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常规来说，一个案子终审判决之后就算尘埃落定，不该再去触动那些尘封已久的岁月烟尘。但是，5次追踪采访杀人空姐杨旸，却给我留下了很多不同的印记，这些印记也记载着杨旸不同的心路历程。是泪，是笑，都犹如一朵花的绽放与凋零。
2006年11月，我再次在电视上看到杨旸的访谈，顿有恍若隔世之感。我没法不感慨，杨旸杀人案已经过去5年多了，还有那么多人惦记着她。
我之所以首先在这本书的开始就讲述空姐杨旸的故事，原因有很多，首先，她是我担任政法记者之后采访的第一个死刑犯，也是第一个由死刑改判死缓的女犯。其次是杨旸杀人案至今余波未平，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说不定杨旸正在黑龙江女子监狱接受媒体采访或者在某个演出舞台上主持节目呢。
为了解杨旸的最新动向，我在网上键入“空姐、杀人、杨旸”这几个关键词，立即出现了上千条相关新闻。而且这些新闻的发布者大多是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传播比较广泛的主流媒体，甚至在网上还可以看到多家电视台对杨旸最新报道的几十分钟的电视画面。
我是最早也是最全面报道杨旸杀人案的新闻记者，先后多次采访过杨旸，也写下了关于杨旸几万字的文章。后来杨旸被改判，是我写作之初始料未及的，很多人把杨旸的改判归功于我的文章，甚至有位老先生在我的一本书的序言中专门提到我采访杨旸之后引发的一些事情。还有一些法院的朋友开玩笑说，杨旸要是出狱，第一个就是找你谢恩。每次听到这些话，我都无言以对，只好笑笑说，饶了我吧！
客观地说，很多人关注杨旸，是因为她是空姐，有一张还算漂亮的脸蛋，加上我在文章中对她的定位既是杀人犯，又是受害者，因此很多人怜香惜玉起来。我记得在第一次文章发表之后，很多媒体予以转载，当时杨旸杀人案尚在二审阶段，就有一位姓宋的先生辗转打电话给我，要通过我联系见杨旸一面。被我回绝后，这位宋先生非常执著，声称要亲自到法院找院长为杨旸求情，后来这位宋先生不知道从哪个渠道得到了杨旸亲友的联系方式，据宋先生说，后来他还真的跟正在服刑的杨旸开始了通信，似乎有鼓起杨旸生活风帆的意思。
如果仅仅是怜香惜玉，也就罢了，但是还有更极端的。2006年3月12日《黑龙江晨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杨旸在黑龙江女子监狱服刑的一些情况。这篇文章除了摘抄了部分我以往对杨旸的报道外，还找出一个很好玩的新闻由头，说是一个内蒙古青年跑到黑龙江女子监狱门口，哭着喊着要见杨旸一面，还说正是看了杨旸杀人的报道，他才打消了杀人的念头。在这篇名为《高墙内外的特殊对话，内蒙古痴情男子要见杀人空姐》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杨旸，一个柔弱而美丽的女子，在成为别人的“第三者”后不能自拔，最后亲手杀害了自己所爱的人。2006年1月，杨旸的案件被央视报道后，一名叫杨军的男子（化名）来到了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要求见杨旸一面，声称自己与她有过相似的经历，如果不是看到了杨旸的报道，自己早已将相爱10年的爱人杀死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杨旸与杨军有着怎样的相似经历呢？带着诸多的疑问，记者开始了一段特殊的对话。
2006年1月底，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文艺监区副监区长孙淑娟的平静生活被一封来自高墙外的信打破了。内蒙古青年杨军在信中称自己看了杨旸的经历感触很深，“和我相爱10年的爱人喜欢上了别人，残忍地把我抛弃了，我以她的名义买的房子也被霸占了，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曾经爱得死去活来的爱人怎么在一夜之间变得那么冷酷无情呢？我恨她，我要杀了她和她的家人。我已经计划好了一切，过完正月初七我就动手……”杨军说，杨旸的经历使他暂时将自己的“杀人计划”搁置了，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到哈尔滨见一眼杨旸，如果能见到杨旸，他就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如果见不到杨旸，他就杀了“那个狠毒的女人”。
杨军还在信中写道：“我向单位请了两天假，坐火车来到了哈尔滨，经过几番周折终于找到了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但门卫说什么也不让我见杨旸，我说那让我见见孙大姐也行，她是杨旸的监区长，但门卫仍然拒绝了我。”杨军在女子监狱门口站了4、5个小时，就为了能在孙淑娟下班的时候见到她，求她帮忙，让他见杨旸，但眼睁睁地看着一辆辆警车从自己身边开过，杨军也不知道孙淑娟究竟在哪个车上。无奈之下，杨军只得踏上了返程的列车。
