中一方生活方式进行改变了！
从里到外的汉化
改革到了这个阶段，孝文帝就必须要在胡汉二者的生活方式中作出抉择了，可是，在他的心中，这个选择其实早已有了答案。综观当时情况，只有汉文化才是最能满足社会和政治发展所需要的文化类型，况且北魏国内绝大部分人都是汉族，因此全面汉化被提上了日程，这也可以说是北魏发展的必然需要。孝文帝推行改革鲜卑族生活方式政策的直接目标是要用儒家的礼治与孝治思想来变更鲜卑族的文化，继而确立北魏政权的正统地位。深谙儒家文化的孝文帝了解中原士大夫的心理，懂得他们衡量某一王朝正统与否的标准在于文化和道德，在于大一统和儒家道统，而非种族、血统以及皇帝的族属与政体。因此，孝文帝知道只有进行从里到外全面的汉化改革，才能获取汉族士大夫的认同、巩固其政权，继而完成一统中国的任务。
在定都洛阳后孝文帝曾有过规定，凡去洛阳落籍的“代迁户”，生称洛阳人，死葬北邝山。也就是说改变了他们原有的籍贯，以洛阳为原籍，死后也不得还葬。迁都之后，鲜卑人与汉人进而杂居相处，社会环境、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从而为移风易俗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于是，这个时候，孝文帝便完全以华夏文化正统继承者的姿态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开始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推行全盘汉化的政策了。
为了排除各民族间交流的障碍，孝文帝决定首先要消除民族之间语言的隔阂，他以政令的形式规定“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就是说禁止人们说鲜卑话，把汉语作为北魏唯一通用的语言。在具体实行上，对30岁以下官员要求在朝廷上必须用汉语讲话，30岁以上不能改变的，尚不强求；如果这些官员敢于在朝廷上说鲜卑话，就要免官、孝文帝用强制手段把汉语作为全国统一使用的语言推到台前，满足了民族之间交流的需要。语言的改变必然要求鲜卑族复姓单音化，这是一种连锁反应，丢弃拗口的复姓而将其相应改为易懂易读易记的单音姓的做法，自然而然地会拉近鲜卑与汉民族之间的距离，大大降低民族间的陌生感与排斥情绪，有利于增强民族之间的亲和力。
所以，公元496年，孝文帝又进而更改鲜卑姓氏。他在改姓诏令中说：“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孝文帝从姓氏上自封为黄帝之后，认为自己才是华夏正统，宣布改鲜卑复姓为汉姓，下令将拓跋氏改为元姓（即第一姓氏的意思），将丘穆陵氏改为穆姓，步六孤氏改为陆姓，独孤氏改为刘姓等，也许有人认为，改换姓氏算不上什么大事，其实不然。未改汉姓之前，北魏有一位名叫崔鉴的汉族官员，把女儿嫁给鲜卑贵族陆睿时，就不无遗憾地说，陆睿“才度不恶，但恨其姓名殊为重复”。原来陆睿原姓步六孤，名贺六浑，姓名合为六字，很是拗口。可见这种姓氏形式上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民族之间的隔阂。
在语言和姓氏上进行汉化改革后，孝文帝进而下令鲜卑臣民禁穿胡服，改穿汉服，甚至连鲜卑人惯用的度、量、衡也加以禁止，改用汉族的长尺大斗。这些都是鲜卑族由塞外生活转入内地生活的必然举措。孝文帝下令“革衣服之制”，采用中原的传统服饰，详细规定了官吏的朝服和妇女服饰的具体样式。这样做法增进了民族之间的认同，消除彼此的隔阂感。
孝文帝通过采取一系列具体的全盘汉化政策，使汉文化渐渐地主导了鲜卑族社会，并在国家行政力量的支持下改变了鲜卑族社会，儒家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鲜卑族社会中生根发芽，基于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逐渐形成。鲜卑与汉两个民族的成员在许多方面如语言、文字、风俗、经济、政治等方面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反过来民族间一致性与和谐度的增加又促使了族际通婚现象的大量增多，族际通婚不再是政府强求而成了民族间交流的结果。错综复杂的婚姻关系网把鲜卑与汉两个民族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广泛的交往、共同的生活方式又巩固民族之间的联系。“夷夏有别”、“胡汉不同”的观念在两个民族人们的头脑中被逐渐淡化，渐渐地鲜卑族也为汉族所同化，虽然鲜卑族以后将不再以一个单一民族而存在，但正是历史上无数次这样的少数民族的融入，才形成今天中华民族如此众多的人口及广袤的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