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到自己站在昏暗的灯前，鼻子里充满了臭虫和廉价香水的味道，他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击败了，满心怨懑，而此时，这感觉又和对凯瑟琳的想念混杂在一起，她那白皙的肉体在被党催眠后，冻结了。为什么事情总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他不能拥有自己的女人以结束这种每隔一两年便不得不去做肮脏下流之事的生活？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几乎不能去想象。所有女党员都差不多，禁欲和对党的忠诚一样在她们心中根深蒂固。她们的天性被孩提时代的说教，被游戏和冷水浴，被学校、侦察队、青年团灌输的垃圾，被演讲、游行、歌曲、口号、军乐，清除得干干净净。理智告诉他一定存在例外，但他的内心却不肯相信。她们个个遵循党的要求，个个坚不可摧。对他而言，与其说他希望有女人来爱他，不如说他更想摧毁那道贞洁之墙，哪怕这一生只成功一两次也好。美妙的性活动本身就是反抗。欲望就是思想罪。尽管凯瑟琳是他的妻子，若他唤起她的欲望，就相当于诱奸。
他要把剩下的故事写完：
我拧亮灯，借着灯光看到她——
在黑暗中待得久了，煤油灯发出的光芒也显得格外明亮。他第一次看清了那个女人的样子。他向她靠近了一步，又停下来，欲望和恐惧占满了他的心。他意识到到这里来有多么危险，这让他十分痛苦。很有可能，他一出去，巡逻队就将他逮捕，也许他们此时已经守在门外了。可如果没达到目的就走——
一定要老老实实地写下来。在灯光下，他看清了她，她上了年纪，她脸上的粉厚得就像快要折断的硬纸面具。她的头发已经泛白，而最可怕的是，她张开的嘴宛若一个黑洞，里面什么都没有，她没有牙。
他慌慌忙忙地写着，字迹潦草不堪：
借着灯光，我看清了她。她是个很老的女人，至少有五十岁。可我还是走上前做了那事。
他用手指压了压眼皮，终于把它写下来了。不过，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这个方法并不管用，想扯开嗓子说脏话的冲动比之前更强烈了。
汉文七
即使希望存在，
温斯顿写道，
它就在群众身上。
假使有希望，它一定在群众身上。只有在那些被忽视的芸芸众生之间，在那些占大洋国人口85%的人们身上，才有可能酝酿出将党摧毁的力量。党不可能从内部崩陷，就算其中真有敌人，他们也无法聚集一起相互确认，传说中的兄弟会也是如此，它无力汇聚众人，只能三三两两地碰个头。对他们来说，反抗意味着一个眼神，一个声音中的变化，至多跑出一点传闻。但是群众不同，只要他们发现自己的力量，他们就没必要躲在暗中进行活动，若他们愿意，他们可以像马驱赶苍蝇那样站出来，到第二天早上，党就会被打得支离破碎。他们迟早会这样做的，不是吗？但——
他想起来，有次他正走在一条拥挤的街道上，突然从前方传来数百人的喧闹声——那是女人的声音，绝望而愤怒，铿锵而低沉，如钟声一般久久回荡：“噢——噢——噢——噢！” 他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开始了！他想。暴乱！群众终于摆脱了羁绊！而抵达出事地点时，他看到的却是两三百个女人围在街边商摊的前面。她们神情凄恻，好像沉船上注定无法获救的乘客。之前那一整片的绝望已经碎裂成七零八落的争吵。原来有个卖劣质铁锅的突然停止出货，而不管什么品质的厨房用品总是很难买到。已经买到锅的女人被人群推搡，想快点离开，更多没买到的则围住摊位，指责摊贩看人下菜碟，囤货不卖。接着，又一阵吵闹声响起，两个胖女人争抢一只锅子，一个人的头发披散开来，锅的把手也被弄掉了。看着她们，温斯顿感觉恶心。就在刚才，数百人的喊叫还凝聚成那样可怕的力量，可她们为什么不为真正重要的事情大吼呢？