杨军回到内蒙古之后，便给孙淑娟和杨旸各写了一封信。他在给孙淑娟的信中说：“孙大姐，当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为改造杨旸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时，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好人，我就想听你劝我几句，许多大道理我都懂，但我就听你的……”孙淑娟看到这里再也坐不住了，她立即拿起电话按照杨军留的手机号拨了过去，结果对方却关机了。孙淑娟脑中浮现出了不好的结果：杨军是不是已经杀人了？他是不是正在逃命？难道他已经被逮捕了？各种各样的念头交织在一起，孙淑娟急得坐卧不宁。后来孙淑娟查到杨军单位的电话，接电话的人说杨军休息，周一能上班，孙淑娟一听对方的口气很平静，便猜测杨军可能没有出事，于是暗暗松了口气。她告诉对方让杨军周一早上9点给她回电话。
周一上班后，孙淑娟一直等在电话机旁。9点整，电话铃声准时响了，孙淑娟拿起电话，只听对方说：“我是杨军，请问是谁找我？”孙淑娟告诉杨军自己就是他想见的孙大姐时，杨军在电话那边激动地哭了。杨军说：“姐，我真没想到你能给我打电话，真的，太意外了！”孙淑娟告诉杨军，她和杨旸都看到了来信，她们都很担心，怕杨军一时冲动做了傻事。孙淑娟说：“杨旸还让我转告你，如果能从头再来，她一定不会做这种糊涂事的，她劝你别步她后尘，等到失去了一切才后悔莫及……”
孙淑娟的一番话让杨军感动不已，他答应孙淑娟暂时先把这些儿女情长放一放，认真工作。孙淑娟放下电话，心情既欣慰又担忧。欣慰的是杨军暂时放弃了“复仇”的念头；担忧的是，不知道在这个社会上究竟还有多少有过和杨旸一样经历的人，他们是否都能理智地解决问题呢？
在这篇文章的中间部分，引用了我5年前第一次采访杨旸时写下的关于杨旸杀人的前因后果，因为在下一步的讲述中还要说到，就不再重复了。杨旸被改判死缓后，因为她在福建厦门的母亲已经远嫁国外移居加拿大，杨旸的父亲户籍所在地是在黑龙江哈尔滨，所以杨旸被安排到黑龙江女子监狱服刑。关于杨旸在黑龙江女子监狱服刑的情况，是我没有采访到的关于杨旸的一些情况，且引用这篇文章的一些内容。
据黑龙江女子监狱监区长孙淑娟讲，杨旸刚到监狱的时候，很孤僻，整天整天不说话，人也瘦得不成样子。为了解开杨旸的心结，孙淑娟想尽各种办法，让杨旸办报纸，主持节目，就是想让杨旸发现自己的价值。女民警侯晓曦性格活泼开朗，没事的时候她就主动找杨旸聊天，还教杨旸学吹长笛、弹吉他。在侯晓曦的影响下，杨旸也变得开朗了，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2004年春节前，杨旸的母亲从国外回来。这是杨旸出事后，母女俩第一次见面。杨旸说，母亲那次来的时候，穿的还是5年前的衣服，头发乱乱的，人苍老得不像样子了。更让杨旸无法接受的是，母亲是拄着双拐来的。原来在杨旸出事后，母亲便一病不起，因为膝关节坏死而截去了一条腿。母女两人这次见面没有太多的语言，只是不停地流泪。杨旸说，她真想砸碎阻隔母女的大玻璃，摸一摸母亲的脸，握一握母亲的手，眼睁睁地看着近在咫尺的母亲却无法感受到她的温暖，杨旸的心就如刀割般难受。
母亲走了，也带走了杨旸的心，就在这一刻，杨旸深深地体会到，在这个世界上，自己最爱的就是父母，最爱自己的也是父母。后来，杨旸收到了母亲的一封信，信中说：“我最亲爱的女儿，自从你出事之后，我经历了许多磨难。但身体上的病痛对于我来说算不了什么，心里那种无法言说的痛苦以及日日夜夜对你揪心的思念才是我真正的痛苦……这次来看你是因为我马上还要进行一次大手术，这次的结果无法预测，我怕我闭上眼睛就再也醒不过来了，再也看不到我的女儿了……”杨旸告诉记者，她在监狱中积极配合民警的工作，为文艺监区办报纸，写文章，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所有的人。而所做的一切，都只为了能有机会早日出去陪母亲。
杨旸的努力换来了好的结果。2005年10月28日，杨旸因为表现良好，被减刑为无期徒刑。现在，杨旸是黑龙江女子监狱业余演出队的主持人兼笛子独奏员。
1997年，杨旸在某航空公司当空姐时，在飞机上邂逅了青年富商郭晓斌。一年后杨旸到北京大学读书时，在郭晓斌的追求下与之产生感情并同居。之后杨旸发现郭晓斌在老家早有了妻子并有了孩子，杨旸不能容忍郭晓斌欺骗她，要求郭晓斌离婚与她结婚。但郭晓斌双方都无法割舍，加上生活中的纠纷，杨旸与郭晓斌产生分歧后远赴瑞士逃避感情之后，回国给郭晓斌的妻子下毒，虽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经过这些矛盾，郭晓斌开始疏远杨旸，杨旸也打算跟郭晓斌分手并准备到加拿大读书。