他写道：
不到觉醒的时候，便不会起身反抗；不反抗，就不会有觉醒。
这句话就像从党的教科书上抄下来的一样。当然，党曾声明，是自己将群众从奴役中解放出来的。革命前，他们被资本家摧残，不仅忍饥挨饿，还要挨打受难，女人被迫到煤矿做工（实际上，现在女人仍在煤矿里做工），小孩六岁大就被卖到工厂里。但是，遵循双重思想的原则，党同时又说，群众天生就是下等人，必须让他们处在“服从”的地位上，他们要像动物一样受制于简单的规定。而实际上，人们对群众知之甚少，也没有必要知道太多。在他们看来，群众的活动除了工作和繁衍，其他无关紧要。他们自生自灭，像阿根廷平原上放养着的牛群。他们似乎过着返璞归真的生活，一种从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生活。他们降生，在街头长大。十二岁做工，经过短暂美丽有如鲜花绽放般的青春期后，在二十岁结婚，三十岁衰老，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在六十岁时死去。繁重的体力劳动，家人与孩子、与邻居的争吵、电影足球啤酒还有赌博，这就是他们的一切。控制他们并不困难。思想警察的特务在他们中间转来转去，一面散布谣言，一面跟踪并消灭那些有可能变成危险分子的家伙。但却从来没有尝试过向他们灌输党的思想。群众不需要有什么强烈的政治意识，党只要求他们拥有单纯的能够随时唤起的爱国之情，这有利于让他们接受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少的劳动所得。有时，他们也会不满，但这不满不会造成什么后果。因为他们不具备抽象思考的能力，他们只会对具体的细枝末节感到不满。那些罪大恶极的事情他们往往视而不见。他们中的大多数家里没有电屏，警察也很少去管他们的事。伦敦的犯罪率非常高，就好像一个充斥着小偷、强盗、妓女、毒贩和骗子的世界，但由于罪行都发生在群众身上，这并不重要。党允许他们按照老规矩处理道德问题，也没有将禁欲主义强加给他们。他们可以乱交而无需担心处罚，离婚也相对容易。若有必要，他们甚至被允许信仰宗教。他们不值得怀疑，正如党的口号说的那样：“群众和动物是自由的。”
温斯顿把手伸下去，轻轻挠了挠脚踝上的溃疡，那里又痒起来。说到底还是那个问题，你不可能知道革命前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从抽屉里拿出从帕森斯太太那里借来的、写给小孩子看的历史课本，将其中的一段话抄在了日记本上。
在伟大的革命开始前，伦敦并不是今天人们看到的这般美丽。那时的它是个黑暗、肮脏、充满痛苦的地方，很少有人能吃饱肚子，成千上万的穷人没有鞋子，居无定所。那些孩子年纪还没有你们大，就不得不去为残暴的老板干活，他们一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动作稍慢就会遭到鞭打，还只能就着白水吃已经不新鲜的面包皮。
但就是在这样贫苦的大环境下，却还能看到一些高大华丽的房子，它们都属于有钱人，这些人被称作资本家，拥有数十位仆人。他们个个肥胖丑陋，面容凶狠，参见下页插图。他们穿着黑色的礼服大衣，戴着像烟囱一样的高帽。这就是他们的制服，其他任何人都不允许穿。
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是资本家的，所有其他人都是他们的奴隶。他们拥有一切土地、一切房屋、一切工厂、一切金钱。谁不听他们的话，谁就会被抓入大牢，或者被剥夺工作，活活饿死。普通人和资本家说话，要鞠躬行礼，摘下帽子，称他们“先生”，资本家的首领被称作“国王”，而且——
剩下的内容他都清楚。接下来，会提到穿细麻布法衣的主教，提到穿貂皮法袍的法官，提到脚镣手铐、踏车之刑，提到鞭笞、市长的宴会、亲吻教皇脚尖以及拉丁文里的“初夜权”。也许小孩子的课本里不会有这个。所谓“初夜权”就是依照法律规定，资本家有权和其工厂中的女人睡觉。
你要如何判定其中的哪些是谎言呢？现在，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比革命前好了，这可能确是事实。唯一相反的证据来自于你骨子里的无声抗议，这是一种本能，你觉得你无法忍受当下的生活，认为之前的情况一定有所不同。他突然觉得，现代生活真正的特点并不在于它的残酷和缺乏安全感，而在于它的空洞、晦暗和了无生趣。看看现实中的生活，它和电屏中没完没了的谎言毫无共同之处，和党宣称的理想目标也毫无共同之处。哪怕对党员来说，生活也是中性的多，政治性的少，比如努力完成日常事务，在地铁里抢占座位，缝补破袜子，向别人要一片糖精，节省一个烟头……而党的理想却大而可怕，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满世界都是钢筋水泥、大型机器和骇人的武器，到处都是勇猛的战士和狂热的信徒。大家团结一心，齐步前进，所有人都思想一致，所有人都喊着相同的口号，所有人都不知休息地工作着，战斗着，不停地打胜仗，不停地迫害他人——三亿人的脸都一模一样。但现实中的世界，却是城市破败，民皆饥色，人们饿着肚子穿着破鞋住着19世纪建造的几经修补的破房子，房子里还满是煮白菜和厕所的臭味。他好像看到了伦敦，那里庞大破败，有上百万垃圾桶，皱纹满面、头发稀疏的帕森斯太太也在其中，她对堵塞的水管束手无策。
他又伸手去挠他的脚脖子。电屏日以继夜地往人们的耳朵里塞统计数字，以证明今天的人们有更多的食物、更好的衣物、更结实的房子、更美妙的娱乐活动——人们比五十年前更长寿、更高大、更健壮、更快乐、更聪明，劳动的时间更少，受教育的程度更高。而这其中没有一个词能被证明、被推翻。比如，党说今天在成年群众中，识字的占40%，在革命前这个数字只有15%。党说，今天婴儿的死亡率只有160‰，在革命前这个数字高达300‰，就好比包含着两个未知数的等式。历史书上的每个数字，包括那些人们确信无疑的事情，都完全有可能出自虚构。就他所知，可能从来没有“初夜权”这样的法律，从来没有资本家那样的人，从来没有高礼帽那样的服饰。
一切都隐遁到迷雾里。过去被清除，清除的行为本身也被遗忘，谎言成为真理。他有生以来只有一次掌握了伪造历史的确凿证据，就在那件事发生之后，这点非常重要。证据在他的手指间停留了三十秒钟之久。1973年，一定是在1973年，无论怎样，它发生在他和凯瑟琳分居的时候。但真正的关键时刻，却比这还要早七八年。
这件事要从六十年代中期说起，即彻底消灭革命元老的大清洗时期。截至1970年，除老大哥外，其他人都被清除掉了。他们都被当做叛徒、反革命被揭发。高德斯坦因逃走了，藏了起来，没人知道他跑到了哪里；剩下的有一小部分失踪了，大部分在规模宏大的公审大会上坦陈罪行，遭到处决。最后活下来的人中有三个人值得一提，他们是琼斯、阿朗森和鲁瑟夫。他们在1965年被捕，像往常一样消失了一两年，生死未卜，之后又被突然带了出来，并按照惯例供认罪行。他们承认通敌（当时的敌人就是欧亚国），承认盗用公款，承认密谋杀害党的领导并在革命发生前就反对老大哥的领导。他们还称自己导演的破坏活动造成了成百上千人的死亡。不过在坦白了这些罪行后，他们得到了宽大处理，不仅恢复了党籍，还收获了听上去很重要实际很悠闲的职位。他们都在《泰晤士报》上写了长长的检讨书，检讨自己堕落的原因并保证改过自新。