2001年4月，杨旸从瑞士回国办理去加拿大留学的签证。2001年6月27日晚上，杨旸到郭晓斌家，在查看郭晓斌的手机和电话本时，与郭晓斌发生争执和厮打，在厮打中杨旸杀死了郭晓斌。2001年10月8日，杨旸去加拿大大使馆办理签证时，被警方抓获。2002年9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杨旸死刑；杨旸提出上诉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终审判处杨旸死刑，缓期2年执行。
我最后一次采访杨旸是她被改判死缓以后，经过2年的审判，2003年8月8日，这一天对杨旸的一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北京高级法院终审判决杨旸由死刑被改判为死刑缓期2年执行，这个判决意味着她可以活下来。宣判后，她在法庭上泪流满面、哽咽不止。
从2002年9月以来，我先后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秦城监狱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5次对杨旸进行了独家专访，并与杨旸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流。两次开庭，两次宣判，加上开庭期间的提讯，我见证和亲历了审判和判决的全过程。
坐在我面前的杨旸，是一个曾经当过空姐、上过北大、留学瑞士的只有25岁的漂亮女子，她的主要罪行是给情夫的妻子下毒和杀死情夫。从2001年10月9日被拘捕，到2003年8月8日被法院终审判处死缓，她虽然经历了接近2年的羁押生活，但精神状态依然非常好。除了头发剪短了一些，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2002年9月2日，我第一次采访杨旸之前，杨旸曾强烈地拒绝采访，她说，拒绝接受采访是她的人权。我尊重了杨旸所说的“人权”，但在接下来我与杨旸聊天时，明显感觉到杨旸有着强烈的求生欲望。无论在庭审还是在提讯中，杨旸都一直为自己的罪行寻找开脱的借口和理由。在我与杨旸似乎漫无边际的聊天中，她慢慢放松下来并主动讲述了她与情夫郭晓斌的情感历程。整个采访过程，杨旸一直表现得非常轻松，包括讲述她下毒和杀人的经过。我最后问，作为一个女性，在你有条不紊地实施犯罪的过程中，你有没有觉得你所做的一切已经超越了一般女性的那种理性和逻辑性？杨旸说，我从小就这样，决定了的事情就一定去做，没有人可以阻止。
杨旸是一个心理素质极好的女人，但是她的这种超人的心理素质和她的所作所为，在她时而笑语朗朗、时而充满哀怨、时而语气淡淡地讲述她对情夫的妻子下毒、杀死情夫的过程中，让我感到她的理智和冷静实在让人毛骨悚然。在初秋天气还非常炎热的法庭上，尽管有手持警棍的法警和表情严肃的法官在场，看着杨旸灿若鲜花的笑脸，听着她银铃般的笑语，我的后背还是感到直冒冷汗。
我想到了罂粟，是畸形和偏执的性格让这个美丽的女人变得像罂粟一样，把美丽和邪恶集于一身。她和情夫超越道德的疯狂恋情最后以悲剧告终。在第一次采访时，杨旸始终没有对她的行为作出忏悔。她一直在讲述自己的美好，讲自己本性善良，讲自己下毒和杀人是在某种特定的因素下突然迸发出来的恶，甚至是小孩子式的恶作剧。
杨旸杀人的时候只有25岁，她出生在哈尔滨，在厦门长大。杨旸说自己从小倔强，小时候，妈妈给杨旸梳辫子，稍微有一个辫子歪一点杨旸都不干，都会哭闹着让妈妈梳理好。杨旸的性格非常独立，甚至特别偏执，什么事情都自己做主。她是个追求完美并非常有主见的女孩子，谁的话都不听，长大以后，还是这样。上中学的时候杨旸就开始住校，后来到航空公司当空姐，很多事情是自己做主，决定了就是决定了，包括杨旸放弃做空姐到北京读书和爱上郭晓斌。杨旸性格的形成，跟父母的离异可能有点影响。他的父母离异后都又重组了家庭，妈妈跟一个外国人结婚，定居在加拿大。爸爸另娶了个年轻妈妈，在东北工作。
杨旸毕业于厦门一个职业高中，这个学校与厦门航空公司联合在全省招一个班，30个人，如果考试全部合格就可以当空姐。那时候，在学校杨旸是学生会主席，是个很活跃的人物。1997年杨旸做了空姐，领导很赏识杨旸，让她在示范组飞。在众多的空姐中，杨旸显得非常突出，大家也觉得她干这行能够干得很好，但杨旸觉得自己的学历仅仅是中专文化，将来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快，对学历的要求越来越高，应该继续学习。在航空公司实习半年后，在最后签订正式工作合同的时候，杨旸放弃了这份令人羡慕的工作，离开航空公司到北京大学读书，并在北京爱上了郭晓斌。
说来也是有缘。作为空姐，杨旸每天都会接触很多旅客，但都是匆匆过客。杨旸在航空公司实习的时候，在飞机上邂逅了郭晓斌，这一年杨旸21岁。那天是从北京飞回厦门，因为要按照规定巡视客舱，杨旸一路走过去，就看见一个小伙子特别灿烂地看着自己笑。那个小伙子像一个年轻的销售人员，留着小平头，穿得朴朴素素的，很有朝气。当时杨旸看着他，就觉得这个大眼睛好像上辈子见过一样，印象特别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