温斯顿曾在栗树咖啡馆见到过他们三个，那是在他们获释后不久。他记得他观察他们，又吃惊又害怕。他们比他年长得多，来自旧世界，是党建立之初那段英雄岁月留下的最后几个大人物。他们身上隐隐地散发着地下斗争和内战时期的风采。尽管事实和年代已经面目模糊，他仍有一种感觉，在知道老大哥前，他就知道他们了。他们是罪犯，是敌人，是不能接触的人，同时可以肯定不出一两年他们就会死掉。落在思想警察手里的，没有一个能逃过这样的结局。他们只是等着进坟墓的行尸走肉罢了。
他们周围的位子是空的，靠近他们很不明智。他们安静地坐在桌子旁，对着店里特制的丁香味杜松子酒。三人之中，鲁瑟夫给温斯顿的印象最深。他曾是远近闻名的漫画家，他的讽刺漫画在革命前和革命中都给了人们很大鼓舞，即便在今天，每隔一段时间，《泰晤士报》上就会刊登他的漫画，不过那些漫画只是他早期风格的模仿，既缺乏活力又没有说服力，还总是同一个老主题：贫民窟、饥饿的孩子、巷战、戴着高帽的资本家——甚至在巷战里，资本家也戴着高高的礼帽——他徒劳地尝试重现往日风采。他灰色的头发泛着油光，脸皮松弛，布满伤疤，嘴唇则厚得像黑人。从他高大的身材可以看出，他曾经一定健壮无比，但现在垮下来，发起胀，似乎会向各个方向散开。他就像一座即将倒塌的大山，就要在你的眼前破碎。
当时正值下午三点，人不多。温斯顿已经忘记自己去咖啡馆的理由。咖啡馆里几乎没有客人，电屏上播着轻柔的音乐。那三个人一动不动地坐在角落里，不发一言。服务生主动拿来杜松子酒。就在他们隔壁的桌子上有个棋盘，棋子已经码好，他们也没有去玩。大约一分半钟后，电屏里的音乐突然改变，变成难以形容的、刺耳响亮的歌曲，那声音带着几分嘲讽，温斯顿在心底称之为“黄色警报”，电屏里唱道：
在栗子树的绿茵下，
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他们躺在那儿，我们躺在这儿，
就在栗子树的绿荫下。
三个人听了，依然一动不动。温斯顿看了看鲁瑟夫那张已经毁掉的脸，发现他的眼睛里溢满泪水。他第一次注意到阿朗森和鲁瑟夫的鼻梁都断了，这让他胆战心惊，虽然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胆战心惊。
这之后不久，三人又被抓走，说他们在被释放后依然从事阴谋活动。而在第二次受审时，他们不只重新交代了之前所有旧的罪行，还供认了一些新的罪行。这次，他们遭到了处决，他们的结局被写入党史以儆效尤。差不多五年后，即1973年，温斯顿从桌上那一大摞由气力输送管递出的文件中发现了一小片报纸。那显然是不小心夹在中间，忘掉拿走的。他将它打开，登时就意识到它意义重大。那是从十年前的某期《泰晤士报》上撕下来的，是报纸的上半页，注着日期。而在这片报纸上有一张在纽约举行的党大会的照片，照片上位于中间的正是琼斯、阿朗森和鲁瑟夫。一点没错，照片下的说明里还有他们的名字。
问题是，在两次的审判中，三人招认，那一天他们全部都在欧亚国，正要从加拿大的某个秘密机场往西伯利亚的一处接头地点，与欧亚国总参谋部的人进行会面，将非常重要的军事机密透露给他们。温斯顿对那个日期印象极深，因为那天刚好是仲夏日，但是，在别的什么地方一定也有关于这件事的记录。所以只有一个可能：那些供词是谎言。
当然，这样的事情并不新鲜，就算在当时，温斯顿也不认为那些在大清洗中被清除掉的人真的犯了指控的罪行。但这张报纸却是确凿的证据，是被抹杀了的过去的一个碎片。就好像一枚骨化石突然出现在它不该出现的地层里，致使地质学的某个理论被推翻。假使有办法将它公诸于世，让所有人都知道它的意义，就能让党灰飞烟灭。
